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殿面阔五间，长度比太和殿少了近一半，这应当是天朝礼制限定的结果。虽然开间较少，但其进深相对来说很大，也是五开间，使得建筑平面略略接近于方形。中国以建筑的高、大为贵，朝鲜也不例外，勤政殿通高约21.3m，比太和殿低约5.6m，维持了《礼记》所载的天子与诸侯间的比例关系。但是因为勤政殿面阔较小，所以在这样的高度下，建筑立面比例就显得不太恰当，这可以看做是拘泥于礼制所带来的结果。
在中国建筑传统中，屋顶的形式也是建筑等级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以重檐庑殿顶为至尊，歇山顶次之，但朝鲜半岛的传统建筑因为具体的发展历程和技术原因等，以歇山顶为最尊。勤政殿采用了重檐歇山顶，是朝鲜朝等级最高的建筑，但又恰当地表现了与北京太和殿的伦理关系。
此外，这种伦理关系还表现在建筑的装饰上。例如太和殿屋脊上设11个走兽，而勤政殿为7只；太和殿用黄色琉璃瓦，而勤政殿釆用灰瓦等等。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朝鲜王宫是在明清与朝鲜间政治秩序和国家统治理念的影响下规划建造的。当然，其建设受财力、人力的限制而影响到建筑规模也是可能的，但不能否认的是明朝的伦理等级秩序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朝鲜在名义上是向中国朝贡的属国，所以在礼制建筑的等级、类型和礼仪等诸多方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举例来说，只有“天子”才有祭祀“天”“地”的资格，因此朝鲜王朝始。
2.7.2朝鲜与清的关系
终没有建造过类似于中国天坛、地坛的祭祀地的建筑。直到日本势力渗透朝鲜，逐步排挤掉满清的影响后，新成立的傀儡“大韩帝国”才在汉城中建造了寰丘坛这一礼制建筑，但很快又被毁掉了。
万历末年女真族在东北崛起，逐步攻占了明朝辽东大部，建立后金政权，企图问鼎中原。自努尔哈赤兴起后，由于朝鲜地位重要，后金和明都竭力控制朝鲜。尽管后金百般引诱和武力威胁，离间朝鲜和明朝的关系，但由于其传统的亲明政策和种种现实原因，朝鲜仍和明朝维持了牢固的宗藩关系，直到天启七年（1627，后金天聪元年）朝鲜政府在后金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被迫签订《江都和约》，基本割断了朝鲜和明朝的联系。崇祯九年（1636，清崇德元年），清军迫使朝鲜国王投降，朝鲜断绝和明朝的一切来往，向清称臣纳贡，变为清控制下的藩属。但是，朝鲜王朝对明的感情联系，始终未绝。明亡后，朝鲜王室一直进行各种追思活动。1704年甲申，明朝灭亡60周年，朝鲜肃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崇祯皇帝。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祭祀明代神宗皇帝。乾隆十四年（1749）又以明朝太祖、神宗（万历）、毅宗（崇祯）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这种祭祀活动每年进行，直到朝鲜王朝末年，因此朝鲜王朝对清代的文化，有意无意地持排斥态度；再加上有清一代，封建文化已是汉、唐、宋等高峰之后的余光，虽有一段大发展时期，各民族建筑文化融合，建设规模扩大，建筑类型丰富，装饰艺术发达，建造技术有所创造，但实质性的变革并未多见，而且两国后期均在内忧外患之间挣扎求存，因此，清代建筑文化对朝鲜的影响力，就大体而言，已趋消亡。韩国学者金东旭在近著中称：“朝鲜时代是与汉民族世界相异的民族相区分，并且创造出民族固有建筑性格最重要的时期。朝鲜时代摆脱了自三国时代和高丽时代接受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发展了朝鲜民族固有的审美观和本土技术，创造出区别于东亚和世界其他建筑文化的建筑体系。”事实上，他所称的这些特征远在三国时代就已埋下了种子，并在统一新罗时期和高丽时期经过潜流涌动式的生长和发展，在朝鲜时代，因当时中国（清）文化辐射力的衰减而变成显性因素，并融合了一些明清的建筑因素而发展成形。
2.8朝鲜半岛、日本对中国关系的异同
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不同于朝鲜。从特定意义上来看，日本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纳入中国的政治秩序体系中。例如唐代时期，维系唐王朝与东亚各国之间政治、军事关系的手段，主要有三种：第一是对高句丽、百济、新罗、渤海等国，实行朝贡、册封制，如对高句丽王分别授以“上柱国辽东郡王”、“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都督、朝鲜王”、“左鹰扬卫大将军、忠诚国王”；百济王分别被授与“带方郡王、百济王”、“光禄大夫、太常员外卿兼熊津都督、带方郡王”等爵号；对新罗，唐朝廷先后向其十七代王封爵，一般的为“乐浪郡王”“新罗王”“鸡林州都督”“宁海军使”“使持节大都督鸡林州诸军事”等，曾授过的最高封爵为“开府仪同三司”，为新罗第十代王所得。
但是中国对日本采用的是接受其朝贡而不册封的手段。唐代时期的日本，在文化方面积极地吸收中国文化，而在政治方面采取事大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倭本位）双重国策。因此，在以唐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中，日本是不受册封而又行朝贡的“化外慕礼的外臣”。
日本虽然是在几乎空白的基础上吸收中国的文明而取得发展，但因为这种文化吸收一则不是连续不断的，而是有一定的间歇，使得日本可以从容地萃取和吸收、消化；二则大海之隔，使得日本保持了完全的独立，可以对外来文化加以选择，例如虽然模仿中国的制度建立了官僚体系，却坚决摒弃了宦官制度；引入了中国的教育体制，但并没有采纳科举制度；伽蓝在初期也立塔为寺，但塔规模不大，不用登临；木构建筑中采纳了材份概念，但却简化了用材制度，不分足材、单材之区别……。
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大规模的引进，在中国处于五代时期的战乱中一度中止，并野心勃勃地试图谋求朝鲜半岛。接下来宋代发达的文化又一次深刻地影响到了日本镰仓时代的文化，然而，这次文化引进的高潮又再一次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及元朝的建立而中止；再以后，高度发展的中国明代的文化最后一次形成了对日本的成规模的文化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漫长的引进和模仿中国文化的历史过程中，历史不断地提供了这样的契机，即每一次大规模的引进后，或是因为中国政局变乱的原因，或是出于日本自我封闭的需要，日本文化总能获得一个“反刍”和消化吸收的时期。正是这种契机，使得日本的文化在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下，总有反思和创新的机会。这样的历史条件使得日本虽然处在中国建筑文化圈中，但其与中心文化的差异中隐含有相当一部分异质的成分；与之相比，朝鲜半岛的建筑文化，则更像是一种处在中心文化边缘地带的区域性建筑文化。
2.9小结
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的历史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的构建，除了个别朝代或某一个时期外，总体上彼此之间是睦邻的。中国对邻国的影响力主要是通过文化交流而实现，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化圈。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汉帝国的崩溃，许多民族国家趁势兴起，倭（日本）、百济、新罗和高句丽都是其例。自从汉帝国崩溃以后，中国作为东亚国际政治中心的权威地位逐步丧失，东亚国际政治关系秩序变得复杂和动荡起来。这种情况促成了周边民族国家的勃兴，例如在朝鲜半岛，汉、魏、晋在当地设置的郡县被攻陷，建起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在日本，大约也在此时完成了由邢马台国到大和朝廷的衍变，基本实现了国内的统一。而当隋朝建立，长达数个世纪的中国分裂状态得以结束，重新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力量；取而代之的唐朝更是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帝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均达到鼎盛，中国支配下的东亚国际政治体系得以重建，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建筑文化圈形成的关键之一。
自朝鲜半岛的三国时期（从高句丽迁都平壤算起）起，东亚的政治格局大体如此：在中国南朝与北朝敌对；高句丽采用双面手法处理与南北朝关系的同时压迫半岛上的百济；百济积极维持与南朝的关系而避免与北魏联系；日本视高句丽为敌，视百济、新罗为臣属，试图获得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积极展开与南朝的交往但亦未发展与北魏的关系。南朝则小心翼翼地处理朝鲜半岛诸国和倭的关系，避免引起力量失衡。这样的政治形式，对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的文化发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亡后，东亚的政治体制急剧变化，渤海、统一新罗相继灭亡，今日之越南北部地区也脱离了中国中央政府的控制，此前东亚一体化的政治秩序崩溃，对东亚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此后与中国的关系，也与此前大不相同，因此唐末五代应该看做是东亚历史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五代至宋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也是文化繁盛的时期，大量的海外贸易，使得各国与中国的交往不再是此前单一的政治交往为主导的交流，而更多的是通过民间的经济交流，以前的文化圈增加了一层市场圈的色彩，东亚世界不再仅仅是政治上的同质，也扩大到文化上、经济上、精神上的同质。元灭宋是东亚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分水岭，再一次改变了东亚的政治和文化秩序，冲击了这种古代的“东亚共同体”，使之摇摇欲坠，朝鲜、日本的本土文化得到了相对独立的发展机会。明代虽然这种分崩离析的趋势有所减缓，但大势所趋，明代对东亚的控制只是回光返照，成为古代自发的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余响。
中国建筑文化圈中的各子系统的发展，就在这样的政治进程中展开，与其他因素综合作用，形成了既相似又有差异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