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时代开始之后，大陆与朝鲜半岛的交流出现了新的路线。在大陆与朝鲜半岛的交通史上，海上交通从此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每当中国分裂割据或者因朝鲜半岛上割据势力的阻隔，使得陆地交通中断的情况下，海上交通就成为唯一的交流方式。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科技的发展，海上交通的规模日益扩大，其作用日益重要，成为朝鲜半岛与中国沿海地区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在促进朝鲜半岛和日本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航海史中，与朝鲜半岛西海岸的航路，最迟至周代就已开辟。除去《山海经》等模糊不清、真伪夹杂的记载之夕卜，鬲形陶器在日本的分布可作为此点的考古学证据之一。鬲形陶器是中国特有的器形之一，最初见于龙山文化遗址，延续至春秋时期，其分布以中原为中心，但在北方和江南一带也都有所发现。除此以外的中国其他地方则罕见鬲形陶器的痕迹。但日本却出土有鬲形陶器，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日本本州岛北端的青森县和九州北部一带。地处本州岛北端的青森县，因地利之便，很早以来就是海上交通的重要通道，至少从日本绳文时期起就已展开了对中国的文化交流，鬲形陶器的发现便从考古学上证明当时的海上交通已经相当发达，为环日本海的史前文化交流提供了明确的证据。
根据对稻作技术传播路线的研究成果，可以简略地整理出大陆与朝鲜半岛在原始时期的海上交通路线。传统上认为，水稻传入日本的路线可能有三条，即一是从华南、华中经海路直接传入；二是经西南海路传入；三是由陆路（河北、辽宁）或海路（山东）到朝鲜半岛后，再从朝鲜半岛南部传入。其中从地理上看最合理的是第三条，即经由朝鲜半岛的路线。因在北九州地方出土的大陆系统磨制石器（有柄石剑和石簇、柱状片刃石斧）除朝鲜半岛外没有发现过；又从福冈县板付水田遗址中发现了印在“夜白式土器”（绳纹末期深钵形陶器）上的稻痕和炭化米；奈良县唐古遗址中也有炭化米发现。在绳纹晚期的遗址中还发现了打制和磨制的石刀，这种摘稻穗用的石刀在朝鲜和中国辽东半岛与华北都有出土。这样，我们可以推测，掌握水稻栽培技术的古人携带稻种和生产工具，从朝鲜半岛南部越过对马海峡，将稻耕作技术传到日本。不过最近学界一般倾向于“华中说”，即稻作技术是自长江下游经东海而传入朝鲜和日本，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0世纪前后，或许要更晚些。因而绳纹晚期稻作农耕的出现及弥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是由于海上交通而输入的，除稻米之外，石制和木制农具的种类、使用方法，都可以从长江下游的遗物里找到渊源。无论事实如何，朝鲜半岛在东亚文化交流史中所处的地位，却是无可疑义的。
1.4.2秦汉之际
战国中晚期，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时，两国国君派人出海追寻三仙山，促进了航海探海活动。根据一些航海史学者的推测，这些船队很可能到达过今日朝鲜半岛南部或日本，朝鲜半岛南部出土的众多具有中国战国时代文物特色的铜剑、铜铎等器物可作佐证，说明战国时期中朝海上航线已经初步形成，两国经济、文化交流业已开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是开始了大规模航海求仙活动，其规模远大于齐、燕诸侯国的船队，影响力和航海范围也非齐、燕所能比拟。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既有方士卢生、石生、侯公等出海求仙不成，空手而归；更有韩终、徐福船队之“去不归”和“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的记载。当代中、日学者多认为，徐福船队由琅琊港启航，循山东半岛北上至之罘，沿庙岛群岛和长山列岛北航至辽东半岛，再循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抵达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列岛。徐福船队的活动，进一步开拓了大陆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经济、文化、人员交流路线。除了徐福船队外，韩终的船队也值得注意。史载韩终“去不归”，而韩终所及之处在汉代即被认定为朝鲜半岛上的三韩之地。三国时魏将毋丘俭征辽东公孙渊，有友人致其书云：“为有韩终药，归来馈一丸”，说明汉时之人认为韩终是到了朝鲜半岛。鉴于朝鲜半岛北部为汉四郡之地，那么韩终所去之地当为半岛中南部地区，或即《史记》中所记载的“秦韩”之地。而对朝鲜半岛南部伽耶文化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在没有旧石器、新石器遗址的伽耶地区，却突然出现了发达的铁器文明并最终融入到百济、新罗的文化中，说明此地曾直接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而这种外来文化，应该是得自大陆泛海东去的“秦人”。
秦汉之际，中国的航海技术已比较发达，完全可以乘大船从海路沿朝鲜半岛近海到达北九州，与此同时，北九州岛上的倭人，也已能够造出沿近海航行的船只，到达朝鲜半岛甚至更远些的地方。因此，北九州在日本诸岛中和中国接触最早，接受中国文化也最早，文化发展比较快，使得北九州不仅是日本列岛上的倭人们接受中国文化的门户，同时也是日本列岛中最早形成政权的地区。通过与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交往，大致在秦汉之际，日本群岛上的倭人开始从“绳纹”时期向“弥生”时期过渡，大约到中国的晋代时，“弥生”文化便在日本列岛占据了统治地位。
汉武帝时期对卫满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出动海陆两路大军，一路由辽东陆路进攻，一路以楼船将军杨仆率军从今东莱（山东莱州）渡海直取王俭城（今平壤），灭卫满朝鲜，置乐浪等四郡。此后，凡与朝鲜半岛及辽东的海上交通，基本上都是由今山东之莱州等港口出海。至于东汉年间汉王朝与倭国的海上航线，也自今山东诸港启航，经辽东半岛，沿朝鲜半岛南下，穿越对马海峡而至日本列岛。可以说，中国文化在东亚的传播，相当部分是由海路传至朝鲜半岛，再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汉四郡设置之前，中日往来不便，甚至东方各国的使节往来，也时常受阻。四郡设立之后，打通了汉朝与东方各国间的通路，倭人和汉人之间的交往不再受阻。范晔在《后汉书》东夷传中写道：“武帝灭之（指卫氏朝鲜），于是东夷始通上京”，表明当时的倭人大约都通过朝鲜半岛上的汉置郡县实现联络、办事以及停留。中国的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就通过这条要道传入日本群岛。尽管文字记录很少，但是沿着这条道路发掘出来的地下文物是很丰富的。这些丰富的出土文物，都是中、朝、日古代交往关系的历史见证：汉船从乐浪出发，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到今天朝鲜半岛庆尚南道的金海市中转，再到日本的山阴、北陆等地。这条航路在历史上被称为“日本海环流路”。朝鲜半岛伽耶（金海）的文化因此也曾得到过较大的发展。
1.4.3两晋南北朝时期
西晋末年爆发了“八王之乱”，匈奴等少数民族灭亡西晋，西晋在朝鲜半岛的郡县分别为高句丽和百济占据，新罗则吞并了辰韩。高句丽与北朝对峙，陆上往来几乎中断，因此海上交通扮演起了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文化来往的重要角色。至南北朝时，朝鲜半岛与大陆特别是南朝的海上交通更为频繁。国势较强的高句丽、百济直接与南朝通航，而国势较弱的新罗则依附百济船队入贡。百济与中国的交流路线大体有二：一是通过高句丽势力范围的陆路，这种方式因百济与高句丽的敌对关系而变得十分困难；再者就是海上交通，而海上交通主要采用东南海道，这条海道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经大黑山岛，渡海到达中国南朝宋、齐、梁、陈的都城一建康。因此，百济的文化和日本的飞鸟文化，都染上了浓厚的南朝文化色彩。
1.4.4隋唐时期
统一新罗时期，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间的来往空前活跃，而且主要是通过海道进行。一则其时在统一新罗与唐之间的陆路上横亘着渤海国；二则陆路艰辛，难以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因此唐与新罗的贸易往来大都是通过海运进行的。《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记载，唐对外交通有七条大道，其中“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这两条道路均可通达新罗。陆路由营州、安东都护府至平壤，最后到达新罗首都庆州；海路则由登州入海至大同江或汉江口或临津江口之长口镇（穴口镇）。海上交通其实远不止登州一道，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指出唐与新罗的海上通道共有五条。该书卷一云：“按旧例，自明州进发之船，吹着新罗境。又从扬子江进发之船，又着新罗”，从明州或扬子江这两个地域出海的船经黑山岛可至今韩国全罗南道的灵岩。同书又云：“登州牟平县唐阳陶村之南边，去县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从此东有新罗国。得好风两三日得到新罗”，这是最为便捷的道路。此外，该书卷四还提到从楚州山阳县和海州也可入海达新罗。而由新罗至唐则可从新罗汉江口的长口镇或南阳湾的唐恩浦启航到山东半岛，也可从灵岩附近经黑山岛至唐定海县或明州。
新罗与唐朝之间海路交通的主要启航港和登陆地仍然是山东之登州、莱州、密州等港口，另外有楚州（今江苏境内）等港口。当时，因新罗船只和人员来唐极多，唐朝特地在山东沿海和江苏北境沿海设新罗坊，聚居众多的新罗侨民和商人。
1.4.5宋元明清时期
北宋建立后，高丽与北宋建立朝贡关系。由于陆路为契丹阻隔，两国的交流基本上依靠海上船队来完成。宋代的造船水平、航海技术甚为发达，特别是指南针的发明，使船队航行的安全系数大增，航线距离缩短，航运时间大减，因此，贸易来往更加频繁。此时，两国贸易口岸主要有密州、海州、明州（宁波）等，尤以密州最为重要。宋朝因与辽对峙，下令莱、登二港封闭港口，禁止通商。如此，地处黄海的密州（今山东诸城）板桥镇港应运而生，崛起为山东和北方的第一大港、宋朝与高丽的主要贸易港口。高丽与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员往来频繁，大量高丽人到密州等地侨居、经商。宋廷在密州、海州等地建立了专供高丽人居住的高丽馆。北宋灭亡后，山东地区为宋金争战之地，对高丽的海上交通几乎完全断绝，加之航海科技发达，船只可横渡黄海直达明州等江南港口。因此，高丽与南宋的海上航线已主要在黄海南线，其主要港口亦为明州、杭州、越州等港口，以顺利进出南宋首都临安，故而高丽时期的建筑文化，受中国江浙、福建一带的影响甚多。元朝都于大都，直接统治高丽，陆上驿路交通发达，故少见高丽与山东海上交通的记载，元代的某些建筑文化因素，如喇嘛教的佛塔等，通过陆路传入了朝鲜半岛。明朝屡遭倭寇侵扰，实行海禁，严重地束缚了对外贸易交流。清朝禁海最严，三次实施迁民入内地的“迁海”政策，使北起山东，南至珠江三角洲的沿海地区“滨海数千里，无复人烟”。后期又实行“闭关”政策，亦使海上交通遭到严重影响。至此，朝鲜半岛与大陆的文化交流，基本通过陆路进行，而且因民间往来的削弱，使得中国建筑对朝鲜时期建筑文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上层建筑之中。
1.5小结
古代中国与其他古代文明中心，比如希腊世界的地理结构有着很大的差异。中华文明与海洋的关系不大，在古代陆路交通比海洋交通更为便利的情况下，大片连续的陆地方便并促进了政治和文化的统一进程，而这种统一具有较强的持久性。中国古代的历史中，政治文化中心均在内陆，因此中国的建筑文化，带有很强的大陆性格。
作为中国文化圈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朝鲜半岛的地缘则比较特殊，因为其虽然与连续成片的大陆接壤，但仅通过北部边界，而其余三面均为海洋所围绕，因此其建筑文化的发展，始终与作为中心文化的中国大陆有着一条模糊的界限，这种界限的存在，使得朝鲜半岛就算在成为大陆政权的藩属时也没有成为直接统辖的行政区域。作为对比，连续成片的大陆上曾存在过的各地方政权，先后都归于中央的直接管辖。对朝鲜半岛建筑文化而言，这条模糊界限的存在，在历史上并非成为其与大陆中心文化的藩篱进而使得朝鲜半岛的建筑文化自成系统，反而是在技术上导致了其建筑文化的边缘化，具体表现就是其发展的滞后性、保守性和不完整性。例如，当中国早已建造成熟的地面木结构建筑时，朝鲜半岛尚处在穴居时代；而中国已经广泛使用带补间铺作的建筑时，朝鲜半岛上仍在沿用所谓的“柱心包”系建筑，诸如此类（详见上篇的有关论述）。这种由于滞后、保守、不完整而带来的结果，在今天被朝鲜半岛学人看做是朝鲜半岛建筑文化区别于中国建筑文化的特征，甚至加以不切实际的发扬。然而究其实际，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这些“特征”可以理解为中心文化穿越这条地缘界限后的简化和变形。
同在中国文化圈中的日本，情形则有所不同。古代日本与中国文化间的界限，则因完全处在大海包围之中而更为明显一些。日本古代文化是在中国的孕育下成长起来的，带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和血缘关系；但因海洋界限的存在，使得其文化的真正底色，却充满了岛国色彩，这也导致日本对亚洲的态度非常暧昧，即对亚洲缺乏认同感，甚至在唐代其文明仍受中国哺育之时就向唐朝焊然开战，导致白村江之败。此后更有丰臣秀吉之乱、二战之祸等悲剧。时至当代，日本仍然难以正确定位自身与亚洲大陆之关系，仍是东亚和平之重大隐患。
传统上日本虽受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对外来的冲击往往是主动接受的，而且其社会结构与组织与中国或者朝鲜的相差甚大，外因虽然能改变其文化的表象，却不能左右其文化的结构。因此较之于朝鲜，日本建筑表现出与中国建筑更大的差别和更强烈的民族性格，以至于有西方学者将日本的古代建筑文化划分为另外一个系统。这种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差异，在日本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更为重要的影响，使得其近代发展道路与中国、朝鲜均不相同；这样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地缘的影响始终是不可忽略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