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儒学提倡礼制，以礼为治国之本和个人立身行事的准则，由此产生了建筑上的多种类型及其形制，如殿堂、宗庙、坛、陵墓等；第二，儒学被利用来宣扬君权至上，皇帝是受命于天的万民之主，故建有以宫室为中心的都城宫殿，用来体现君权至高无上；第三，儒学主张敬天，对天地的祭祀是历朝大祀，故建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以及社稷、先农诸坛；第四，儒学主张孝亲法祖，故有宗庙、陵墓的营建、祭祀礼仪的产生；第五，儒学主张中正有序，故有建筑平面布置的方整对称，秩序井然，从而形成都城、宫城及建筑群体严格的中轴对称布局形制；第六，儒学主张尊卑有序，上下有别，注重用建筑来体现尊卑礼序，举凡建筑的开间、形制、色彩、脊饰，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得违制僭越。
朝鲜时期的社会被称为“儒教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儒学不但是一种学说，甚至被当做一种“宗教”来看待。儒家伦理规范的核心是“礼”。“礼”不仅是朝鲜统治者经国治世的根本思想和理念，也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因此，“礼”的思想亦成为朝鲜半岛建筑思想的内容之一，对朝鲜半岛传统建筑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4.2.2新建筑类型的出现与发展
4.2.2.1文庙、书院与乡校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宗法观念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以性理学为统治理念的朝鲜王朝对礼制和宗法关系的重视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宫殿、宗庙、社稷、文庙、成均馆等皆成为礼制和宗法关系的建筑载体。文庙祭祀着孔子等圣贤，象征着儒学的道统；书院或者乡校内的祠堂也通过奉祀不同的先贤来表明自己的宗派。因此，对孔子以及儒学圣贤的“祭祀”成为作为统治阶层的士大夫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文庙作为奉祀孔子的场所，在朝鲜半岛也得到广泛的普及，这是儒家的规范和朝鲜社会实际所结合的必然结果。
朝鲜半岛对孔子的祭祀，大约始于统一新罗时期。《三国史记》圣德王十六年（717）载云：“秋九月，入唐太监守忠回，献文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图，即置于太学。”然而，尚无迹象表明统一新罗时期即有文庙这一建筑类型的出现。朝鲜半岛专门用于供奉孔子和儒学先贤的文庙这种类型的建筑，应肇始于高丽时代。高丽成宗二年（992），高丽使者从宋带回“大庙堂图”“社稷堂图”以及“文宣王庙图、祭器图、七十二贤赞记”等，依中国制度设立了太学，成宗十一年（999）太学中文庙落成·。1127年，高丽仁宗下令“诸州立学”，在学舍中设立文庙，形成了“庙学”合一的建筑制度。朝鲜王朝建立之后，儒学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儒家学说的鼻祖一孔子自然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尊崇。自1398年在汉城建立文庙起，朝鲜的各州、府、郡、县也都模仿汉城文庙的形制陆续建起了文庙。文庙在朝鲜社会中，具有崇高的地位，门前领域设有下马碑，各色人等到此均需下马，国王亦不例外。
各级官员到任，首先做的第一件大事必然是到本地文庙参拜。
作为新出现的建筑类型，可以推测，朝鲜半岛初期的文庙自然是以中国的文庙为蓝本，但是结合具体条件又作了些变化，主要是对中国文庙的简化。从现存的建筑布局来看，
最初的开京文庙遵循了中国的制度，釆用了严整对称的配置形式，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大门（外三门）、大成殿、明伦堂；大成殿东西两侧有两庑，明伦堂两侧有东、西斋。此后的文庙大多保留了这种形制，有所变异者只是祭祀用的空间（以大成殿为核心）与讲学用的空间（以明伦堂为核心）之间的位置关系。因地形、时代背景的不同，曾釆用过前庙后学、前学后庙、庙学并列等形式。
朝鲜半岛的文庙常常和书院、乡校等一起出现，独立的文庙建筑群鲜见，但祭祀孔子的空间始终是这些儒学教育建筑的核心。就算在朝鲜中期，出于吸引儒生入院学习、扩大政治影响等原因，书院、乡校的讲学空间一度被提到核心位置，但很快祭祀空间又恢复了其统治地位，有的书院的讲堂、斋舍趋于萎缩以至消失，成为完全的祭祀用祠庙。
在现代化的今天，祭祀孔子的礼仪作为朝鲜半岛传统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仍然得到很大的重视，每年都在汉城文庙（成均馆）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对朝鲜半岛社会的浸透之深。
4.2.2.2宗庙、社稷坛
虽然对祖先的祭祀古来有之，而且高句丽、百济、新罗均建有各种“始祖庙”，国王也时常拜谒，但是纵观朝鲜半岛的建筑发展史，直到统一新罗时期都城之中仍无“宗庙”这样的礼制建筑出现。只有到儒学已在朝鲜半岛扎根，“礼”的观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取得了统治性地位之后，高丽王朝才模仿中国，开始在开京营建宗庙和社稷坛。当然，高丽开京的宗庙和社稷坛迄今连遗迹都没有发现，只有朝鲜时代建成的宗庙和社稷坛才保留了下来。
朝鲜王都汉城的建设自宗庙开始，表明了朝鲜朝对儒学宗法观念的高度重视。《礼记》卷—曲礼下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以儒立国的朝鲜王朝，营建祭祀祖先的宗庙自然是建都的头等大事，事关政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汉城的宗庙和社稷坛的布局遵循了《考工记》所载“左祖右社”的模式，宗庙位于王宫之东，社稷坛建于王宫之西。
汉城宗庙因为地形的关系，并没有能够像北京太庙一样按照严格的中轴线来组织建筑布局。汉城的宗庙建筑群座落在小山之间狭长的山坳之中，由斋宫、正殿、永宁殿等建筑组成。斋宫用来保管祭祀用品和供国王祭祀前斋戒之用；正殿是座面阔达19间的单檐悬山顶建筑，供奉着历代朝鲜国王和王妃的牌位；永宁殿规模略小，也是长条形的单檐悬山顶建筑，是因为后来正殿已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先祖的牌位而增建的，在功能及地位上和正殿完全相同。正殿及永宁殿的每间供奉一位朝鲜国王的神位，因此随时间的推移建筑间数不断增多。汉城宗庙初建时为7间，到朝鲜世宗时空间已经不足，因此又建永宁殿；16世纪末永宁殿的空间又不足使用，因此又继续扩建正殿，最后正殿增至19间。正殿建筑构成非常单纯，就是一间一间地不断增建，没有丹青彩画，简洁质朴。柱阵的排列完全按照功能的需要出发，前面为外廊柱，便于祭祀时献礼官员的活动，再内一排柱子间设有板门，内部设有简单的供桌，上供神位。这样的19间建筑构成庞大的体量，以简单的重复形成整齐严肃的气氛。加上殿前宽阔空旷的广场以及不施彩绘的柱列，形成庄重肃穆的祭祀空间。
除了汉城的宗庙外，其他一些与李氏王室相关联的祭祀性建筑，尚有祭祀“思悼世子”的景慕宫、奉安全州李氏始祖位牌的肇庆庙、供奉李成桂画像的庆基殿、祭祀关羽的东庙（以上分布在今韩国行政区内）等；北朝鲜地区尚有穆清殿（1418年创建，1901年复建）、永兴睿源殿（1396年建）、永兴本宫、咸兴本宫等。穆清殿及睿源殿是供奉李成桂“影真”之用，建筑形制釆用了中国宋代王陵中丁字阁的形式。永兴本宫、咸兴本宫等均为李成桂的“潜邸”或旧宅，后被改造为祭祀性的建筑。
汉城的社稷坛作为礼制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于1395年，分为东西并列的社坛和稷坛两坛。各坛平面均为正方形，相距不过一米，坛中心有石雕制品以象征后土氏、后稷氏，加以祭祀。此后，又在各州郡县，亦建有社稷坛。
4.2.2.3家庙
在16世纪至壬辰倭乱之间的朝鲜半岛农乡村社会中，儒学理念对建筑活动的相关影响大体包括如下一些内容：宗家与家庙的建立、书堂（精舍）的建立、楼亭与斋室的建立、书院/祠宇的建立与运营、旌闾表彰建筑等。
在封建社会中，士大夫阶层为了维持自身的地位，发展出了多种体系化了的宗教仪式及伦理思想，其中家庙的设立就是一个重要的举措。家庙是家族内祭祀先祖的场所，是儒家建筑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性理学一统人们的思想意识后，朝鲜社会高度重视“孝道”和对祖先的尊崇，认为这是任何人都必须具备的品格和为人的根本。在今天，祭祀祖宗已成为蒂固根深的传统，至今每年中秋，朝鲜人无论家族成员身在何方，都要尽可能回长子家祭祖。但是，这样的传统，直到朝鲜时期才得以逐渐确立——因为家庙的设立，是“朱子家礼”在社会得到广泛普及的直接结果。而朱子家礼传入朝鲜半岛，是在高丽末期。当时高丽国内的政治已失去控制，新兴的儒学者逐渐上升为日益重要的政治势力。高丽末期的儒学者郑梦周（1337—1392）、朴相忠等积极推进朱子学的礼仪实践，就是从强调“丧祭礼”入手的；其中的“祭”，就是指对祖先的祭祀。这些儒学者认为，“忠、孝”乃是儒学提倡的基本美德之一，因此对祖上的祭祀就成为士大夫生活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士大夫居家生活的中心，乃是“奉祭祀、接宾客”，“祭礼”是所有家庭礼仪中最重要一礼。《高丽史·礼志》中亦记载了“大夫庶人祭礼”的有关规定，表明当时已开始在家族中祭祀先祖。为了将祭祀活动程式化并固定祭祀的场所，高丽末期的儒学者们开始主张在家中修建家庙，认为至少文武官员家里应当如此。恭愍王时期，尹九生在金州建祠堂祭祀其三代祖先，这些都可看做是朝鲜半岛家庙建筑的发端。
然而家庙真正在朝鲜半岛的普及，要晚到16世纪以后。朝鲜初期国家制度的整备，是从作为佛教社会到儒家社会转变的15世纪间完成的。崇儒抑佛政策的强力推行，使得士大夫掌握了行政和经济权力，这一过程中朱子学的伦理实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朱子家礼在朝鲜社会各阶层的普及，16世纪末期左右才基本完成；而直到朝鲜成宗时期家庙才得到普及，因为长期以来浸淫朝鲜半岛的是佛教、土俗信仰等；移风易俗的实现，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出于尽力排除佛教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大力根植儒学观念的考虑，朝鲜王朝对民间家庙设立高度重视，通过行政手段来确保家庙设立的普及，如《太祖实录》卷二，太祖元年（1392）九月壬寅条：“都评议使裴克廉、赵浚等，上言十二条……自公卿至于下士，皆立家庙，以祭先代，庶人祭于其寝……。”朝鲜太宗元年（1401），家庙设立的相关法令更是进一步严格：《太宗实录》卷二，太宗元年十二月已未：“司宪府大司宪李至等疏陈数条……疏曰：家庙之法不可不严也……。”但因佛教和以往习俗的影响力仍然强大，直到太宗六年（1406），仍然是“然今立庙之家，百无一二”（太宗实录，六年六月丁卯）。世宗九年（1427），朝廷不得不先从统治阶层做起，规定2品以上官员必须在世宗十年、6品以上在世宗十二年、9品以上在世宗十五年前建立家庙（世宗实录九年二月戊辰）。经过朝廷的努力，到成宗时期抑佛崇儒政策得以完全贯彻，汉城的士大夫阶层才普遍建立了家庙。由儒士金光粹（1486—1563）所撰之《警心箴》可见这种转变的一斑：“茫茫宇宙，享祀为重，是用立庙，小心钦奉。公卿大夫，以及下士，各遵祭礼，宗子传祀。彼何人斯，慢不致诚。我有祠宇，潇洒三楹，每岁明朝，四仲吉日，我尽我诚，香火不綴。”
然而在当时这种风气毕竟还只是局限在王都汉城一带。朝鲜全境中家庙设立普遍化，则是在宗法制度、奉祀制、相续制等作为国家意志体现的16世纪以后。从这时起，地方上的氏族也可通过科举出仕，各地书院、乡校等逐步设立，性理学传播更为广泛，《朱子家礼》得以大量刊行和传播，儒学思想和伦理规范对社会的改造基本完成，宗法观念遂在朝鲜社会已成为普遍的观念，家族系统得到高度重视。一家分出许多小宗，开基祖的嫡系长子一系“百世不迁”，而其他的小宗则“五世而迁”。而这种宗法构造虽然源自南宋的宗法构造，但划分更细，出现了宗家、支家或者本家、分家等名称，通过对共同祖先的祭祀构成严密的宗族组织。在这样的宗法制度下，出于立嗣（祭祀权继承）与宗族关系维系的需要，家庙得以在士大夫住宅中流行开来，并成为最重要的构成元素。17世纪以后，儒士们编撰的多种礼书·，有力地推动了家庙设立的风气，家庙的建立已成为包括庶民阶层在内的普遍的社会习俗。家庙更为普遍，规模更大，地位更为尊崇，不但成为独栋的建筑，在条件许可的家庭中甚至另成一院。后来，家庙的功能还从单一的祖先祭祀扩大到举行冠婚丧祭的场所，在士大夫住宅中的地位愈显重要。
鉴于家庙在住宅中的神圣地位，一般是首先建设的部分，而且要配置在方位较尊崇的东侧、住宅后部隐秘之处。朝鲜《朱子家礼》云：“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地狭则于厅事之东亦可。”在朝鲜时代的儒学观念中，东为上位，也是中国“左祖右社”之制的曲折反映。当然，也有结合具体条件，将祠堂置于西侧的情况。家庙的祠堂之内有祖先的位牌，和中国有所不同的是，一般来说这些位牌并不标明某位祖上的具体名字，而是笼统地将全体祖先作为一个整体来祭祀。
作为重要的儒家建筑，家庙的性格是严肃规整的。朝鲜《家礼》开篇就是“家庙之图”，描述了理想化的家庙的构成：“祠堂之制三间，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令可容叙立。又为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于其东，以周垣，别为外门，当加户闭，若家贫地狭，则止立一间，不立厨库，而东西壁下，置立两柜，西藏遗书衣物，东藏祭器亦可。”当然，这样的庙制照搬中国的痕迹太过浓厚，明显是家庙设立初期，直接以中国的祠堂为蓝本而模仿的产物，因此在朝鲜称为“古庙制”。后来经过在实践中的运用和调整，几经变化，朝鲜时期留存至今的家庙，普遍情况是只设祠堂而无其他附属设施，祠堂一般三间，外围设垣，垣正南设外门。出于对所谓的“不迁位”的祭祀的需要，有时候一家之中，也有设置两处乃至三处祠堂的情况。庶民阶层当然不太可能负担这样形制严整的家庙，朝鲜初期在卧室中设龛祭祀即可，后来也出现了在屋外设小型的象征性建筑祭祀的情况。《世宗实录》卷二、卷五十五等中就曾提到，对家贫且无奴婢者，可只供牌位，住宅在10间以下的人家，可只用一间作祠堂；对于非士族者，在卧房中祭祀也可。朝鲜后期，一般无力负担独立家庙的人家，则多以所谓的“大厅”为祭祀婚丧等大礼进行场所，此时强调这一场所神圣性的建筑手法，多为将当心间的两柱做成带卷杀的圆柱，而其他的柱子则用方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