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建筑文化发展过程的特征之四，是传播中存在种种“误读”现象。地理、政治和民族的界限，使得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的文化交流，是通过一种筛状结构进行，所不同者在于中国和日本文化之间筛状结构的孔径，要比朝鲜半岛为小，因此日本对中国文化的选择更为精细。然而，朝鲜半岛与大陆之间的文化交流毕竟存在着“筛子”，在建筑思想、形式和技术的传播过程中并不总是畅通无阻。田中淡在总结中、日间建筑文化交流时，认为：“有中国（或是朝鲜）工匠亲自来日本传递，以及教导日本工匠的情形。或是虽然只传递在中国已完成的建筑模型或是建筑图来日本，尽管如此仍能正确地传递技术性的知识。有时只能模仿其表面的技术资讯……有时是自中国进口有关建筑、庭园的书籍、文献资料，但是有很多的情形是只能给予读者类似儒学的装饰性知识，最后毕竟未能充分地了解其技术资讯之本身。”朝鲜半岛的情况亦是如此，作为古代建筑文化交流主体的并非建筑工匠，而是前往学习其他知识的留学生、留学僧或官员、商人等，或有通过建筑书籍、图像进行的间接传播，而对其背后的“技术资讯”之本身，总是有所隔膜，存在着误读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而这种隔膜对地方性手法的创造而言却是一种契机。
如何划分建筑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是建筑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建筑史研究的基础之一，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深入研究各时代的特点，从而把握建筑历史发展、变化的脉络以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动因。就朝鲜半岛建筑文化发展史而言，其研究史迄今不过百年，早期的断代法最直接也最自然，即采用社会历史的划分方法，以王朝编年为依据，将其历史划分为原始时代、古朝鲜时代、三国时代、统一新罗时代、高丽时代、朝鲜时代等数个阶段；在研究进一步深入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了对朝鲜半岛建筑史的分析和解释，有学者提出了第二种分法，即所谓的“三分法”，将朝鲜半岛建筑史划分为古代、中世和近世。以王朝顺序为依据划分的办法对于历史的叙述固有其方便之处，但其弱点在于模糊了建筑自身发展的历史阶段，例如难道统一新罗后期的建筑就一定和高丽时代前期的建筑有很大的区别吗？当然，王朝的改变通常意味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建筑也相应地要受到影响，但朝代更替对建筑的影响并不通常都是决定性的。而根据建筑自身的发展历程将建筑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和近世，虽然强调了建筑自身的发展变化，却更容易弱化社会历史背景在建筑发展史上的作用。
不同的历史断代法不仅仅是个叙述方法的问题，其背后潜藏的指导思想是对建筑发展动因的理解。按王朝来给建筑史断代，其隐藏的理解就是社会变化是推动建筑发展的因素；而按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来划分建筑历史时代，也是认为社会变化推动了建筑发展，只是对发展的阶段性的理解不同于按王朝逐一断代的时代划分法。
建筑发展的动因是建筑历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建筑究竟是如何不断发展前进的？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时代应该有不同的解释。中国的建筑虽然多多少少受到过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佛教的传入可看做是其中的最大者），然而这些外来的因素施加的究竟是文化层面的还是技术层面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木构建筑体系是在自身的文化氛围中，在自身的地理和气候环境中逐步自然地发生发展起来的、自发自主的建筑体系，而对朝鲜半岛、日本的木构建筑体系则不可简单地如此判断，因为二者的建筑无论在文化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受到了中国建筑的深刻影响。那么，是否可以从中朝、中日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待朝鲜、日本建筑历史的发展变化呢？
基于这样的理解，本书初步设想，是否可以将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建筑文化发展轨迹联系起来考虑，从朝鲜半岛建筑距离中国建筑的文化远近出发，对朝鲜半岛建筑文化发展史的阶段划分和发展动因进行讨论？以下就是本书初步的、框架性的结果。
5.3.1朝鲜半岛建筑历史划分的主要观点
以近代科学技术史的观点来对朝鲜半岛古代建筑进行研究和论述的工作大约始自1900年初。朝鲜半岛建筑史最早的研究者当数日本学者如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诸人。直到1950年前后，这一工作主要由日本学者进行，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对建筑遗构、遗迹的发掘调查，并以建成年代的判定以及形态上的特征来确定各建筑间的前后关系和相互影响关系为重点，这是朝鲜半岛建筑史研究的基础时期。在这一阶段中，由于缺乏对研究对象的总体的、全面的把握，而且工作重点在于实物资料的查证，对建筑历史的分析和解释尚未展开，因此按照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方法，以王朝顺序为中心来划分建筑史各阶段就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如关野贞所著《韩国的建筑与艺术》《朝鲜美术史》等，就按照新罗时代、高丽时代、朝鲜时代的时代划分进行材料组织和叙说。以王朝顺位为基准进行的时代划分，其优点是对读者和作者都比较方便，能够从熟知的历史年代顺序上来理解建筑的历史，体系比较简洁、明快。而且，这种划分方法对中、日、朝鲜半岛均适用，因为这三个东亚国家的朝代更替比较明确，而且各朝代维持的时间也相对稳定。而西方（特别是欧洲）朝代更替频繁，疆域变化错综复杂，反而使建筑的风格变化脉络比较清晰，因此西方建筑历史的划分多半是按照建筑艺术本身的特点来进行。如古希腊建筑、古罗马建筑、早期基督教建筑、巴洛克建筑、哥特建筑等。
但是，以王朝更替顺序为基准的划分方式带来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容易明确地反映出各王朝内部诸多方面的各种变化。例如高丽王朝前后历经400余年，要说这一时期内的建筑没有发展变化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按王朝划分，这些建筑都是“高丽时代建筑”，至多再分为“高丽初期建筑”“高丽中期建筑”“高丽后期建筑”。考虑到上述局限性，在对建筑历史进行更进一步把握的基础上，韩国学者们提出了朝鲜半岛建筑历史的“三分法”，即将朝鲜半岛建筑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和近世这三大阶段。这一断代方式比起王朝中心建筑史而言有其独特的价值，是从现代的立场和知识体系的角度上审视过去历史的一种结果，也可以说是建筑史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产物。这种划分方法，参照世界史的一般时代区分，史前可称为原始时代，有史以来的时间段可以划分为古代、中世、近世这三个时期，各时期的建筑文化性格为：
1.原始时代：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原始文化状态下，朝鲜半岛的建筑文化与世界其他原始建筑文化并无多大差异，主要是一些原始的住居形态以及一些原始的坟墓。
2.古代：在时间上包括各城邑组成的联盟国家时期、汉朝直接统治朝鲜半岛北部的汉四郡时代一直到三国时代末期（统一新罗成立之前）。这一时间段内，中国的建筑文化成规模地输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的建筑摆脱了原始形态。
3.中世：包括统一新罗时代和高丽时代，又以统一新罗为中世前期、高丽为中世后期。统一新罗时代是朝鲜半岛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首次实现了较大范围统一的国家政权将以前形态纷呈的各种时代的、地区的、民族的性格统一起来，并积极吸收了唐代的文化，成为朝鲜历史上文化艺术的一个高峰，建筑艺术和技术得到很大的发展。中世后半期为高丽时代，建筑文化主要受到宋、辽的影响。高丽中期与控制中国北方的辽、蒙古的关系紧张，因而文化吸收的主要方向是南宋。高丽时代后期被元所控制，导入了一些蒙古的因素，建筑上的重要变化是中国北方的所谓“多包式”建筑的初步引入。
4.近世：即朝鲜时代。朝鲜时期儒家文化排斥了佛教而成为社会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建筑继承并发展了高丽后期风格，在明代建筑的影响下多包系建筑迅速普及。朝鲜中期以后，连年战争、内乱，建筑的发展日趋停滞。
北朝鲜的学者在相对
封闭的环境中，发展出了自身的学术系统。他们将整个朝鲜半岛建筑史（从古至今）分为原始、古代、中世、近代和现代五大部分。这种时代区分的指导思想是阶级社会史的思想，并未突出建筑本身的发展变化特点。
而最近对朝鲜半岛建筑史的时代划分问题又有了若干新的见解，如韩国研究者金东旭提出的观点一他从工匠的劳动条件和建筑生产组织的变化影响建筑的发展变化这一立场出发，对朝鲜半岛的建筑历史进程进行了阶段划分。金东旭自己指出，这样的时代划分的局限性在于，过分详细也许模糊了建筑发展变化的脉络。
当然，任何划分方法都是有其局限性的。对建筑文化发展史的断代并无简单的正确与错误，甚至恰当不恰当之分，不同的观点只是出发点的差异而已。
5.3.2本书对朝鲜半岛建筑史划分的观点
上述朝鲜半岛建筑历史阶段的诸划分方法各有其特点和优点，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事实上，无论如何划分朝鲜半岛建筑史的发展阶段，最后还是要落实到各王朝的时代顺序上去，这是因为：既为“史”，必然要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进行研究和论说，而时间先后顺序的标志，就是王朝。更深层的原因是，王朝的更替一般伴随着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等条件的变化，文化发展必然要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因而带来各朝各代文化性格的差异，从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王朝本身就是某种性格的文化的标志之一。无论如何给朝鲜半岛建筑历史断代，王朝顺序都是其根干，甚至表象也无多大区别，但其指导思想却是不同的，牵涉到对建筑文化特征的理解和思考问题的角度。
综合本书上篇、下篇对朝鲜半岛古代建筑各主要类型的分析，以及对其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因素的讨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朝鲜半岛建筑文化作为中国中心文化影响下的地域性文化，其变迁过程与中心文化的发展及各时期文化交流的特点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考虑从朝鲜半岛建筑与中国建筑的关系的角度入手，将朝鲜半岛古代建筑发展史大致分为原生时期、中国影响时期、中国影响弱化时期这三个大的时代阶段（见表5.4）。当然，此三大阶段只是对最本质问题的抽象，如“原生时期”虽然朝鲜半岛的建筑处在自发地、缓慢地进化的阶段，但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业已展开；而“中国影响时期”的高丽后期、朝鲜前期等，具有朝鲜半岛地域特点的温突、翼工等技术和手法也得到了发展；因此这三大历史阶段还可以进一步细分，而这需要更丰富的历史史料和更广泛的相关材料的解读和支持。
5.3.2.1原生时期（史前一联盟王国时代）
处在原始状态的人类谈不上有意识地去进行建筑活动，原始的建筑也很难谈得上有多少文化色彩，只是原始人类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适应自然地理气候环境的一种结果，因此世界各地最原始的建筑形态几乎都大同小异。因为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山水相连，所以自旧石器时代始，中国和朝鲜半岛间原始人类相互间的连接和接触就已经开始，但这种接触与后来大规模的文化传输相比，可以说是处在无意识的自然交流状态。中国经夏、商、周的发展，至汉代中国以木构建筑为中心的建筑体系（包括其思想背景、构造技法等）已基本成熟；而朝鲜半岛仍处在相对原始的部落联盟或者城邑国家联盟时代，建筑并未有多大的发展变化。
5.3.2.2中国影响时期（汉四郡一朝鲜初期）
汉代及两晋时期中原政权曾直接统治朝鲜半岛的北部，大量的汉族官僚和商人、工匠涌入四郡，带来了当时中原地区先进的建筑文化。虽然当时的地面建筑已无遗留至今者，但今天朝鲜平壤附近遗留下的大量汉墓即为这一情况的明证。在这一阶段，朝鲜半岛南部也逐渐受到中国建筑文化曰益加强的影响。
汉帝国崩溃以后，中国在东亚国际政治秩序中的权威地位逐步丧失，到五胡十六国时代，中原的汉族王朝被推翻，此前以汉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政治关系秩序变得复杂和动荡起来。这种情况促成了周边民族国家的勃兴。汉、魏、晋在朝鲜半岛设置的郡县被攻陷，建起了各自独立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在日本，大约也在此时完成了由邢马台国到大和朝廷的衍变，基本实现了国内的统一。三个国家专制王权的强化，可以集中全国的劳动力，都城、宫殿等地建造的动员体系形成，可以设计并建造建筑物的优秀的建筑者聚集在王室周围，吸收了新的建筑技术并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这就为建筑文化的飞跃性发展提供了条件。
进入三国时代后，朝鲜半岛建筑构造技术发生了飞跃性质的变化。在此前形成的技术和传统习惯的基础上，中国的建筑技术通过各种途径导入，开始了木造建筑本格化的时代。在这一过程中，佛教的引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朝鲜半岛三国出于各自的需要，积极地展开了对中国的文化交流，建筑迅速中国化。例如木构建筑，就具备了由台基、柱础、梁柱系统、斗拱、曲线屋顶等中国式建筑的基本特征。不仅在建筑形式和构造技法上，建筑相关思想背景、制度等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这一时期可以看做是朝鲜半岛建筑发展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之一。
由于朝鲜半岛三国地理位置的不同、建筑活动主体的不同、对大陆国家关系的不同，三国吸收的中国建筑文化也各有所侧重，因此创造出多样化的形态，如台基的建造方法、斗拱带的具体形态等。高句丽主要与中国北方进行交流，其建筑文化曾渐次传入新罗、日本，而百济则比较独立地与中国南部进行了文化交流。对中国大陆当时各国的国际关系，决定性地影响了朝鲜三国建筑的具体形态。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长达数个世纪的分裂状态，重新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力量；继后的唐朝更是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帝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均达到鼎盛，这成为东亚国际政治体系重建的重要基础。朝鲜三国之一的新罗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了朝鲜半岛，从意识形态到国家制度、社会习俗等方面全面地引入了唐的文化，建筑艺术也不例外。这一时期遗存下的建筑遗迹和出土的建筑构件都表明，朝鲜半岛的城市、建筑、园林等在思想背景、艺术形象和构造技法上，都变得和唐的建筑十分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