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虽然是包括高句丽在内的东北古代民族常用的筑城形式，但当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纯粹以山城为都就不适合时代的耑要了。一则在山地地形毕竞难以展开较大规模的建筑，交通与生活均冇不；二则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在中国北方平原地带上发展起来的雄伟都城必然为各政权统治者所向往，因此在建设自己的王都时，还是尽量选择平坦之处，以规整的秩序来体现政权的威严。高句丽最初都五女山城，不足40年就迁到平地上新建国内城；百济最初的慰礼城干脆就是平地型城市，山城不过起军事拱卫的作用；熊津城虽然为山城，但那是在遭到高句丽的军事打击后仓惶间不得已而为之，也不过暂居60余年就迁都平地上的泗沘；而新罗之庆州，则是模仿中国形制最严格的平地型都城。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中国都城规划体系对朝鲜半岛都城发展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
1.2.2国内城与丸都山城
公元3年，高句丽第二代首领类利迁都于今吉林省集安市境内之“国内城”。至公元427年再次迁都平壤为止的400余年间，高句丽政权一直以国内城为都。国内城是高句丽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高句丽王陵及贵族墓葬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
高句丽都于国内城时期，其意识形态和国家体系已吸收了大量的中原因素。因为高句丽先后受汉玄菟郡、辽东郡管辖，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日渐密切，国内城的文化涵义已然强化，高句丽离开山城都于平原地带，本身就是受到当时中原城市影响的一种表现。国内城地处平地之上，因此可以少受山地地形的限制，故而中原格子形的城市道路体系和建筑布局，就成为国内城规划建设的模板。
国内城地处鸭绿江中游筏登岛区域北岸的平野之上，是鸭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一片平地。鸭绿江由东北流经城址南侧，城东约6km许为龙山，城北约1km左右是禹山，约2.5km左右是丸都山城。国内城遗址大部分区域已为现代城市所覆盖，考古调查比较困难，但也能了解到其平面形状比较规则，城中主要道路釆用了十字正交的道路体系，城市规模亦与汉时的某些郡国城市相当。国内城平面略呈方形，东墙长554.7m，西墙长664.6m，南墙长751.5m，北墙长715.2m，城周边总长为2686m。城门原有6处，东西各两处，南北各一处。最近的考古发掘在城内清理出4处较完整的的高句丽时期建筑基址，建筑基址中龙纹砖的出土，表明其使用了高句丽最高等级的建筑材料。此外，城址内还出了一些东晋越窑青瓷，这些青瓷制品成为高句丽吸纳中原先进文化的典型物证。出于复杂而严峻的军事和政治斗争需要，高句丽在吸取中原城市的规划手法、发展平地都城的同时，仍然维持了建造山城的传统，在国内城周边配置了尉那岩城（后称丸都、俗称山城子）等山城，以供战时之需。
拱卫国内城的丸都山城，是高句丽最重要的山城之一，高句丽迁都平壤前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都与其有着紧密的联系。东汉末年，公孙氏割据辽东，高句丽受公孙氏政权管辖。曹魏建立以后，高句丽与公孙氏均臣属于曹魏，但为各自的利益，双方在公元197年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战争，高句丽溃败，国内城被毁。建安三年（198），高句丽山上王加固扩建尉那岩城，修筑大型宫殿，尉那岩城始称丸都。公元209年，高句丽山上王移都于丸都城。至此，丸都山城的整体布局基本完备；平地与山地城市相结合的“双城体制”亦正式形成，一直延续到高句丽末期，并对百济、新罗的都城体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2.3平壤城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板荡，中原王朝对辽东已然无力顾及。虽然其间曹魏和慕容鲜卑对高句丽曾有过两次严重打击，但高句丽的发展还是获得了很大的空间，最终控制了辽东一部。公元412年，长寿王即位。其时北魏势力渐强，中国北方行将统一，高句丽向中原内地扩张的可能性已经不大，长寿王遂采取了北和中原、联系南朝以求和平，转而向朝鲜半岛南部与新罗、百济争夺势力范围的策略，于427年迁都大同江畔的平壤城。都城的南移，为抵御来自中原的进攻提供了缓冲空间，保证了王都的安全，同时也为推进南进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
高句丽之平壤城，位于今朝鲜平壤东北。从较大的范围来看，平壤城是由建造于平地之上的平壤城及其北之大城山城、其西之清岩里山城、其东南之高房山城构成的都城体系的总称。平壤建城初期，首先建造了大城山城，然后才在其南麓增建安鹤宫，并在安鹤宫周边建造里坊。安鹤宫作为高句丽王居住的正宫，由北、东南、西南方的山城拱卫，形成了严密的防卫体系，这样的配置可以看出建造者对防御问题的重视程度和高句丽政权当时所处的环境。
在朝鲜半岛上的诸都城中，平壤城是最早引入中原都城制度者。高句丽于427年迁都平壤城之时，中原的都城形制已经过三国、两晋的发展和探索，如曹魏邺城、洛阳等。至魏代汉，迁都洛阳并加以改建之后，遂形成了宫殿在都城之北，官署、里、市在宫南，宫前设南北直街和东西横街，形成都城轴线和丁字街等新的规划特点。除了在北方平原地区的都城外，这些规划特点，亦在南朝的建康得到表现。平壤城的建设，虽然继续沿用了国内城时期形成的“双城”模式，即在平地建城、周围以山城拱卫的方式，但其基本结构已体现出内地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形成的诸多规划特点，如王宫在北、宫前设十字道路、实行里坊制等。
平壤城的选址与规划形态，与南朝之建康有许多相似之处。从高句丽平壤城与南朝建康删概念比较选址来看，两者均建在山脉与江流间相对平缓的地势上。安鹤宫北为大城山，而建康宫城之北为覆舟山；安鹤宫南约4000m开外有大同江之曲水，建康城南约4000m开外有秦淮河之曲水；安鹤宫西有合掌江流过，而建康之西为长江故道。
从规划形态来看，平壤城与建康亦非常相类。安鹤宫配置在城市南北主轴线的北端，宫前有东西向大路，与之垂直相交的南北向大道向南延伸跨过大同江，跨过大同江木桥（后世称高句丽桥）继续向南延伸。这条南北大道出于对位关系的考虑，并非正南正北向而是偏东约15°。建康城之南北中轴线亦偏东，
宫城在中轴线北端，中轴线向南延伸跨过秦淮河上的朱雀航，
直抵距建康城南门宣阳门13华里外的南郊。比照建康城的规制，甚至可以大胆推测，在安鹤宫与大城山城之间，也许还与建康相类，配置类似于乐游苑的后苑；以及向南延伸的轴线两侧，配置有社、庙等礼制建筑。以上各点可以看出建康城与平壤城之间的联系。
建康城在孙吴时就已有相当规模，公元317年东晋定都于此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至339年基本完成。从时间上看，高句丽平壤城的建设始于427年，此时建康的基本格局已完成约百余年，高句丽完全有仿照建康之可能。从政治、文化交流关系来看，平壤城时期的高句丽，因为放弃北进企图，与北朝的关系得到改善，并且通过与南朝的密切来往，高句丽扩大并深化了与中国大陆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因此在其都城的选址、建设上，均可能受到北朝或者南朝都城的影响；而自安鹤宫南到大同江边的地形相对平坦，更为摹写这些都城形制提供了可能。
高句丽平壤城规划上之另一重要特征，是中原里坊制度的导入。安鹤宫的外围地区实施了里坊制，以连结宫城南门与大同江木桥的南北大道为中轴，对称地设置了东西各16个区域，形成4484个小坊。可见高句丽在继续沿用山城和平地城结合的传统的同时，又引入了中国的里坊制度。
1.2.4长安城
在实施了北和南进的政策之后，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冲突基本停止，国力得到很大的发展。国势强盛之后，需要与之匹配的都城。公元552年，高句丽在原平壤城之西南，开始建造新都长安城直至593年才完全竣工。自高句丽平原王二十八年（586）迁都于此，至公元668年高句丽灭亡，长安城作为高句丽的都城近百年。
公元398年，拓跋部定国号魏，都平城（今大同），直至493年迁都洛阳，平城作为北魏的都城近百年。在北魏定都平城后，将西汉时期的旧城改造为内城（又称中城），内城北为宫殿区，皇宫占据中、西部，太子宫在东部，称东宫。内城的南半部布置衙署、庙社、贵臣甲第和驻军，西宫正门外有御路，路东配置太庙，路西配置社稷，形成都城的主轴线。内城的南、东、西三面建有外郭，郭内筑有封闭的坊、市，形成方格网状街道，以南郭为主要居住区。内城之北为内苑。平城是作为北方民族政权的北魏对洛阳摹写改造的结果，意即当时的中原都城体制的一种边缘体现，高句丽的长安城亦有类似的表现。
高句丽长安城的城市拓扑结构，与北魏的平城有诸多相似之处。长安城的范围几乎与今日之平壤城重合。其地势可看做是大同江与普通江相挟而成的半岛。为了巩固长安城的防御，建造者充分利用了自然地形，形成了北靠锦绣山，东、西、南由大江围绕的形态。整个都城共建有内城、中城和外城三重城廓，在内城之北还另建有北城。其主要特点在于，这些城廓并不像内地都城的城廓那样环环相套，而是沿东北一西南向的大同江流线，按北城、内城、中城、外城的次序依次配置，并列存在。内城是王宫所在地，中城是官衙所在地，外城是普通居民区。北城位于王城之北，兼备防御性的山城与御苑的作用。
比较高句丽长安城与北魏平城，长安城之北城，类似于平城之内苑；内城，与平城之内城北部功能相同，为宫殿区；中城，与平城内城南部相同，为衙署所在地；而外城，与平城之外郭相同，配置封闭的坊、市，以置居民。当然，这样比较并非说明或者暗示平城与长安城有何直接的联系，只是以平城为例说明当时的边疆政权对中原都城体制的吸纳和处理方式。从时间上来看，高句丽新筑长安城时（始于公元552年），北魏已衰落，洛阳已遭破坏，平城亦早为废墟；那么高句丽长安城的规划形态，是来自北魏平城抑或洛阳城，抑或受到当时南朝建康的某些启示？或者只是高句丽在综合平壤城建设过程中吸收的内地都城体制的基础上，结合大同江岸的地形特点，建造了长安城？后者可能性显然要大一些。
当时的高句丽，到底是出于何种考虑抛开已颇具规模和秩序的平壤城而新造长安城，而且平壤城与长安城相去如此之近，相关史料并无痕迹可寻，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因为这可能是了解长安城形态的关键。从平壤城无外郭城墙而长安城筑有数重城墙这一点来分析，迁都长安城的主要考虑也许是为了改变平壤城的防御态势，以及官、民杂居的状态，刻意以内城置宫殿、中城置官衙、外城置居民，进一步强化了统治秩序。这样的动机是与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北魏对平城的汉化改造相似的。
关于高句丽长安城的外城区域，朝鲜时期的实学者韩百谦曾实地考察，并将其见闻记载于《久庵遗稿》中。韩百谦根据其踏查结果，提出了“箕田遗制”说，并绘制了实测图，成为了解高句丽长安城的一份重要的间接资料。他推定长安城外城东西方向有一条干线道路，南北方向有三条，中央的一条南端城门名正阳门，正阳门以东为含逑门。西侧的南北向干线道路末端为车避门（后在遗址上建“咏归亭”）。这些干线道路形成数个“T”字形路口。1909年由日本人主持调查时，发现高句丽时期遗留下来的路石标间隔约17尺，道路宽约46尺，可以推算出长安城外城街道的宽度小路为15尺，大路为40尺，坊为正方形，边长约500尺，与魏晋都城相仿佛。外城内的里坊结构，采取“田”字状规划制度，即一大坊由四小坊组成，这样的里坊结构在平壤城中早已实行。长安城外城最大的区划单位是里，一里包括16个大坊，一大坊包括四小坊。因此，一里由64个小坊构成。四个小坊组成的“田”字形大坊的中心与大坊之间的大街中心的距离是250尺（高句丽）（87.5m），规模是每边长234尺（83.4m）。里的规模边长2000尺（700m），大坊500尺（175m）。里之间开设宽40尺（14m）的干线道路，坊与坊之间开设13.5尺（4.7m），小坊之间开设宽度为4.5尺（1.8m）的小路。长安城的地形地势属依山傍水的丘陵地区，本来不十分有利于建设方格形街道；但仍然积极地引进了适用于平地的里坊制，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当时高句丽政权对中原都城制度模仿的热情。
百济原为组成“马韩”的54个部落之一。公元前1世纪以本部落为基础，逐步统一了其他马韩部落，于公元前18年立国号百济，直至660年被唐与新罗联军灭亡，延祚近七百年。百济最初都于河南慰礼城，温祚王十三年（公元前6年）迁都汉山下，近肖古王二十六年（371）迁都汉山城，文周王元年（475）迁都熊津，圣王十六年（538）迁都所夫里（即泗沘城）。
1.3.1慰礼城
百济都于慰礼城的最初记载见于《三国史记》，书载公元前17年高句丽人沸流与温祚带领同伴定居河南慰礼城。文献中提到河南慰礼城北临汉水、东靠高山、西面大海。韩国学者据此推测，记录中所谓的河南即为今日首尔之江东区，而慰礼城则应位于北汉山主峰之下。但是，在该地区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遗址较多，有风纳洞土城、梦村土城、南汉山城、二圣山城、阿且山城等诸多遗迹。其中，风纳洞土城规模最大，而且发现了较多的遗物，因此韩国学者们曾经一度倾向于认为这就是文献记载的河南慰礼城。但是，根据最近（1998）的发掘调查，确定风纳洞土城建造年代不晚于3世纪，因此不可能是慰礼城；而梦村土城就是慰礼城的可能性较大。
虽然尚不清楚慰礼城究竟何在，具体形态如何，但考虑到百济建国与高句丽族有很大关系，而且高句丽初期的国内城吸收了中原的都城制度，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测，慰礼城与国内城，应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1.3.2熊津城
百济虽曾一度强盛，但更多的时间则处在高句丽的军事威胁之下。文周王元年（475），百济被迫南下迁都熊津城，开始了百济的熊津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