元、明时期中国儒学教育建筑的特点是庙、学合一。元代中国各地方的官学，一般建于城内，建于城外者偶尔为之，其形制为国子学之缩影，均由庙、学两部分组成。学的部分最常见的是以明伦堂居中，兼作讲堂，或者在明伦堂后再设讲堂，两侧翼或后配置若干斋。明伦堂后有的建藏书阁（或称尊经阁、文昌阁），作为建筑布局上的收束。朝鲜乡校的布局则较之简化，只设明伦堂、东西斋，规模大者也建有藏书阁（朝鲜一般称尊经阁）。
在庙、学关系上，元代官学除左庙右学外，前庙后学也比较常见。而朝鲜半岛早期的乡校如高丽末期的宁海乡校，一栋建筑内同时容纳有供奉孔子像的祠堂和讲学用的讲堂，即所谓的“庙学同宫”形式，但因其“无礼”，这种原始的形式很快被废止，各空间得以独立设置。朝鲜初期的乡校类型则分为“前庙后学”或者“前学后庙”两种形式。前庙后学是比较早期的形式，在伦理关系中，前当然比后重要，因此将庙配置于前是比较直接的反应。《朝鲜世宗实录》卷148，地理志·京畿条云：“各道州府郡县，皆置文庙，谓之乡校。”即，乡校在担负起教育地方民众之前，首先是以“文庙”的形式存在着的。但是，随着儒学的发展，一方面讲学空间逐渐得到更多的重视；另方面也因为乡校选址多在山地地形，若依旧坚持“前庙后学”，则纵然“庙”位于“学”之前（南），但地势却比“学”要低，于伦理不合，所以，“前学后庙”的布局方式便逐渐成为最普遍的形式。
2.堂、斋关系
在堂、斋关系上，朝鲜乡校既有前堂后斋的方式，也有前斋后堂方式，这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是地区的差异。如庆尚道地区主要是前斋后堂，而全罗道地区几乎是前堂后斋，其他地方则比较不统一，因地形、学派的不同而由各校自行决定。
明伦堂为实践孔子教学思想的空间，居于讲学空间之核心，面南而立，其前方或后方庭院的东西两侧分列东、西两斋作为儒生起居和学习之所，与文庙的空间概念相同。由于明伦堂也作为教师的住处，因此一般东、西两侧设有温突房，中央为凉厅，其规模根据当地政府的财力而定，7间至5间不等。朝鲜后期，乡校衰落，明伦堂只具象征意义，因此规模大为缩减。一般而言，明伦堂为面阔5间，进深2间的单檐歇山或悬山建筑。东、西斋为儒生起居与研修学问的场所，根据学生的定额确定其规模。对此，朝鲜时期的《经国大典》有明确的规定。明代对各级官学斋室的数量多寡有定制：国子监6斋，一般府学4斋，州学3斋，县学2斋。而朝鲜时期的乡校，无论其行政等级一般都只设2斋。
初期乡校之一如江陵乡校，其特点是东、西斋配置在明伦堂之北而不是后世的之南；庙、学之间以回廊分隔而不是后世的围墙；东庑、西庑间以回廊连接且延伸到大成殿两侧而非如后世两庑在大成殿之前，这说明乡校建筑的形制在当时还未定型。
罗州乡校则是朝鲜初期前庙后学形式的乡校的代表，主要轴线南北向，以最南侧的外三门作为空间序列的开端，经内三门进入祭祀空间，祭祀空间以围墙围合，从其东北角的角门进入北部的讲学空间。讲学空间的正门在罗州乡校是朝鲜初期规模较大的乡校之一，因此明伦堂的规模较进深3间（7.44m），采用翼工形式，，两端的屋顶作歇山顶。大成殿规模东侧，明伦堂前设有月台大，由中间建筑和两翼构成。中间建筑面阔3间（10.95m），悬山屋顶。两翼建筑各面阔3间（9.27m），进深2间（6.3m）也较大，面阔5间（14.77m），进深4间（10.73m），其内供奉孔子和中国八贤、朝鲜十八贤的位牌。
3.乡校建筑特点
儒学不崇尚甚至蔑视华丽和奢侈，朝鲜儒学对这一精神更为重视，因此乡校建筑，体现出一种节制的、内敛的、单纯的构造和装饰美，表现出与寺刹、宫殿建筑不同的精神风貌。乡校各建筑的规模往往不求大，装饰不求精，只是在大成殿稍饰油漆彩画，以示对先贤的尊敬。又因为儒学不是宗教，因此也不注重追求装饰上的象征性，斗拱也普遍采用最简单的翼工形式，与同时期的佛教寺刹繁复的多包式样和华丽彩画是完全不同的审美追求。另一方面，大多数的乡校建筑是在朝鲜初期到世宗朝的短短五十余年间迅速在全国各地建设起来的，因此也不可能追求宏大的规模和华丽的装饰。在建筑构造上，东、西庑一般不过3架，而大成殿一般5架，以示尊贵。大成殿用圆柱，其他用方柱。大成殿的脊檩下使用台工支撑，而其余建筑则使用童子柱（朝鲜建筑视此为建筑等级区别之一）；乡校内仅大成殿使用斗拱，其余建筑一般不用。类似的建筑等级差别也体现在讲学空间中明伦堂与东西斋的关系上。从总体上看，大成殿与明伦堂同样体现了层级性，这些等级差别通过台阶的高度与材料、构架的规模和形态、屋顶的形式、柱础的雕刻程度等表现出来。
7.2朝鲜时期的书院
朝鲜半岛的儒学教育系统，与中国相一致，主要由官学（成均馆、乡校）及书院构成。在朝鲜王朝的历史中，为数众多的书院无论在教育还是在社会、政治、风俗、国民思想等方面均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朝鲜王朝的历史意义甚至比作为官学的成均馆和乡校重要得多。可以说，朝鲜书院的发生、发展和衰亡与其国家的盛衰实有莫大的关联。
7.2.1朝鲜半岛书院发展的背景
7.2.1.1儒学的兴盛
高丽王朝是一个以武人为主建立的政权，重武崇佛，而高丽武将出身的李成桂取代高丽、建立朝鲜后，类似于宋太祖之建宋，为了防止武将夺权的历史重演，极力消减武人势力而大力提升以儒为本的士大夫阶层的地位。此外，与高丽时代的门阀政治不同，朝鲜时期的庶民百姓也可以通过科举入仕，获得参与国政的资格，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样的时代背景激起了举国上下学习儒家经典的狂热，儒学也成为了朝鲜朝建国的根本、统治阶层的立身之源和生活理念。
高丽末期，程朱理学即已传入朝鲜半岛，经朝鲜学者的消化和吸收后逐渐本土化，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性理学，即所谓的新儒学，在朝鲜时代的儒学中是具有压倒性地位的学说。性理学是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万物形而上的“理”和形而下的“气”的把握，以及对“物性”的分析和对“物形”的理解等。对政治、社会而言，就是对人际关系的整顿和规范，讲求君臣父子夫妇间的纲常、人伦，特别是忠、孝、礼、仁、信等士大夫道德体系。以性理学为生活指导原则的士大夫们以“修己”和“治人”为己任，“修己”是自身的人格修养和学问的积累，治人则是以治理国家为目的。士大夫在全国各地修身治学，培养弟子，弘扬教化的基地就是书院。在这样的时代大环境中，书院作为传授性理学的中心，就在朝鲜广泛地兴盛起来。
7.2.1.2中国书院的东传
朝鲜的书院无论在起源还是制度上，都和中国的书院有着极深的渊源，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书院东传的直接结果。韩国学界公认的朝鲜书院肇始之作一白云洞书院（后改名为绍修书院），连名称都是仿自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朝鲜《世宗实录》，世宗二十一年（1439年，明正统四年）九月甲申条就曾提到，朝鲜书院的典章制度皆依朱熹所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为蓝本。甚至有些书院（如绍修书院、陶山书院、默溪书院、华阳书院等）在选择地址时，也曾刻意寻找与朱熹“武夷九曲”中的白鹿洞书院地形相似的地段。
不唯建筑的形制，连朝鲜书院兴衰的过程，也与元、明书院的发展有着相似的轨迹。元代针对宋朝遗民不愿入官学的情况，放宽民间办学限制，书院得以发展，尤其在原南宋版图之内的江、浙、赣一带，书院盛行。明代初期的约百余年间，国家重视办学，官学因而大盛，书院因此沉寂。
而明中叶以来，因国子监生不能直接入仕，加之科举腐败，心学兴起，书院渐渐复兴，致嘉靖时发展到最盛，甚至干涉国政。而明代中后期，书院逐渐取代官学地位，逐步走上了官学化和科举化的道路，书院逐渐失去原有的生命力终致衰落。朝鲜书院的发展几乎与元、明书院的发展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详见下文）。
7.2.1.3朝鲜官学的衰落
朝鲜书院的出现，是在中国的书院影响下，以及在朝鲜当时政治、社会条件下士大夫阶层势力的增长和向乡村渗透的结果；其盛行则与朝鲜官学一乡校的衰落有着直接的关系。乡校在朝鲜建国初期曾得到朝廷的大力扶持；但朝鲜中期以后，因朝廷财政困难，对各地官学的支持越来越弱；不少学官亦进一步官僚化，追名逐利而对儒学研究和教导毫不关心。更因政治腐败，许多不学无术之徒也混迹官学之中尸居其位，使教育质量每况日下，乡校的社会名声急剧恶化，甚至出现了大批儒生拒绝到乡校中求学的状况。
朝鲜官学衰落的另一个特殊的原因，是世祖执政以后大力排挤当初反对自己即位的士大夫，重拾佛教信仰，造成儒林失势，集贤殿被毁，成均馆、四部学堂也被荒废。官学既已衰落，其作为儒学教育和发展中心的功能，就被书院取代。世宗之后的中宗、明宗等虽然努力整顿官学，然而大势已难挽回，反而是以大儒、名师为中心的书院势力逐渐兴盛，甚至成为左右国家政治的势力。在地方上，书院更是取代乡校，享有极高的道德权威。在这样的情况下，朝廷干脆转而提倡私学，既能减轻国家负担，又能实现儒学对社会的教化，这样真正有学问的儒士所设立的书院就逐步代替了官学，担负起对全国儒生进行教育的责任。
7.2.1.4政治斗争的复杂化
书院是朝鲜半岛最晚发展起来的儒学建筑类型，比起乡校、家庙、旌闾等要晚近一个半世纪，约始兴于16世纪，而这一时期正是朝鲜社会大动荡和大变化的时期。与明代中期书院大盛的背景类似，书院在朝鲜的出现和普及，与当时日趋激烈的朋党政治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激烈的官场派系争斗中，儒士出身的官员需要以书院所形成和积聚的势力为依托，根据政治观点和学派组合成政治集团参与斗争。另一方面，在经受燕山君时开始日趋激烈的士祸·、党争之害以后，许多儒学者厌倦卷入政治纷争，因此归隐乡里，修学传道，对书院的设立之风，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书院，与乡校在功能上最大的区别就是：乡校培养的是国家统治需要的官僚，而书院培养的则是儒学高级人才，如李混设立的陶山书院，其门下名儒辈出，有高峰奇大升、鹤峰金诚一、西厓柳成龙、寒冈郑述、月川赵穆等。与中国的情况相同，书院作为民间教育机构，兼具讲学、藏书、奉祀功能，常常是地域性的学术中心，以学术传播为要务，科举次之。从性质上区分，书院为私学，由儒士设立；而乡校为官学，由政府主持。因此，书院的“格”由主持书院的儒士决定。书院内除统一供奉孔子的牌位外，由院主自行根据自己的学派或学术观点选择其他奉祀的对象，讲堂的悬额名称也自行决定，不再是统一的“明伦堂”。
总结以上，朝鲜书院的出现和盛行是中国书院的兴盛并东传、朝鲜儒学自身的发展、政治形势的变化导致士大夫势力扩张、官学消退、道学政治的确立等多种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因素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7.2.2朝鲜书院发展简史
“书院”二字连用，在朝鲜半岛最早始于统一新罗末期。《三国史记》卷四十六，崔致远传载：“崔彦为年十八，入唐游学……四十二回国，为执事侍郎瑞书院学士。”但是，这里提及的“瑞书院”，只是掌管国家文书的机关，并无后世书院的涵义。高丽成宗九年（990），朝廷设“修书院”于西京，“令诸生抄诗书史籍而藏之”，这时的书院，与唐代长安、洛阳所设的集贤书院、丽正书院等类似，还不担负讲授学问的功能，只是整理收藏图书典籍的机构。到高丽后期，受元代书院盛行之风的影响，朝鲜半岛上也开始有了书院的出现。当然，朝鲜半岛书院真正的意义上的发展，还是在朝鲜时期。
朝鲜时期书院形式的确立和变化过程，与书院的主人一儒士们的认识以及社会状况的变化息息相关。根据各阶段的发展特点，朝鲜书院的发展大概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时期：初创期（藏修为主的时期，15世纪中叶一16世纪中叶）；繁盛期（奉祀为主的时期，16世纪中叶一17世纪中叶）；泛滥期（17世纪中叶一18世纪中叶）、衰落期（18世纪中叶一朝鲜国亡）。
7.2.2.1初创期（15世纪中叶~16世纪中叶）
朝鲜世宗元年至明宗末年（1419一1567）的约百五十年间，可看做是朝鲜书院的初创期。若再进一步细分，朝鲜书院的初创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中宗元年（1506）以前为第一阶段，中宗元年至明宗末年（1567）是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的书院模式被初步引入朝鲜半岛，当时的朝鲜儒学者突出地继承了其祭祀功能，而以讲学功能为辅。其时书院的概念也和后世“庙学合一”的书院颇有不同。而且，书院数量较少，也没有多少社会影响力。朝鲜世宗元年（1419年，明永乐十七年），朝廷颁布命令“其有儒士私置书院、教诲生徒者，启闻褒赏”，可见此时的书院，已经开始担负教学的功能，但还未得到普及，需要朝廷加以鼓励推广。1439年，世宗颁布学令，基本内容和朱熹所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相类，说明世宗时中国的书院制度已经成体系地介绍到朝鲜并加以实践了。但是直到朝鲜明宗五年（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理学大师李混上书时仍称“……惟我东国，迪教之方，一遵华制……而独书院之设，前未有闻，此乃吾东方一大欠典也”。虽然不排除这道上书有为求得朝廷赐额而夸大其词的成分，但当时书院数量寥寥的情况也可由此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