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熊津时期，百济的寺刹表现与作为其来源的南朝山林佛寺相似；而迁都泗沘后，为什么忽然转变为与高句丽相类似的北朝佛寺形态了呢？推测其原因可能有二。一则在王室佛教时期，佛寺主要是作为国家政权威严的象征和镇国祈福的政治工具，而中国北方的平地型佛寺形态规整、秩序严谨、规模雄壮，更能符合王室的政治需求。百济迁都泗沘之时，正是百济大力强化王权专制的时期。王室在都城周边大兴土木修建宏大寺院，主要是为了王权的守护，这些寺刹因此被称为“王寺”。这些寺刹的营造是专制王权统治的要求，出于与高句丽竞争或攀比（如规模巨大的弥勒寺木塔的建造也许是这种心态的反映之一），因此百济王室转而釆纳了北朝佛寺的形制。二则用地条件发生了变化。百济因高句丽的追迫，先都汉山城，再都熊津，再都泗沘，一路南迁，汉山城、熊津在百济看来均是临时性的都城，王都为狭隘崎岖的山城形式，寺刹亦在山地间展开，难以拷贝中国那种轴线对称、廊院围合的堂塔式寺刹，因此釆用中国南方的山林佛寺形态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而迁都泗沘之后，寺刹多在平地上展开，方有条件建造出形态规整的堂塔式寺刹。
3.2.3王室佛教时期的新罗寺刹
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诸因素的制约，三国接受佛教的时间有早有晚，先是高句丽，接着是百济，再后为新罗，由此构成了中国佛教的东传走向。相较之下，三国佛教的性格也略有不同。高句丽的佛教比较多变，缺乏稳固的社会基础；百济佛教的典籍性色彩很浓；而新罗的佛教则在与国家政权的结合上，做得最为成功。佛教传入朝鲜半岛之际，正值中国历史上的动乱分裂时期，接受佛教的朝鲜半岛也处在三国鼎立的局面。因此，佛教在朝鲜半岛不可避免地要担负起国家统一和民族形成的双重任务，这一任务却历史性地落在后起的新罗佛教的肩上。上文已经述及，在佛教向半岛传播的过程中，高句丽和百济由于兼占地理上和文化上的优势，故而夺风气之先，率先接受了佛教。然而佛教在高句丽和百济虽有良好的开端，却没有理想的成果。实际上，高句丽和百济两国虽然不乏高僧大德，佛教本可兴盛，但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高句丽对道教的引入·，使佛教受到很大打击，因此反而是新罗佛教后来居上。新罗借助佛教的力量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为国势之强盛奠定了基础。
新罗佛教的初传则与高句丽与百济均有所不同，而且情况比较复杂，各种史料的记载之间也有一些出入。有种观点认为新罗与佛教的最初接触，是在新罗讷祗王时，有沙门黑胡子自高句丽抵新罗进行活动，也就是说，新罗最初接受到的佛教影响是来自高句丽，而且佛教的引入没有上升到对中国政治交往的高度，未能引起新罗政府的重视。黑胡子的影响充其量是在民间，虽然曾以祈祷的方式治愈王女（也许还是《三国遗事》的杜撰），但这不过被当做传统的巫术罢了。更可能符合历史事实的是，新罗在三国中处于最不利的地理条件，又不谙国际动向和新的文化趋势，虽然消极地接受了从高句丽传来的佛教文化，但由于当时高句丽与新罗在政治上处于敌对状态，新罗统治阶层对来自高句丽的佛教怀有戒心，使得佛教在初传新罗的大约一个世纪中时起时伏，未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到新罗第23代法兴王（514—539）时，佛教虽然终于得到王室的承认，但佛教活动仍未见起色。直到真兴王（540—575）时，新罗打通了联系大陆的海上通道，通过一段时间的文化交流之后，新罗王室迅速意识到了佛教在强化与中国的联系、巩固自身的统治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遂积极支持僧人前往中国求法，王室亦开始供奉佛陀、广造佛像、建立僧统制。在王室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下，新罗佛教发展迅速，而其显著特点是自法兴王起所进行的佛教世俗化，主要核心就是利用佛教向人民灌输强烈的护国精神，使得佛教成为新罗“统一”的精神支柱。新罗佛教的世俗化是有步骤、有层次、有目的地进行的，到真兴王时期，佛教思想已经成为治理国家的根本理念和强化中央集权、进行领土扩张的“护国信仰”，护国佛教思想是新罗佛教的特色。圆光制定的五戒成为花郎道的核心思想，于是佛教由超人间的宗教一变而为世俗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并成为“王化之方便”。圆光甚至不惜实施“求自存而灭他”这种“非沙门之行”，向隋朝修表乞师以灭百济，可见他是将佛教的政治功能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慈藏在王室的支持下整饬戒律，使僧团成为一支重要的国家力量。他又杜撰一系列神话，渲染新罗为“根本佛土”，其真正用意是要确立新罗在朝鲜半岛甚至东亚的独尊地位，为政治上的统一提供精神基础。慈藏归国后创建的庆州皇龙寺九层塔连自己求法的圣地一一中华也都作为降伏的对象，而且被敌对的程度仅次于日本·，不难想象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多么鲜明，佛教的世俗政治功用是多么强大。总之，新罗成功地利用了佛教外联中国、内强政治的作用，使一个落后民族由弱变强，由后进变为先进，最终不但在强敌环视（高句丽、百济、倭国）的景况下生存，而且最终巧妙地借助唐的力量统一了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开创了朝鲜半岛文化的黄金时代一一统一新罗时代。
新罗和统一新罗均建有规模宏大的寺刹，多分布在王都一庆州一带。这些寺刹在王室的支持下建造，而且出于与高句丽、百济相同的政治诉求，这些寺刹基本上取范于中国北朝佛寺，主要以所谓的“一塔式伽蓝”为主流。新罗王京一带的寺刹，如庆州兴轮寺、皇龙寺、芬皇寺、感恩寺等，均是规模宏大、建筑壮丽的寺刹，皇龙寺甚至建有巨大木塔，从其遗址分析，规模堪比北魏洛阳永宁寺塔。
综上所述，在王室佛教时期，佛教的传播在朝鲜半岛是单纯的输入，还处在传播和解释教义并消化理解的阶段，直到6世纪才具备了比较完善的体系；佛教当然不可能有所发挥，寺刹布局亦不可能有新的发展，只能仿照中国。另一方面，“三国时代”是朝鲜半岛各政权从古代国家形态转变为律令制国家的时期，在国家体系的整备过程中各政权的统治阶层均利用了佛教的力量，寺刹基本上由王室建造。而为了强化王权统治，高句丽、百济与新罗均追求秩序严整的寺刹配置，以中国的堂、塔并立寺刹为蓝本，而塔亦与中国相同采用木塔，这是王室佛教时期朝鲜半岛寺刹的共通的特性之一。
3.3禅、教并立时期（7世纪后半期一15世纪）
所谓“禅教并立”时期，“禅”是指禅宗，“教”是指包括天台、华严、唯识等各宗在内的“教宗”。这一时期的朝鲜半岛，禅、教同时受到尊崇和发展，时间大约在统一新罗末期及高丽前期。若再对其进一步细分，则可分为教宗发展时期、禅教并立时期、宗派佛教时期。在佛教建筑中的表现，是寺刹中堂、塔关系发生变化，塔的重要性削弱且规模逐渐缩小，山林佛寺的布局形态进一步发展。
3.3.1教宗发展时期（7世纪后半期一8世纪）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数百年的发展，至隋佛法大兴，到唐初时佛教各宗就已次第形成。公元6世纪时，朝鲜半岛已进入统一新罗时代，佛教在朝鲜半岛已流传颇广，而且隋唐时期形成的则大小乘各宗教义几乎全部输入，形成了朝鲜半岛佛教的隆盛时代。6世纪前后，僧人到中国求法之风盛行，知名者如高句丽僧朗、义渊、实法师、印法师等；百济僧谦益、慧慈等；新罗僧无相、圆光、慈藏、圆胜、惠通、胜诠等，其中还有多人赴印度求法。百济僧谦益由中国到印度专攻梵语和律部，回国时带回许多梵本加以翻译和研究，促使律宗在三国迅速传播；义湘（625—702）在661年入唐，在终南山的至相寺深入学习了华严宗的教义，670年回到新罗，在太白山创建了浮石寺，成为朝鲜半岛华严宗的始祖。慈藏在江陵建造了水多寺，然后在太白山建立了石南院并终老于此。新罗僧惠超在719年入唐，并到达南印度师从密宗僧人金刚智，最后周游大食、安国等地区，727年回到唐长安，并著游记《往五天竺国传》3卷，介绍了印度及其周边诸国的地理、交通、文化和风俗。
统一新罗时代大量的入唐留学僧带回了多样的教义，并积极地推广、传播。统一新罗前期华严宗和法相宗信徒颇众，后来又从唐朝输入密宗和禅宗，净土宗也日渐流行，因此这一时期可称为“教宗发展时期”。大量的留学僧带回了多样的佛教教义，如华严宗、唯识论、密宗等。佛教界涌现出了元晓、憬兴、义湘、圆测、太贤、义寂、宣证、胜庄等著名佛学理论家及其著作，其中对朝鲜佛教的发展，影响最深的是元晓、义湘和圆测。元晓的《十门和浄论》、义湘的《华严一乘法界图》和圆测的《解深密经疏》等著作，为创立具有新罗特点的华严宗和唯识宗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个时期朝鲜半岛的佛教形成了五个主要宗派：
1.涅槃宗。由高句丽僧普德于景福寺所创，建有八大伽蓝；
2.律宗。新罗僧慈藏入唐回国于通度寺所创；
3.华严宗（亦名圆融宗）。有二派，一派为元晓在新罗庆州芬皇寺所创，称为海东宗；另一派则为入唐的义湘师从智俨传承的中国华严宗，设祖庭于浮石寺，故亦名浮石宗；
4.法相宗。由真表律师在金山寺所创。华严宗和法相宗注重教义理论的研究和讲述，而在传法世系和组织上并不严格；
5.密宗。朝鲜半岛的密宗主要包括神印宗和总持宗（或称真言宗）。神印宗创始人是明朗，他于善德王四年（635）受帛尸梨蜜多罗所译神印秘法，其密教被称为神印宗（亦称文豆娄宗），在密教史上属善无畏、金刚智以前的杂密。总持宗创始人是惠通，他入唐受善无畏印诀，为善无畏一派密教。新罗僧惠日受唐青龙寺惠果密法，带回《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等，在新罗大弘密教。新罗末期的道诜把佛教的善根功德思想同道教的阴阳五行及地理风水说相结合，发展出具有特色的“祈福佛教”，使得佛教更加神秘化。
佛教信仰的多元化发展对统一新罗时期的寺刹布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佛教寺刹不再仅仅是王权象征和护国庇佑，也成为社会各阶层信仰的场所和世界观的具体表现。表现在寺刹配置形态上，最主要的变化是堂、塔之间关系的改变。因应佛教教义和传播形式的变化，并受到唐代寺刹配置的影响，统一新罗时代寺刹的配置从以供奉佛舍利的塔为中心的一塔式伽蓝转变为以供奉佛像的金堂为中心的双塔式或单塔式伽蓝，金堂取代塔的位置成为寺院的中心，而且成为寺刹中规模最大的建筑，堂前左右立有规模大为缩小的双石塔或单塔。代表性的例子如庆州四天王寺遗址、感恩寺遗址、佛国寺等。
当然，这一时期朝鲜半岛佛教的各宗派仍未正式形成，只是存在着对教义不同理解的学派，没有形成统一而明确的宗旨和规范的寺刹形制。因此寺刹建筑也是混用而不带明显的宗派特点，大体上双塔式伽蓝与法华思想有直接的关系；而华严教义的寺刹，则多采用单塔式，这两种寺刹并行于统一新罗。
9世纪以后，统一新罗寺刹中采用更普遍的形式是在伽蓝中只建一塔，塔的规模也进一步缩小，甚至成为象征性的小型石造物；而且塔不再一定位于伽蓝中心，而是根据实际地形的配置在佛殿的侧面、后面等。早期的例子如位于庆州市岩谷洞的高善寺，据传是元晓所创，在配置上金堂与塔各成一院，互相独立。这意味着塔和堂已经是相互独立的礼拜空间。这种类型寺刹的出现，预告了此后伽蓝配置变化的方向，反映了佛教思想的变化。
3.3.2禅教并立时期（9世纪一11世纪）
所谓禅教并立时期，是指禅宗及天台、华严、唯识等各教宗同时受到尊崇和发展的时期，时间大约在统一新罗末期至高丽前期。8世纪末，中国禅宗开始传入朝鲜半岛，最早传法的是道信（580—651）的禅系。新罗僧法朗入唐师从道信，归国后传神行；神行再入，师从北宗普寂（651—739）弟子志空，归新罗后传北宗禅，但影响不大，总体而言新罗最流行的是南宗马祖道一系统的禅法。新罗宣德王五年（784），道义入唐师从虔州西堂智藏参学心法，受其法脉，822年回国后始传达摩禅，后来发展成新罗禅门九山之一的迦智山派。兴德王三年（828），洪陟入唐亦师从智藏受法，回国后在实相寺宣扬禅法，开创了禅门九山的另一派——实相山派，禅宗在统一新罗出现勃兴的局面。利严于唐昭宗乾宁三年（896）来华，师从云居道赝，得法于后梁太祖乾化元年（911）归国。高丽太祖十五年（932）敕于开城西北海州之阳，择灵山精舍以利严居之，后来发展成须弥山广照寺。由于不同时期许多僧人分别到唐朝参学禅法，回国后各在一方以某一寺院为中心传禅说法，到统一新罗亡国（935）之前已经形成了8个支派，到王氏高丽（918—1392）初发展为9个支派，称“禅门九山”。其中除一派传北宗禅，一派传南宗石头门下曹洞禅之外，其他7派皆传马祖禅法。
虽然统一新罗的禅宗以南宗马祖禅法比较流行，但是由不同时期的僧人分别传入，分散各地，互不相属。禅宗僧侣在传教过程中得到了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阶层的支持，寺院遍及全国，名僧辈出、著作丰富，随着僧侣和寺刹的增多，统一新罗逐步建立起了相应的僧官、寺等制度。禅宗的兴盛，促成了新罗中后期寺刹建筑向山林的转移，对高丽、朝鲜时期寺刹布局和木构建筑技术的变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