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化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社会思想意识、政治形态、生产方式、地理气候等。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中，这些因素对建筑文化所施加的影响各有强弱，对任何一种建筑文化均是如此。但是，就朝鲜半岛和日本建筑文化的发展历程而言，有一种特殊而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始终存在的，这就是与中国的政治关系。
中国建筑文化早熟，在其发展到相当高度时，周边地域的文化仍然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因此中国虽然先后接触过诸如西域、印度等外部文化，但这些外来的文化并不能左右中国自主发展的进程。而朝鲜半岛、日本的情况并非如此。中国的国力和文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几乎贯穿东亚封建社会的始终）领先于此二者，使它们成为先进文化的受体，而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的远近好坏，则对其接受文化的程度、方式、内容和过程、结果有着关键的影响。概言之，它们与中国政治关系的波动，会影响其建筑文化发展的过程。在宏观上表现为与中国关系密切时，其建筑文化中的中国因素成为显性，如高句丽的汉代和北魏因素、百济的南朝性格、统一新罗的唐风、高丽的中国南方因素、朝鲜王朝的明代风格等。而在中国对东亚政治秩序的控制力弱化时，比如东汉后的南北朝对峙、唐后的五代十国时期；或者当朝鲜半岛的政权与中国关系冷淡时，其建筑文化对中国的吸收则有所停滞，如高句丽初期、统一新罗末期、高丽初期和朝鲜后期等。日本的情况则与朝鲜半岛又有所不同，因远悬海外，中国的势力难以主动干涉（当然中国各朝政权也不曾试图干涉日本，唯蒙元曾尝试渡海东征，结果铩羽而归），而且日本自古代国家时期起，始终在尝试与中国争夺东亚政治秩序的主导权，因此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主动性，而且独立发展的意识更强，在建筑上的表现就是朝鲜半岛的建筑与中国的更为接近，而日本距此二者均相对较远。
鉴于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对朝鲜半岛、日本古代建筑发展进程的重大影响，有必要将东亚政治史变迁与其建筑发展各阶段表现出的特征联系起来考察。然而，此前的著述在进行朝鲜半岛建筑史的研究时，虽然一般会先简要叙述和分析当时的历史、社会背景，但一则往往囿于朝鲜自身的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而忽视对华政治关系对其文化的影响，二则中国或朝鲜、韩国的建筑史研究者多未涉及这一领域，而且朝鲜和韩国的学者则出于某些原因对这一方面常常避而不谈，三则历史学者、社会学者虽然对东亚的政治秩序研究颇深，但未能与建筑文化联系起来考察，因此至今未见专门而系统的论述。在本书中，笔者将对华政治关系变迁对朝鲜半岛建筑文化发展过程的影响，初步论述如下。
2.1相似的政治结构是东亚建筑文化圈形成的重要基础之一
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曾提出“东亚文化圈”的四大共同文化要素：即汉字、儒教、律令制、佛教。姑且不去探讨这种提法确实与否，但“律令制度”无疑是中国文化圈内各国的共同特点之一。特别是自隋唐以来，东亚的主要国家，如统一新罗、高丽、朝鲜和日本，均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政治秩序，这种政治秩序对建筑的影响虽然不如佛教那样物质化（如寺刹的出现），但却造就了东亚建筑文化深层次的同质性。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如都城制度，中国的长安、洛阳等的城市规划是律令制控制下形成的，这种律令制度下的城市秩序同样出现在新罗的庆州以及统一新罗时代的一些地方性城市中，并在高丽之开京、朝鲜之汉城，以及日本的藤原京、大津京（667—671）、平城京（710—784）、恭仁京（741—744）、紫香京·难波京（645—654）、长冈京（784—794）、平安京（794—？）等都城或者地方行政中心中得到曲折的反映。
相比于西方的封建社会，古代东亚各国的政治还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就是王权高度集中，而且始终高于神权。无论是中国历代，还是高句丽、百济、新罗、高丽，以及幕府建立之前的日本，均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中，王权是无限的，而且在长时期内得到维持。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以专制王权为上层结构、以律令制下的官僚体系为基础的管理系统，使得建筑文化的进步始终处在政治的强大引导之下，生产因素在推动建筑的变革方面并不像在欧洲那样显著。以城市建设为例，东亚古代的城市，与西方城市的涵义并不完全相同。千百年来，亚洲没有形成一些必要的社会环境，使得城市中数量最大的居民一一手工业者、商人以及市民能够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将其要求反映到城市的建设中去，只有在短暂的南宋时期（如临安）似乎是个例外。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对商业和手工业的钳制、儒学对经商行为的蔑视，这些观念和统治形式使得市民自治的城市在东方成为不可能。城市的形成和建设都是政权主导下的行为，它们以体现统治的伦理秩序为要务，以限定居民的活动为根本，以规范城市的生活为天职，在这样的条件下，城市不会以其他的形式出现。因此可以说，中国建筑文化圈中的城市形态里隐含着一种必然。在这样的政治秩序中，平民百姓被限定在一个系统之中，这个系统是被从软力量（意识形态）到硬件（规划形态）所控制的，排斥个人行为自由，控制建筑形式、规模等，形成了一种整体感和秩序感。直到10世纪末宋代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但随后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入主中原，迅速发现了这种秩序森严的城市形制对统治的有益之处，因此这种体制不但没有受到根本的削弱，反而在明清得以加强。朝鲜半岛亦是如此，日本在飞鸟、奈良、平安时代亦不例外。但此后日本的政治体系与中国及朝鲜渐行渐远，也许这是近代日本略遭挫折后却迅速发展，最终成为列强之一继而在上个世纪为祸甚烈，而中国、朝鲜半岛则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原因之一。
中国的原始文化虽然是多源起源，而且疆域辽阔、自然条件多变、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和生产方式也有变化，但是，自专制王权最初建立之日起，封建政权对建筑活动的绝对控制从未改变。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古代的建筑文化可分为两大部分：官方建筑和民间建筑，尽管它们之间曾有过互相影响，而且也有共通的基础，但是它们所追求的目标和所能动用的力量是不同的，因此其发展的脉络也不尽相同。以今日之视角研究建筑文化，其主要载体则为官方建筑。官方、民间建筑的分割，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古代建筑中更为明显，对其建筑文化的影响也更为重大，例如当统一新罗的统治者们建造巨大的寺刹、采用唐人的生活起居方式时，民间的半穴居仍大量存在；而为了适应寒冷的气候发展起来的温突，则一直在民间使用，直到高丽之时，封建秩序下城市形态的抽象体现政治秩序体系中，朝鲜半岛官方建筑的发展在长时期内为中国官方建筑所左右，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民族的传统往往是蕴藏在民间建筑中，而只有在中国对东亚的政治控制力削弱的时期，如东汉覆亡、五胡乱华之际，地方文化的倾向就有较大的抬头，而官方建筑却始终受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很深，表现出一种与中国更为紧密的联动性。
2.2汉郡的设立及其对朝鲜半岛建筑文化发展的影响
2.2.1汉四郡及乐浪、带万简史
据传周武王灭商之际，商王族之一的箕子率众进入朝鲜半岛北部，建立起箕氏朝鲜，后被卫氏朝鲜取代。卫氏朝鲜都于王俭城，其统治中心在今大同江中游一带。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汉朝灭亡卫氏朝鲜，在其辖地设置玄菟、乐浪、临屯、真番四郡，史称“汉四郡”，管辖范围包括今日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西北部；虽然后来各郡或合并或裁撤，郡治也有迁移变动，但远在高句丽政权出现前，汉朝就已开始对朝鲜半岛之一部实施行政管理是不争的事实。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废真番、临屯二郡，将玄菟郡西移。原卫氏朝鲜旧地，只有乐浪郡未动。乐浪郡郡治即设于王险城，并置官吏以管理所属各县。此时半岛南部主要为3个部落联盟集团控制，即马韩、辰韩、弁韩，史称三韩。公元205年时，为适应当地的发展，汉朝割据势力之一的公孙康在乐浪郡南部分设带方郡，并为魏、西晋所承继。西晋末年中原大乱，公元313年高句丽乘势攻灭乐浪、带方二郡。至此，汉以及其后各代中国王朝政权控制该地四百二十余年，在其地实行了和中原地区相同的统治方式。
中国汉代在朝鲜半岛上设立郡县，从内地派遣官吏进行治理，大量的中原人也移民到这里，汉郡与中原的商旅来往也很活跃，不断地带去了中原地区发达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促成了朝鲜半岛北部文化的飞跃性发展，形成“乐浪文化”。如果整理汉四郡设立前后当地的考古发掘成果，即可看出这一时期的跳跃式发展。这些跳跃式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地面住居的出现、筑城技术的进步、瓦/砖等建筑材料的使用、封土石室墓的引入等诸方面。
乐浪在朝鲜半岛北部所积淀的建筑文化，在高句丽登场之前就开始影响到半岛南部；后来则为高句丽所继承，并影响到百济、新罗乃至曰本，成为朝鲜半岛、日本建筑文化重要来源之一。
2.2.2乐浪文化对朝鲜半岛建筑文化的奠基意义
2.2.2.1汉四郡之前的朝鲜半岛建筑文化
在朝鲜半岛，最古的人类活动目前可追溯到大约始于50万年前的洪积世。公元前5000年左右，朝鲜半岛上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其标志是磨制石器和土器的使用。公元前4000年左右，朝鲜半岛的新石器文化得以普遍化，其表征是节纹土器和圆形平面的竖穴住居。公元前1000年左右，又有一批数量较大的中国人移居朝鲜半岛，其考古学上的标志就是青铜器文化的导入以及华北农耕文化的影响。这些因素的进入，使得朝鲜半岛开始形成了比较复杂的文化。
朝鲜半岛的青铜器时代，直到公元前4世纪左右才结束，建筑上的表现是农耕文明的定居化住居方式的出现。从这一时期遗址中常见的无文土器上，可以看出其当时的文化与中国的密切联系。无文土器最初出现在与中国交通最便利的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域，然后逐渐扩展到东北部、南部地方。这一时期的建筑，主要是长方形的竖穴住居，以及石棺墓和支石墓。公元前7世纪左右，中原的铁器文化从辽东半岛传入朝鲜半岛，并逐渐扩散到朝鲜半岛全境。传入朝鲜半岛的青铜器文化和初期的铁器文化，首先在大同江流域生根开花，而卫氏朝鲜的文化和政治中心，正是在大同江流域。这一时期的住居遗址，与青铜器时代的形式仍无多大的区别，大部分建筑仍然采用竖穴住居的形式，但规模有所扩大。简言之，当时朝鲜半岛上建筑文化的发展程度，远较中原地带为低。
2.2.2.2汉郡时期建筑文化的飞跃
自公元前108年始，直到公元313年被高句丽逐出的四百余年中，朝鲜半岛北部在汉、魏、晋的统治之下，与中原的文化直接相通，发展出以今日平壤为中心的乐浪文化，促成了朝鲜半岛建筑文化发展的第一次大飞跃，这些时期留存的古坟和城址，即是充分的证明。
乐浪时期的城池和地表建筑，均在漫长的岁月中荡然无存，仅余部分遗址。乐浪时代的遗址，主要集中在今日之平壤地区，黄海道等地也有散布，主要为土城遗址、城址内的建筑遗迹以及数量巨大的乐浪古坟。乐浪城池遗址的共通特点是尽量选址于平地之上，营造带有夯土城墙的方形城池，有的甚至带有内城、外城两重城墙，重要建筑位于城池中心部位的高台之上，建筑用瓦覆顶、砖墁地，很可能是当时行政长官的官衙或府邸。而高句丽等少数民族在此之前的筑城传统主要是建造山城，城墙往往立木为栅，普遍的居住形态仍然为竖穴居，更谈不上建造立于台基之上、以砖墁地以瓦覆顶的建筑。
除了本书上篇第1章提到的数座乐浪土城之外，代表性的乐浪土城遗址还有位于黄海南道隐律郡的云城里土城等。该城约建于公元前2世纪，由内城和外城两圈城墙构成，内城东西长100m，南北宽60m，外城只残余局部，因此规模不明。内城中发现有一处官厅遗址，有完善的排水设施，外城中有砖壁水井。城中出土大量的汉式兵器，以及“千秋万岁”铭文瓦当。城外分布有多种形式的古坟，如积石坟、木椁坟、空心砖墓等，反映出了各个时期的墓葬形制。
在乐浪土城的建筑遗址中未曾出土木构件，所以难以了解其木构建筑的形象，但根据础石和砖瓦等残迹来看，应该与中原的建筑相差不大。汉四郡时期，中原的木构建筑体系已经基本成型，乐浪的建筑水平当与内地相似，因此当时朝鲜半岛北部的建筑艺术和技术，在官方建筑领域，应该是相当发达的。从出土的大量瓦当和纹样砖来看，当时这些城池中重要建筑的形制与中原是基本相似的。瓦当主要使用蕨草纹样，刻有“千秋万岁”“千秋富贵”等吉祥文字以及“大晋元康”“乐浪礼官”等文字。出土的砖块也与当时中原的相似，纹样有直线纹、曲线纹、回字纹、鱼纹、植物纹等。此外，乐浪遗址中也出土了制作砖瓦的砖模和瓦当模，说明当时已经在本地生产这些建筑材料。
在今日平壤市乐浪土城的东、西、南三面的丘陵地带，分布着大约1000座乐浪时期的古坟，对这些古坟的发掘活动，大致始于1909年。经年的发掘出土了众多的乐浪文物，是乐浪郡存在于朝鲜半岛的铁证，成为研究乐浪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乐浪古坟更是研究当时建筑的珍贵实物，因为这些古坟的构造、出土文物及壁画，更成为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古坟中出土的文物包括汉式服饰品、铜器、陶器、武器、漆器、玉器等，这些器具的造型意匠和加工的细腻程度，与中原相同或非常接近，说明这些文物当时既有直接输入的，也有在本地制造的。古坟在构造上大体可区分为木椁坟和空心砖墓两类。前期（公元前1世纪一公元1世纪）多为竖穴式木椁墓，也有少量横穴式；后期（公元2世纪一公元4世纪）则主要为空心砖墓，这与汉代墓葬的发展轨迹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