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立之初，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正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苟延残喘。其国王王颛（恭愍王，1352—1374在位）于洪武元年（1368）遣使至南京朝贡，洪武二年（1369）又遣使上表庆贺明朝开国，朱元璋于洪武三年遣使持金印文诰，封王颛为高丽国王，从而确立了两国的宗藩关系，“自是贡献数至，元旦及圣节皆遣使朝贺，岁以为常”。但是洪武前半期北元政权仍在漠北逞强，而高丽与北元仍维持交往，因此高丽与明王朝多有不睦。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高丽东北面都指挥使李成桂发动兵变，但一直拖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才废高丽，自立朝鲜。李成桂遣使赴明请求册封，明太祖承认既成事实，乃命上报更改的国号，选定“朝鲜”为其国号·。明廷正式册封朝鲜国王系始于建文三年（1402），受封者是嗣位的李芳远（朝鲜朝太宗），明与朝鲜宗藩关系得以确立。永乐十六年（1418），明成祖遣使封朝鲜太宗第三子掏为朝鲜国王，至此“朝鲜益近，而事大之礼益恭，朝廷亦待以加礼，他国不敢望也”。
在李成桂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明太祖朱元璋的默许态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李成桂出身贫寒，而高丽以门阀贵族为治国基础，因此为了巩固初立的政权，李成桂需要得到明朝的承认与支持，以压制仍然强大的门阀贵族势力。对李成桂而言，“以小事大，保国之道”是其基本国策，而且这一国策始终贯穿了朝鲜时期（明亡后，则是对清朝“事大”）。朝鲜每年定期向中国派遣使臣，如正月一日派遣贺正使、明帝诞辰派遣圣节使、皇太子诞辰派遣千秋使、冬至日派遣冬至使。除了定期遣使外，明帝去世、即位、册妃等重大事件发生时亦遣使。虽然朝鲜与明的官方来往不断，政治关系密切，但是纵观明代与朝鲜的经贸来往，因两国均主要采取锁国政策，尤其是倭寇兴起之后，因此明与朝鲜的文化经济交流以官方为主导，像高丽时代那样活跃的民间往来日趋减少。在建筑文化方面，经高丽数百年的发展，符合朝鲜半岛民族生活习惯、地理气候条件的建筑形式和建造技术已基本定型并持续沿用，明对朝鲜半岛建筑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天朝礼制”秩序李成桂即位之初即制定了以“事大”思想为指导的对华基本国策，为区别对待来自“朝廷”的使臣和其他国家的使者，朝鲜王朝制定有详细的迎待礼仪，在都城内修筑慕华楼、城外建迎恩门、各地建迎华馆等。朝廷使者来时国王亲自出迎；景福宫在礼制上作为朝鲜王朝王权的最高象征，但平时国王并不在其正殿勤政殿听政，这里主要用作明、清使者传达诏令的场所；而且自称景福宫为“王府”。太祖后历代国王，均继承其“事大”国策，自视为朝廷之“臣”。这种关系在建筑中的反映，就是其都城汉城的城门规制与王城相当、宫殿规模与形制与王府相类、国王陵墓亦等同于园寝以及礼制建筑的配置等，兹举数例如下。
2.7.1.1朝鲜历代都城所表现出的礼制秩序
比起中国和日本，朝鲜的都城还受到另一个特殊因素的影响，就是与中国间存在的天朝礼制秩序。从朝鲜半岛有史以来，历代政权无不处于构成东亚政治秩序基础的“朝贡分封”体制之下，汉四郡和蒙元时期朝鲜半岛大部更是受到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因此朝鲜历代的都城规模和建筑形制，均受这一政治关系的影响。例如，《三国史记》卷第三十二，杂志第一，祭祀条，开篇即云：“盖以王制曰，天子七庙，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又曰，天子祭天地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社稷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是故不敢越礼而行。”
在城门的开设方面，《考工记》的理想王都模型中，城墙四面各开三门，共十二门。较诸实际，曹魏之邺城，共设七座城门，城南三门，东、西面各一门，城北二门，据推测是曹魏并没有将邺城作为正式的都城进行营建之故。魏晋之洛阳城墙上共开十二门，开十二门，数目虽符合《考工记》所述，但并非平均每面三门。东晋初年，建康尚无城墙，以竹篱代替。
后来建土筑城墙，亦开城门十二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建康南面与魏晋洛阳完全相同，均为四门。北魏之洛阳，增加了一门，共有13门，当是根据实际需要，突破传统而建；至隋唐长安，则最为接近《考工记》制度，四面均开三门。宋之汴京，若除去水门不计，亦开有十二门；金之中都四面各开三门计十二门；元之大都开十一门；明之北京初开九门，加建外廓后迎华馆”举例：水原增至十三门。综上所述可见，中国历代主要都城，城门数目基本在十二门左右，这是天子之都的规制。而朝鲜半岛目前调查得比较详细之都城中，有的都城根本不设外廓，如庆州；而筑造城墙的都城，无论是山城、平地城还是混合式都城，其主要城门的数量，均不能逾越此数。高丽、朝鲜为中国之藩属，其都城制度，自然要受到这种关系的限制，只能呈现出诸侯王城的形态。《高丽图经·城邑·国城》条记载，开京共筑造有大门4座，中门8座，小门13座，外城东侧开崇仁门（也称宣仁门、安定门、东大门），东南侧开有保定门（也称长霸门）和水口门，南侧开有宣华门（也称会宾门、泰安门），西南侧开有战胜门（也称光德门），西侧开有午正门（也称宣义门），北侧开有北城门（也称北昌门），东北侧开有灰岘门（也称宣祺门）。而值得注意的是，王城的正门为西侧的宣义门，设有城楼和瓮城，是最大和最华丽的城门，但是正中的门洞仅供国王和中国来的使者出入，其他人等只能使用偏门，说明了政治关系对城门制度的影响。
朝鲜汉城的外城的城墙始筑于1395年，因为城周围均为山地，城墙自然地按照等高线修筑，呈不规则形状，总长度约为15km，其上总共开有八处城门，八方各一座，象征着国王拥有八方。但是实际上由于地形的限制，不可能按照准确的方位开八门，北门刚开就封闭了，南门则避开了正南方向的南山，自然地各小门也不在准确的方位上。
2.7.1.2朝鲜汉城宫阙中所表现出的天朝礼制秩序
根据资料统计，从1637年至1894年，朝鲜一共向中国遣使507次，而中国则向朝鲜派遣过169次使团，朝鲜王朝对中国的外交主要在“事大”思想的指导下展开。由于在政治、文化上受到中国的影响和控制，朝鲜朝的建筑活动基本模仿了当时中国的制度和方式，并把自己导入中国的封建等级伦理制度之中。这种等级观念包括了封建国家的内部秩序和当时中朝之间的政治秩序。因此，从朝鲜时代的王宫建筑中，可以看出这种伦理关系对朝鲜建筑的限制。
景福宫是朝鲜王朝的正宫，是朝鲜封建秩序中等级最高的宫殿；而其正殿勤政殿，则是朝鲜半岛等级最高的建筑。景福宫的建设，虽然未直接在文献如朝鲜王朝《实录》或《大典》中表现出对中国明代王府规制的遵守，但从其总体布局、规模和正殿形制、装饰等来看，景福宫无疑受到了明代建筑等级制度的限制。从一些间接的资料亦能看出这一点，如朝鲜诸朝《实录》均以“王府”代称景福宫，如《太宗实录》十一年十月壬辰条记载：臣下谏曰：“宫阙，所以布政令尊瞻视也。景福宫，太祖开国之初所创建，其规模制度，可为后世法也……愿为时坐所，每于衙朝，御勤政殿，延引士大夫，以慰臣民之望。”太宗的回答是：“予固知太祖开创之勤……若朝廷使命之来及圣节朝贺之事，则必于此宫，故以时修葺，毋令倾颓耳。”诸如此类的记载并不鲜见，说明景福宫勤政殿是当时王国礼制体系中最高等级的建筑，而其功能并非用于日常行政，主要是用来接待来自中国的使臣。
中国和朝鲜都有重视“门”的传统。在两国的建筑文化中，“门”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功能意义而具备了强烈的象征意味，成为身份和权威的象征之一。中国的天子以“九门”“五门”等规格来渲染皇帝天下独尊的权威和气概，这种思想在明清皇城和紫禁城中达到顶峰，而且得到了高度的艺术体现。紫禁城的五门为大清（明）门、承天（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而汉城景福宫在中轴线上只设光化门、弘礼门、勤政门三门，是诸侯王的规格。
朝鲜半岛传统建筑与中国处在同一体系之内，也以“间”为空间的基本单元。木结构建筑的间数历来和等级名份联系在一起，具有明确而严格的等级秩序。这种以间数来标明使用者的身份位次的观念起源甚早，发展到明清已走到了极端。朝鲜王朝既然把自己定位在诸侯国的地位上，它的王宫自然不能超越中国皇宫的标准。勤政殿作为朝鲜王权的象征，具有特殊的性质，因而在它身上礼制秩序体现得也更为明显和严格。在天朝礼制体系之中，勤政殿从台基、开间、屋顶、斗拱、装饰等方面表明了自己与北京太和殿的等级关系。勤政殿共设两层台基，总高2.56m。这个高度比《大明会典》或者《大清会典》中规定的亲王府制略高，但不及太和殿三重台基高度（8.13m）的一半。因为虽然当时的朝鲜名义上是中国的属国，但毕竟是藩属，所以其王宫在等级上比亲王府略高，但仍需要对“天子”表达应有的敬意。勤政殿的台基上并无龙凤图案，而且陈设品的摆设中也注意了与太和殿的关系，不陈列象征皇帝权威的嘉量等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