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圈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取得了伟大成就的文化圈。在相似的思想文化基础上，中国文化圈内的各组成部分在相互接触、交流和影响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而最终在广阔的地域上形成一个比较有共性的文化整体，这一文化整体前后延续不断地发展了数千年。但是，虽然古代的中国以强势文化将其在某种程度上统一起来，但各组成部分因为地缘、自然条件、政治形势、社会组织、经济发展、历史机遇的不同而产生了各自的特点和内涵，在一系列共同的选择和取向之中，又呈现出不同的表象，成为非常丰富和复杂的系统。
本书上篇的讨论和分析表明：朝鲜半岛的古代建筑文化，其性质是中国中心建筑文化在朝鲜半岛上的一种区域性表现，这种区域性文化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有带普遍性的因素，如当地的气候、地理、材料等自然的影响作用；民族的风俗习惯、信仰、审美传统等人文的影响因素；也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如对华政治关系的变迁等。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将有助于加深对其文化现象的理解，总结出建筑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从而对思考我们今日和将来所要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些历史的经验。
有鉴于此，本书下篇尝试对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一些初步的讨论。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的发展形成过程中，自然地理、地缘条件、政治变迁、佛教的传入、儒学的兴盛和道家思想、风水学说等均起过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下，塑造出了不同历史阶段朝鲜半岛建筑文化的不同特征。在这些因素中，自然条件和地缘是先天的条件；对华政治关系是决定性因素；佛教是其建筑文化发展的契机和建筑文化的主要内容；儒学、道家思想则深刻地影响了其意识结构和建筑制度，丰富了其建筑内容；风水学说则在操作层面对其建筑文化产生了影响。当然，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发展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绝不止此，限于时间和精力，本书只能对其中最主要和最显著的因素进行一些初步的讨论。
同时，必须说明的是，因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尽管本书讨论的要素无疑均在朝鲜半岛建筑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本书无意说明这些因素和其最终物质化的形态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正如IrwinAtman所说，我们最好是去分析和解释建筑文化的形态反映了什么，而不是试图去阐明“正是×因素使其具有了特征”。
1地缘对朝鲜半岛建筑文化发展的影响
在古代的交通能力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局限之下，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建筑文化的发展，受地缘环境的影响很大。虽然中国建筑文化圈的形成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农业经济结构、长期稳定的封建统治、佛教的传入、儒学的发展等，然而在这些“上层因素”之下的基础，则是各自的自然地理环境。地理条件不但为建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和舞台，也施加了某种限制，成为塑造其文化性格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古代东亚的情况，简单而言，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地理隔离，对中国建筑文化的自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朝鲜半岛与大陆的地缘，则决定了其作为大陆文化之边缘文化的地位；至于孤悬海外的日本，其发展历程又是另外一番情形。因此，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朝鲜半岛建筑文化，有必要分析地缘对其发展所起到过的影响。
1.1地缘对中国建筑文化圈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的“李约瑟”问题，对其的回答必定是一个十分庞杂的、多角度的系统分析，而中国所处的地缘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却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以18世纪之前的华夏世界为例，就大体而言其北部界限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往北是文明不甚发达的草原乃至西伯利亚的荒原；西部的界限为高原和戈壁沙漠；西南部的界限为横断山脉；东部和东南部的界限则为无垠的太平洋。因此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地大物博”的中国其实也是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继而往东，朝鲜半岛亦在这一封闭地理单元之内。这种地理条件一方面使得中国在统一完成以后，文化便亘古独立、自律发展，形成中华文化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同时也赋予了其封闭和保守的特点。因为长期缺乏外来文化因素的刺激，使得中国文化发展的脚步越来越慢，少有新鲜的养分促成新的进步；另一方面这个封闭的地理单元也使得中国远离世界的其他文明，直到资本全球扩张时期方得以相互接触，可惜这时的“交流”，伴随的已是殖民扩张的坚船利炮。
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初期阶段，因这一封闭的单元内地形复杂、气候多样、资源丰富、经济类型多样，为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多元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早期的中国文化具有多个源头，这些多元文化因素的交流与碰撞，迅速孕育出了中华文明的硕果。古代的华夏世界范围虽然广阔，但在文化起源的早期，东北、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西南盆地等的原始文明各自发展最后归于融合。从历史的纵深来看，华夏世界统一的过程就伴随着成熟的过程，因为随着版图的扩大，更多的基因参与到文明的进程中来，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引用生物学理论作一类比，多元起源就是具有基因多样性，因此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和变革的速度更快，这也许是中华文明非常早熟的原因之一。在多元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黄河及长江流域以定居的小农经济构成主体，孕育出礼制法规齐备、讲求礼仪秩序的农耕文化，占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其他的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基本没有对这个稳定系统产生过变革性的影响和冲击；而西北的游牧民族虽然与农耕文化长期敌对，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却是互相补充的。
然而，促成了中华文明巨大成就的文化基因多样性，在宋元以后却逐渐丧失，中国封闭地理单元内的文化逐渐趋同。因为向东到大海、向北到游牧民族控制的欧亚草原、向西到西域的山脉和荒漠，向南到越南等地，已经是地理环境所限定的文化扩张极限，当扩张停止后，能参与到中华文明成长中的基因基本上都发挥了作用，失去了基因多样性的优势。纵观中国历史，可以说汉代之文化高峰，大体是由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结合所促成；汉以后的战乱将淮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岭南地区都纳入了中华文明的范围，这些地区相继汉化并在文明进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南北朝时期中原人口的大迁徙，进一步促进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在此基础上催生了唐代伟大的文明成就，而且这种成就中亦有西域的因素参与其中；宋代之文明成就，是在内部消化和提升并普及到天下的时代。而自宋以后，华夏世界所能吸收的新鲜血液越来越少，一则因可接触到的周边文化相对落后。二则因早熟后的文明，受其他文化冲击的影响就很小，犹如成人的思维和性格难被他人左右。佛教对中国，与对朝鲜、日本影响程度的差异可为例证。佛教传入时，中国的哲学、语言文字、建筑艺术与技术等都已臻成熟，因此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佛教的传入，对朝鲜半岛、日本的文化却有着革命性的作用。蒙元和满清对华夏世界的征服，并未作出多少文化上的贡献（落后文化征服先进文化，最后自己反而被同化）。三则因成熟的大陆文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和封建文化，使得本来有漫长海岸线的中国，从来就缺乏探索海洋的兴趣。地大物博的辽阔疆域，在农业社会条件下，有足够的资源支撑中国社会的发展。基于上述原因，虽然中国曾经拥有过建造强大因海上力量的能力（如明代郑和的船队，就算与晚一个世纪才出现的海上强国葡萄牙的舰队相比，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可惜这一惊世之举，却由于历史的必然而成为昙花一现）。中国历来没有向外扩张的欲望，而统治者们在边界上的主要考虑，是抵抗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的攻击。因此，自宋以后的文化高峰，其实质已与此前不同，仅是一种伟大的文化在历史轨道上的惯性使然，这种惯性的前进速度因缺乏内在的、而且不断更新的动力而越变越慢，最后被从海洋上入侵的敌人打断。文化革新能力的丧失，造成中国近代历史上诸多的悲剧。
中华文明的发展，在深层次上受到地缘的影响，朝鲜半岛和日本亦是如此。尤其是在分析朝鲜和日本文化发展历史的异同时，地缘更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传统的地缘政治学认为，全球或地区政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受地理条件的影响甚至制约，乃至可以根据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特点，分析和预测地区范围内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虽然国际学界对这样的观点正确与否争论不休，但从朝鲜半岛古代文化的发展来看，其进程确实受制于地缘，尤其是受与中国的地缘关系之影响巨大，以下仅作一粗浅的分析。
1.2朝鲜半岛与大陆的地缘及对其建筑文化的影响
由于中国建筑文化是自主发展而来，而且成熟甚早，因之外来文明的影响，主要是起锦上添花的作用。而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情况则不然，无论是在起源之初还是在各个发展阶段，其文化的表现皆是来自大陆的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外因与内因所起作用的消长，又与地缘政治的变动有关，因此大陆与朝鲜半岛、日本之间的地缘，虽非人为，但对后二者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朝鲜半岛文化展开的舞台，是亚洲大陆东北凸出的朝鲜半岛。朝鲜半岛从亚洲大陆向南延伸到日本九州，南北长约700km，北部较宽，中间最窄的部分只有近二百公里。半岛北部与中国大陆接壤，东邻日本海，西隔黄海与中国的山东及江浙闽地区、南隔海峡与日本九州相望。因此陆路和水路与中国的往来都比较方便，自其原始时代起就与大陆文化有了密切的联系，进而对日本的对马岛、九州、出云等地方的原始文化产生了影响。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朝鲜半岛处在连接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中间地带，因而同时具有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一些要素，这是朝鲜半岛在地缘上的有利之处。但是，正因为其处在大陆和日本列岛之间，整个古代朝鲜半岛都在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日本的觊觎下努力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而地缘决定了其始终是日本图谋大陆的必然跳板，经历了多次的战乱和灾祸，大量古代建筑被毁，给今天朝鲜半岛建筑史的分析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
大陆与朝鲜半岛之交通，有陆路和海道可以依赖。但在文化发展的早期，海上交通毕竟不如陆上来得快捷和方便，而陆上交通则受政治因素左右。因此总体来看，朝鲜半岛与大陆的文化边界（如果有的话），是孔径较大的筛状结构，在吸收大陆文化时虽非全无阻碍，但大体通畅。与之相比较，日本因大海相隔，与大陆的文化边界，可比做一种阀门，日本有主动控制的能力。构成朝鲜半岛这种筛状文化边界的主要自然成分，就是半岛北部的山脉和江河。半岛北部以图们江和鸭绿江与今日之俄罗斯与中国为界，这两江的流域以长白山为分水岭，图们江向东、鸭绿江向西流入大海。因长白山脉的存在，鸭绿江入海口一带的狭窄平原，就成为朝鲜半岛与大陆间的重要通道。在海上交通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先秦时期的文化，多通过这块平原进入朝鲜半岛。然而这一地带亦是战略要冲，大陆政权与高句丽、高丽、朝鲜的历次冲突，基本上在这一带展开。因为用于交通和作战的展开面很窄，很容易扼守（关于此点，参考隋唐征讨高句丽的艰苦，便可知一斑），所以半岛北部众多山脉的存在对朝鲜半岛的历史文化，包括建筑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使得朝鲜半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始终保持一种与大陆有距离的边缘状态。而日本与大陆在地缘上的隔离更为彻底，在文化选择上握有更大的自主权，因为在古代的科技条件下，海上力量尚不能起主导的作用。
因这种与大陆的边缘关系的影响，朝鲜半岛的建筑文化，总体表现为中国中心文化影响下的一种边缘文化，与中心文化既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有自身的区域性色彩。中国文化因辽阔的发展空间，深刻地影响着其文化性格，而且因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多在北方平原展开，因此作为建筑文化最高代表的官方建筑，其建筑形制、建设规模、建筑尺度，多以宏伟为追求；而日本则因地处海岛的缘故，专注于发展内省精练的建筑风格。作为朝鲜半岛文化基础之一的高句丽文化，因直接源自中原，带有相当浓厚的大陆北方雄健质朴的文化性格；而百济的文化则因其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南朝，其纤巧柔美更适合当时半岛经济、文化和资源的实际，因此统一新罗融合此两种文化后，虽然曾一度为盛唐的气象所吸引，偶尔出现过如庆州皇龙寺木塔那样的海东巨构，就迅速转变为高丽的清雅秀丽风格。朝鲜半岛的整个建筑发展史表明，其在精神世界中虽然力求与中国中心文化靠拢，而在物质现实中则处处受到限制，这种矛盾在城市规划、建筑制度、建筑的形式与技术等方面均有所体现；而所谓古代朝鲜半岛文化创新的诸方面，则多为对中国原型的简化和微缩而形成的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做法，这些特色可以理解为中心文化的一种边缘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