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众所周知的提法，它是中国建筑文化圈中的一个子系统。然而这个子系统的发展过程是怎么样的？它与中国建筑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它们之间有些什么样的差异？这些差异是怎样形成的？这些差异的性质应该如何理解？本书通过对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中的诸要素，如都城、宫殿、寺刹、佛塔、官学书院、陵墓、住居、造园、木构建筑形式与技术等诸方面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实质上是中国中心建筑文化在朝鲜半岛上的一种区域性表现。这种文化的区域性，其一在于上述建筑文化构成的诸要素在基本结构上与中心文化相同；其二在于其发展过程缺乏连贯的脉络，在不同时段吸收中国某一时段、某一地点的文化而形成其不同阶段的建筑文化特征；其三在于这种区域性表现受到政治因素、地形条件、财力物力、技术能力等的制约而往往不能忠实于原型。这些特点，与古代尤其是早期中国文化疆域内的其他区域性建筑文化，如江南建筑、岭南建筑、西南建筑等的发展历程有相似之处。因此朝鲜半岛的古代建筑文化，就其总体而言可以看做是一种中心文化影响下出现的地方建筑文化，这一点在与同为中国建筑文化圈中一员的日本联系起来考察的时候，看得尤为清楚。
另一方面，朝鲜半岛的古代建筑文化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而且是以今日的行政区划为前提来界定的。直到统一新罗时期（约相当于中国唐代），朝鲜统一的民族意识尚未完全定型，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建筑文化各有性格；渤海与统一新罗亦非混同；高丽与朝鲜的建筑文化之间存有突变。因此，单以行政区划来区分建筑文化的系统，并不能符合古代建筑文化之实际。比如中国大陆的建筑因地域广阔，民族文化、地理气候的多样性，南北、东西地区的建筑均表现出各自的特色，而且某些差别甚至还大于今日所谓的“外国建筑”。因此，将高句丽、百济、新罗（统一新罗）、高丽、朝鲜的建筑文化，分别视作当时中国建筑文化的某种边缘反映，对其的解释将更为顺畅，也更符合这些建筑文化发展的历史实态。
考察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的发展源流，还能获得建筑历史研究之外的启示，就是文化实力和文化疆域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简言之，中国古代的历次大发展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不单是经济力量也不仅是军事力量，而是文化疆域内的向心力、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实力的胜利。古代中国的文化实力支撑了数千年之久的东亚秩序，而不可否认的是今日中国的文化疆域已经受到压缩、文化实力相对软弱，对将来之发展也许会造成很大影响，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
1朝鲜半岛古代都城
古代都城的建设，与国家政权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都城形成、发展的历史，往往也就是古代国家的形成史。在朝鲜半岛上最初的国家政权形成和确立之际（约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时期”），中国已经历了秦汉时的统一，封建国家体系基本完熟，在此后漫长的时期内均是亚洲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其各种制度等自然成为朝鲜半岛诸政权的范本，都城的形制亦不例外。虽然中国的都城规制始终在不停的探索变化之中，但各时期主要的规划手法，亦对朝鲜半岛各政权的都城建设相应地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曾经在朝鲜半岛上活动过的政权，主要有汉四郡、高句丽、百济、新罗、统一新罗、渤海、高丽、朝鲜。这些政权之中，汉郡为中国直接设立的郡县，渤海虽然曾一度据有朝鲜半岛的半壁江山，但其政权的核心地带并不在朝鲜半岛，而且并未在朝鲜半岛建都。高句丽与百济均数次迁都：高句丽的都城先后有位于今日中国境内的五女山城、国内城以及位于今日朝鲜境内的平壤城、长安城；百济的都城先后有慰礼城、熊津城、泗沘城；新罗与统一新罗始终都于庆州城；高丽都开京、朝鲜都汉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高句丽是中国边疆政权之一，而且五女山城与国内城均位于今日中国境内，但高句丽的都城对朝鲜半岛都城的发展有过重要影响，本书将一并提及，因此本书对朝鲜半岛都城源流和特征的讨论，主要以上述都城为对象。
由于诸般原因，朝鲜半岛上的这些都城并未都得到完整留存，如百济慰礼城、熊津城只有零星的文献记载；庆州、开京等在历史进程中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而相关考古资料目前仍难称充分。因此，对《三国史记》《高丽史》《朝鲜实录》以及中国的相关史书如二十四史、《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等文献的解读，就成为研究这些都城的重要资料。
目前已知关于朝鲜半岛都城的著述中，比较研究性质的成果并不多见，与中国都城制度联系起来进行通史考察的成果则更少。由成周铎编辑而成的《东洋都市史中的汉城》，是集合中、日、韩三国学者就本国都城进行研究的成果合集，相互间独立成篇，并无关联；而韩国学者对朝鲜半岛都城的研究成果如《韩国传统都市形态与空间构成》《韩国传统都城构成的原理》《新罗王京的都市设计与运营相关小考》《高句丽的平壤迁都及其背景》《百济都城筑造的发展过程的相关考察》《李朝时代的京城市制》《韩国都城成长要因分析》《韩国古都邑的空间构成的相关研究》等，基本上是立足于自身的研究。因与自身关系密切，日本学者对中国都城所作之研究非常详尽，但对朝鲜半岛都城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早期有关野贞等人的田野调查，后来有三品彰英所著《高句丽王都考》、村上四男的《新罗王京考略》、中村春寿的《日韩古代都市计划》等。这些研究成果秉承日人学术传统，就一时一地详尽探究，而未及全貌。本书尝试从朝鲜半岛都城与中国都城的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其发生发展过程略作一通时的讨论。
1.1汉郡城市
迄今为止，对朝鲜半岛公元前1世纪之前城市的发展，尚未能理出清晰的脉络。一则古迹缥渺难觅，文献上也鸿爪杳杳；二则此前的朝鲜半岛上国家尚未正式形成，经济和文化并不发达，人口相对稀少。比照出土之当时的生产工具等发展水平，可以合理地推测，朝鲜半岛在汉四郡设立之前，虽然在文献上已经出现了诸如传说中的“王俭城”等城市，但很可能是还处在相当原始阶段的聚落。因此现今所见之韩国研究著述，对朝鲜半岛城市历史的研究，多始自公元纪年后。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在其故地设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史称“汉四郡”，其地在汉以后逐步为乐浪、带方二郡所取代。汉四郡设立时的中原，已经建造了如长安这般宏伟的都城。汉四郡作为汉王朝的直接属地，大量汉代的官吏、商人、百姓涌入朝鲜半岛北部，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和生产力，从各方面促进了朝鲜半岛的飞跃式发展，朝鲜半岛也开始了有迹可寻的城市发展的历史。
汉代的城市可分为天子帝都、封国王都、州郡县治等层级。朝鲜半岛上的汉郡城市，在层级上属于郡治县治。迄今发现的汉郡治所遗址，计有平壤地区的乐浪土城、带方郡城、粘蝉县城址，黄海南道信川郡凤凰里的长岑县城址、同郡土城里的昭明县城址等。遗憾的是，漫长的岁月消磨和此后的城市建设，已使得这些治所的具体面貌煙没无迹。从已有的发掘调查结果来看，这些由汉代人建造和管理的城市，与当时中原的形制比较相似。当时中原城市的形制虽仍未定型，但其共性已经基本奠定，如采用接近矩形或者若干矩形组合的城市平面、道路体系采用自西周以来发展出的格子形布局等。朝鲜半岛汉郡的城市，亦与中原城市相类，选址主要在大河之冲击平原上，采用接近于长方形的平面形态，形状相对规则，也采用了方格网道路体系。考虑到汉郡之前的朝鲜半岛城市一则为数甚少，二则文化内涵薄弱（原始聚落状态），因此汉郡城市亦可以看做是朝鲜半岛城市的发端。
1.1.1乐浪土城遗址
今日北朝鲜平壤市南郊的大同江南岸，还留有地名为“乐浪”的地区。在这里曾发掘出一座古代城市遗址。其平面呈不规则的四边形，东西长约700m，南北约600m，考古发掘出柱础、下水道等建筑物遗迹，出土了如砖、瓦当、瓦、陶器、铜器、铁器等丰富的文物。这些文物的时间跨度从汉至魏、晋。瓦当上不仅刻有云纹，还有“乐浪礼官”“乐浪富贵”“大晋元康”等铭文，以实物证明了乐浪郡的存在。该城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用来密封公文用的封泥，从中辨认出了乐浪郡下辖23县的各县令、长、丞、尉的官印印文，包括“乐浪太守章”“乐浪大尹章”等。这些出土文物充分表明了该城就是汉、晋时期乐浪郡的治所。根据历史文献记录，箕氏朝鲜和卫满朝鲜的都城称为王俭城，在汉四郡设立后就成为乐浪郡的治所，因此乐浪土城遗址被韩国史学界推定为王俭城。从出土的瓦当等文物可以确信，这一城市内曾经有过相当数量的汉式建筑物。
1.1.2带方郡城址
带方郡城址位于北朝鲜黄海北道凤山郡石城里。城廓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约556m，南北长约730m，城址内发现了大量的从东汉开始到西晋的纪年砖，如光和五年（182）、泰始七年（271）、泰始十一年（275）等年代的纪年砖。城址北面的一处古墓的墓砖上刻有“使君带方太守张抚夷砖”铭文，为将该城遗址确定为带方郡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这一城址的城墙用夯土筑就，城内留有整齐的础石及铺砖的下水道等遗迹，与中原当时的土城遗址的形式比较相近。
1.1.3粘蝉县城址
粘蝉县城址位于北朝鲜平安南道龙冈郡城岘里。一如其他汉郡城市，其平面形态为长方形，东西宽约1500m，南北长约1300m，规模较大。在遗址的东北侧发现了公元85年设立的粘蝉神祠碑，得以确认该城址即为乐浪郡粘蝉县治所。粘蝉神祠碑是朝鲜半岛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刻石。
1.1.4其他汉郡治所
带方郡所属昭明县治遗址位于今日北朝鲜黄海南道信川郡土城里，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500m，南北宽约200m。城址附近古墓的墓砖上发现有“太康四年三月昭明王长造”的铭文，表明这里是昭明县故址。长岑县治址位于信川郡凤凰里，这里发现有“守长岑县王君，君讳乡，年七十三，字德彦，东莱黄人也。正始九年三月廿日，壁师王德造”的长篇铭文，表明了这里是长岑县故址的所在。在乐浪、带方郡故地还发现有多处其他同时期的土城遗迹，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还不能肯定其所属的县治。
1.2高句丽都城
公元前37年，中国东北边疆民族之一扶余族的首领朱蒙，率众迁至汉玄菟郡所属的高句丽县（今辽宁新宾县东南），初步建立起了国家政权。国家的出现意味着都城的建造，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记载，高句丽政权先后以卒本城、国内城、尉那岩城、平壤城、长安城作为都城，其中卒本城、国内城、尉那岩城均在今日中国境内。
高句丽最初的都城为位于浑江流域之卒本城（五女山城）；琉璃王二十二年（公元3年）迁都国内城；山上王时期暂时都于丸都山城，但丸都因前燕的攻击而被焚毁遂再次迁都国内城（342）；长寿王二年（427）迁都平壤城（今平壤）；平原王二十八年（586）迁都于长安城（今平壤附近）直至国亡。
初期高句丽都城的基本形态为山城。东北亚区域山城的起源与发展，是中国东北原始民族结合实际条件的自然产物，山城建造开始的时期当不晚于铁器时代。高句丽族起源于东北，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文化涵义相对较弱的时期，亦自然而然地采用了更能适应地形和便于防御作战的山城形态。随着高句丽政权和文化的发展，都城的政治和文化涵义得到加强；迁都国内城后，虽然具体情况不明，但从现有的发掘资料来看，国内城的规划布局已经表现出礼制秩序的影响。在高句丽政权的后半期，即迁都平壤城之后，其都城形制更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引入了里坊制，采用方格网道路体系；山城不再作为都城，而是作为拱卫都城的军事要塞。
1.2.1卒本城
在城市发展的早期，后世赋予城市的种种文化涵义尚不明显；而从自然条件出发，结合防御和生存需要而建造的“城市”是一种本能的选择。中国东北地区留存下来的为数众多的山城遗址，说明当时活动在东北的各民族，为防御之便多在山地结合实际地形，如山形地势、河川走向等来建造保护自己的堡垒，逐渐形成了一种区域性传统。这些山城的建造者尚处在比较原始的文化状态，其城市形制中的文化涵义诸如都城规制、礼制秩序等尚不明显，乃是一种自然、直接的选择，一种“本能”的形式。
今日中国东北地区发现的山城遗址，分布之广、数量之众，说明当时这一区域的古代民族基本上采用建造山城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高句丽族既然源于中国东北，其城市的源流，自然植根于此。高句丽政权成立之初，都于卒本城，但因为当时其国家体系并不完备，称其为“都”，只为叙述之便。卒本城在近年来被认定为位于今日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城东北约8.5km的五女山城，这一山城作为高句丽最初的都城，历时近40年。
五女山城海拔约800m，为石筑山城，南北长约1000m，东西宽约300m，平面近似于长方形。三面临崖，共设有三处城门，分别在山腰的东墙、南墙和西巅的崖壁豁口处。城墙沿等高线布置，大部分段落直接利用陡峭的崖壁与山脊，小部分以石块层层叠砌。城内分布多处高句丽早期重要建筑遗址及生活、军事设施遗迹，出土有石器、陶器、铁器等不同时段的遗物。
在目前鸭绿江两岸发现的100多座高句丽山城中，五女山城是时代最早、海拔最高、山势最险的一座。该城充分利用了高险的山势，依山构筑，居高临下，军事上易守难攻。山城西部紧邻浑江冲积平原，水美粮丰，为高句丽政权的崛起、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五女山城承袭了东北民族构筑山城的传统，但在选址布局、城墙筑法、石料加工等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突破和创新，是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山城形式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并影响到百济、新罗甚至日本的山城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