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中国的儒学，作为实用的世界观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原理，从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开始，被半岛上的历代政权所利用。尤其进入朝鲜时代以后，国家政权摒弃了高丽王朝作为精神支柱的佛教，转而以“儒教”为根本，实现“王道政治”，儒学为确保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做出了贡献。朝鲜时代是朝鲜半岛儒学大发展的时期，儒学几乎被上升到宗教的地位一一“儒教”，中国的性理学成为朝鲜社会维持家庭、社会、国家秩序的基本思想。随着儒学思想的普及，朝鲜社会从朝廷的各类制度到家庭细微琐事的礼仪，均出现了广泛的变化，而且对朝鲜半岛建筑文化的冲击，几乎可与佛教的传入相类。出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儒学对朝鲜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国家次元的政治理念、统治结构，到中间次元的都城与邑城的建设、宗法村落的配置形态，到小次元的住宅内部空间分化、装饰风格等。这种影响的广泛和深刻的程度，可通过比较儒学在日本所起的作用而反衬出来。虽然儒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是对朝鲜王朝的统治阶层而言，儒学在事实上却具有宗教般的意义，是他们绝对的价值观。上行下效，由统治阶层到普通百姓，无不遵循着“儒教”原则的引导，因此儒学对朝鲜半岛建筑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来得如此深刻而广泛，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儒学对朝鲜半岛建筑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筑中“礼”的思想的导入，儒教的理性精神和对秩序的追求广泛而深入地影响到了朝鲜时期的城市建设、建筑布局等方面；二是使建筑的审美观念产生了重要的转变，朝鲜时代以前，佛教建筑占据了建设活动的主要地位，而进入朝鲜时代以后，儒学建筑取而代之。华丽、庄严的宗教建筑审美观让位于严整、秩序、简素的儒学建筑审美风气；三是新的建筑类型的出现和发展，如礼制建筑（文庙、宗庙、社稷等）、教化建筑（书院、明堂、辟雍、乡校等）；四是根据礼制而来的种种建筑制度，如“天朝礼制”秩序对朝鲜时代的都城、王宫建设的影响以及以“家舍规制”为代表的建筑等级划分等；五是对建筑，特别是上层社会住宅的配置形态的影响；六是在装饰、装修和日常生活方式中的反映等。下文仅择要将儒家文化对朝鲜半岛建筑的影响，或者说朝鲜半岛建筑中反映出来的儒家文化作一初步的探讨。
4.1儒学在朝鲜半岛传播与发展过程简述
中国的儒学，大略形成于奴隶制度行将崩溃的春秋末期。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强化和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历代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对儒学不断地进行了加工、改造，使之更适合于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统治理念，控制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达两千余年之久，而且传播到世界各地，尤其是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有部分学者确信，儒学早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就已传入朝鲜半岛。例如韩国学者柳承国认为与燕昭王（前331—前270）同时的古朝鲜社会已知晓了早期儒学的某些思想，并尝试用于解决遇到的问题·——意即孔孟之道于公元前4世纪左右，已经对朝鲜半岛上的人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半岛上设置了“汉四郡”，在汉廷的直接统治和大量汉民进入的情况下，相信儒家典籍和儒学思想在汉四郡及此后的乐浪、带方等地区有了一定程度的传播。
当然，关于儒学在朝鲜半岛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可以实证的记录是始于高句丽时期。目前的韩国学界倾向于认为儒学在公元1世纪前后通过高句丽传入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与新罗这三国中，高句丽的社会思想和国家体系最先受到儒学影响，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有关。便捷的陆路交通密切了高句丽和中国文化的联系，所以它自政权建立之初就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文化渊源。出于国家发展的需要，高句丽的统治阶层积极、主动地吸收了儒家学说。《三国史记》载，小兽林王二年（372），高句丽按照中国制度建立了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太学，向贵族子弟传授《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等典籍，为官僚阶层的儒化做准备，并在此基础上，颁布律令，建立社会统治体制。在统治者的提倡下，儒学教育在高句丽得到普及，地方上也纷纷设立学堂（私立的“扃堂”），《旧唐书·高丽条》载“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林》《字统》，又有文选太爱重之”。由于高句丽主要是出于提升统治阶层文化水平和政治能力之目的而推广儒学，所以其儒学教育比较注重儒学经典的训解。
百济与中国有大海相隔，早期仅靠海路往来多有不便，因此儒学的始传略晚于高句丽。百济虽然没有留下建立儒学教育机构的直接记录；但百济很早就出现过“博士”的称谓（在武宁王和圣王时期就有“五经博士”），用来称呼那些通晓儒家经典的人。百济近肖古王二十九年（375），有位名为“高兴”的人取得了“五经博士”的称号，用汉字写就了《书记》一书，从此百济的历史才有了可查证的文字记录。而日本之所以能够接触到儒学，也正是通过百济的“五经博士”们。大约在公元4世纪后半期或5世纪初，百济派博士王仁到日本传授《论语》和《千字文》，可见以经史为主要内容的儒学教育在百济已很发达了，《隋书》载百济“岁时伏腊同于中国，《五经》、子、史表、疏等皆依中华之法”。百济儒学的推广对国家政权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古尔王时，建立了初步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后又设置“六佐”制与十六官阶品；“六佐”制度即源于中国周礼的六官，系模仿中国的六典而来。与高句丽有所不同的是，出于巩固国家安全的需要，百济引入和推广儒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和完善国家体制，因此儒家所定的典章制度得到了最大的重视。在儒学教育中，也一度以《论语》《孝经》等为必修科目，强调“孝悌忠信”等儒家道德准则，建立起类似中国的封建伦理纲常以强化统治秩序。
中国的儒学传入朝鲜半岛之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由不断涌现的本土儒学者们结合实际进行了新的发挥，逐渐形成了具有朝鲜半岛特点的朝鲜儒学；而朝鲜儒学又被传播到了日本，再经日本学者的发挥和取舍，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日本儒学，中国儒学、朝鲜儒学、日本儒学同为东亚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东亚儒家文化圈之所以能够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便是百济对儒学传播的贡献。百济西凭黄海与中国相连，东隔海峡与日本九州岛相通，其地理位置使得百济成为中国儒学传入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重要枢纽。
偏处朝鲜半岛东南一隅的新罗与中国山水阻隔，因此在三国中接触儒学最晚。大约在公元3世纪或者4世纪，新罗开始间接地通过高句丽和百济对儒学有所了解，进而形成杂糅了儒、道、释学说和原始宗教意识的花郎道思想。儒学成体系地传入、发展，并对新罗社会产生影响，当是在新罗攻占百济北部，打通了通向中国的出海口后。公元6世纪，儒学得到了新罗政权的高度重视，并迅速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一。而且其国号“新罗”就得自儒学典籍，取意于“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
虽然在三国中接触儒学最晚，但新罗在儒学教育、研究和发展上却取得了最大的成就。新罗派遣了大批留学生前往中国。这些学生所学的内容，多以儒家经典为中心。他们中有建树者颇多，至唐末期新罗入唐的留学生中有58人于唐朝宾贡科及第。其后五代时，亦有32人及第之记录。这些留学生归国后，为儒家思想在朝鲜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他们中也曾经出现过一批声名播于中国的大儒，如薛聪、崔致远等人。
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南部后，通过学习中国儒学并加以发挥，使得统一新罗的儒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由于疆域的扩大和行政体系的复杂化，统治阶层更需要儒学倡导的伦理秩序来巩固其统治并管理国家，于是在682年仿唐设国学，讲授儒学五经三史，设博士助教、大舍，讲授儒学。747年改国学为太学监，以《论语》、《孝经》为必修，《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文选》为选修。788年仿唐实行科举制，设读书出身科，以儒家之五经三史为考试内容，依学生学业成绩上中下三等，录为各品官员；将以前由武功高低选拔官吏的制度，改为以儒学知识的水平来选拔官吏，这样更进一步促进了儒学在社会上的普及。科举制度的引入，大大地促进了新罗儒学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的繁荣。景德王十七年（758），新罗专门设置两名“律令博士”，主要从事律令制度的研究和制订，进一步强化了新罗的律令制国家体系。《三国史记》卷第十，新罗本纪第十，元圣王条载：“四年（780）春，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读，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从这一记录可以看出，当时的新罗教育，已经以儒家经典为主。
统一新罗全面地引入了当时中国的制度，国家体制依照儒家学说而建立，官学、私学迅速发展，科举制度成为选拔国家统治官僚的方式，孔子也得到国家的祭祀；儒家敬天、修德、尊贤、正名的政治思想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社会思想也在新罗得以广泛传播，并成为以后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等封建王朝的主要政治思想，是朝鲜半岛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
公元918年，高丽王朝建立。高丽一朝，佛学兴盛，但儒学的发展，并未受到压抑。王室在支持佛教的同时，亦大力提倡儒学。高丽朝存续的五百年间，太学课程仍以儒家经典为主，并定期举行祭孔活动，开科取士，选用儒生任文官，民间私人讲学之风也很兴盛。当时儒家思想对统治者的影响已经十分深刻，高丽太祖的《训要十条》中可以看出浓重的儒家政治哲学色彩，历代国王的敕令等官方文书中也经常引用儒家的经典章句。儒家思想贯穿于统治者的施政纲领，自上而下地影响了整个社会。儒学界也出现一批成就颇高的儒者，如被誉为“海东孔子”的崔冲。崔冲设九斋以推广儒学、教育儒生，门下颇有才俊之士。
高丽时期儒学的最重大发展，是程朱理学的传入和推广。高丽末期，程朱理学传入朝鲜半岛，经朝鲜学者的消化和吸收后逐渐本土化，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性理学，即所谓的新儒学。最早从元朝将朱子学介绍到高丽的是安垧（号晦轩，1243—1306），朝鲜半岛书院的肇始，与此人有一定的关系。恭愍王十六年（1367）命郑梦周等为学官，增置生员，授朱亮《四书集注》，“程朱性理之学始兴”。郑梦周被推为“东方理学之祖”，令土庶遵朱子家礼，立家庙祭祀先祖。朱子之学在高丽时期得到很大的发挥，经性理学家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人的推进，性理学在高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奠定了日后朝鲜时期儒学全盛的基础。
高丽末年，僧徒干政日烈，佛教日趋腐败，逐渐引发政界、学界的排佛之风，而排佛的重要理论支持即来自儒学。高丽辛昌王时（1388）典法判官赵仁沃上疏，指出佛教“固非所以治天下国家之道”，批评“近世以来，诸寺僧徒不顾其师寡欲之教、土田之租、奴婢之佣，不以供佛僧而以自富其身；出入寡妇之家，污染风俗；贿赂权势之门，希求巨利，其于清净绝俗之教何？”建议收土地于官府，对僧徒严加管理。恭让王二年（1390）郑梦周上奏称儒学之道为“至理存焉，尧舜之道亦不外此”；而佛教劝人“辞亲戚，绝男女，独坐岩穴，草衣木食，观空寂灭为宗”，不是“平常之道”。此后，大司宪成石璘等人又上疏，批评佛教“无父无君”“以毁纲常”，师其法必国灭祀绝。直到高丽灭亡前夕，大臣和儒士郑道传等多人仍在连续上疏批评佛教妄谈祸福、劳民伤财、危害国家，应当革除。
这些排佛之论，是朝鲜时期兴儒排佛的先声。
朝鲜王朝的建立，迎来了朝鲜半岛儒学的全盛时期。此前高句丽、百济、新罗、高丽虽然均接受了儒学的影响，但其特点在于：儒家伦理是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传播和发展，影响层面相对比较局限，主要是在统治阶层范围，对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的影响远不及在朝鲜朝那样广泛和深刻。在朝鲜朝之前，
虽然儒学本身所具有的中央集权政治理念的特性，使之很早就成为培养官僚阶层、建设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基础，但是在民间生活中影响深刻的佛教文化的土壤上，要确立儒家伦理和秩序则是比较困难的。而朝鲜朝的建立，不但促进了新儒学的发展，将儒学理念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使得儒学思想不仅仅是国家政治意识的基础，也成为自上到下的士族、民众日常行为生活的最高准则。
儒学对朝鲜王朝的绝对影响力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和政治背景的。高丽王朝是一个以武人为主建立的政权，重武崇佛。
高丽武将出身的李成桂取代高丽、建立朝鲜王朝后，类似于宋太祖之建宋，为了防止臣干政、武将夺权的历史重演，极力削弱武人势力而尊崇以儒学为本的士大夫阶层。这些人即是所谓的“两班”（文班掌文事，武班掌武事，但均是士大夫）。出身贫寒的李成桂为了革除高丽时期门阀贵族政治的弊病，令庶民百姓也可以修习儒学，通过科举入仕，获得参与国政的资格。这样的时代背景激起了举国上下学习儒家经典的狂热，儒学遂成为朝鲜朝立国的根本和统治阶层的立身之源和生活理念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对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全罗南道罗州乡校大祭庆尚北道安东书院时祭当代仍延续的孔子祭祀活动。
4.2儒学对朝鲜半岛建筑文化的影响
4.2.1“礼”之秩序的引入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儒学始终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诸多方面均有着重大影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内核。虽然汉代以后有道教的创立和佛教的传入与繁荣，但佛、道之学始终居于附属地位，在中国人心目中，儒学才是根本之道。儒家“礼”的思想对建筑文化的影响大体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