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的特征（即韩国学者所称的“固有性”“独创性”）的发掘与探求，是近来朝鲜半岛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因建筑文化的特殊性，不能像其他学科那样完全基于理性的推理和思辨，观察者的主观情绪往往会左右观察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的色彩。就大体而言，关于朝鲜半岛建筑文化的特征，有两种极端的观点，而其他观点均介于两者之间。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以殖民时期的日本学者柳宗悦（YanagiMuneyoshi，1889—1961）为代表。此人是对朝鲜艺术的美学特征进行分析的先行者之一，他认为朝鲜艺术具有“伟大的美”，并指出“朝鲜艺术的美是固有的、独特的，这点不容讨论，没有怀疑的余地，而且并非对某些文化的模仿和追随，是自律的美”。须知柳氏为民艺学家，其研究对象主要为民间工艺品，而对于大尺度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的城市和建筑的发展，容易有见微不知著、知木不知林的局限；而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论调是为当时的日本殖民侵略服务的，其目的与扶持朝鲜成立摆脱与中国联系的“大韩帝国”并无二致。另一种极端的观点以日据时期的韩国学者高裕燮（1904—1944）为代表：“朝鲜的建筑，从其手法到形式，均未能摆脱中国本系的样式，而只是在输移的过程中，多少产生了些变化……纵有与中国本系不同之独创，亦为少数。因此，只能说朝鲜半岛建筑是中国建筑样式（在传播过程中）退化的一种结果。朝鲜的建筑系源自中国的样式，而且只是（当时）能力的限制下摄取到的所能够摄取的，这就是朝鲜半岛建筑在东洋的地位”。这一论调也许过于悲观，尤其是使用“退化”而非“蜕化”一词，对半岛建筑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独特创造均予抹煞。但就大体而言，此说亦有切中关键之处。
本书上篇对朝鲜半岛古代的都城、宫殿、寺刹、佛塔、园林、陵墓、住居等建筑文化中的主要构成部分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朝鲜半岛的古代建筑文化，其性质是中国中心建筑文化在朝鲜半岛上的一种区域性表现。就整体而言，朝鲜半岛建筑文化在总体上是对中国建筑文化的一种摹写。但是在摹写的过程中，出于自然条件、地缘政治、社会人文、财力物力、技术条件等的限制或影响，这种摹写并不等同于复制，而是作为中心文化的中国建筑文化在朝鲜半岛这一地域的区域性表述。这种表述的地方化特征，可大致归纳为四类。一是中心文化对半岛地形、气候条件、社会条件的适应，如都城的布局形态、城墙建造与否、道路体系规整与否、山地寺刹的配置形态、木构建筑细节等；二是在具体的财力、物力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下产生的特点，或者因古代信息交流的困难而造成的对中心文化的误读，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建筑形制的省略和简化，如不能负担大规模的佛塔建设转而发展出朝鲜半岛式石塔，寺刹、官学等建筑群中往往省略钟鼓楼、碑阁、泮池等，在园林中不追求人工技巧等；三是作为中央政权的附属，其都城、宫殿、礼制建筑、陵墓等受到礼制秩序的局限而表现出的特点，如都城的城门制度、宫殿的规模与形制、陵墓的规模与制度等；四则是朝鲜半岛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的意匠和技法的改良和创造，以及适应自身需要的住居建筑形态等。
通过本书上篇对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中诸主要组成部分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一种认识：若将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当做作一个生命体来看待，则这一生命体上只有一种基因一一来自中国建筑文化的基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朝鲜半岛的建筑固然呈现出不同的样相，但究其实际，可以理解成这一基因在不同的生长条件下产生的变异。今日之分类，如中国建筑文化、朝鲜半岛建筑文化，主要是基于今日之行政区划而来，并非两种文化异质的差距。
但是，虽然本质并无多大差异，但因受到自然条件、政治形势、技术条件、民族传统等的影响，朝鲜半岛建筑较之中国建筑，仍表现出自身的特色。虽然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古代文化，均立基于儒家学说和释家思想之上，但两国的儒家学说、佛教思想，在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均有各自的探索和表述，再加上固有的民族因素，因此塑造出的文化性格也就不尽相同。
中国的文化很早就摆脱了对自然的崇拜和畏惧，转而重视人自身的力量和主观能动性；在这样的文化心态中发展出来的中国建筑是强势的，追求在自然环境中强力注入人工的因素和秩序，纵然是以自然山水为母本的园林，到后来也醉心于以人工的技巧、人为地制造异化了的“自然”，只是在思想层面上追求“天人合一”抽象的自然观。就整体（时间上的整体和空间上的整体）而言，在这一方面，日本和中国比较接近，而朝鲜半岛相距则与二者均有距离，其建筑文化的性格是谦和、从属的。就各时代的建筑性格来看，高句丽的文化气质中类似汉代的气质居多，表现出很强的大陆性格；而百济则秉承了南朝温和雅致的风气，这一风气为统一新罗所继承并融合进了其吸收的盛唐文化，使得统一新罗的建筑既有盛唐的刚健质朴，却又染上了些许阴柔的气质。这种淡化了的盛唐建筑风格在高丽继续沿用和变化，其余辉从高丽末期留存下来的数座木构建筑，如凤停寺极乐殿、江陵客舍门等中得到反映。朝鲜时期的建筑文化气质为之一变，虽然引进了明清建筑元素，建造了一些以追求雄壮庄严为目的之宫阙寺刹，但一则尊崇自然、顺应自然的气质和木构建筑的形制、装饰方法等经此前的积淀已然成形；二则多历战祸、国力凋敝，因此朝鲜时期建筑文化的气质，并不显得自信昂扬，而是处处受到掣肘，许多所谓的特色，是对此前的建筑艺术和技术进行简化和细部改变的结果。
在广阔的国土和多民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经长期的大一统的封建政权锤炼的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以其巨大的建筑规模与多样的表现方式，追求对人和自然的压倒性控制。因历史的原因和自身条件的限制，朝鲜半岛古代建筑难以实现中国建筑那样的气势，因此发展出并不追求技巧和尺度、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均讲求顺从自然的建筑思维和习惯。朝鲜半岛传统建筑历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韩国学者尹张燮将朝鲜半岛传统建筑的意匠特征总结为“人性的尺度”及“自然的协调”。建筑材料的加工方式即是这种崇尚自然朴素的审美观的一种表现。朝鲜半岛建筑强调对材料的自然本色的表现和自然的使用，例如础石，除重要建筑外，础石一般用天然石块稍加整理而成，柱、梁、椽等用原木粗加工而成，有时候甚至刻意保留天然树干曲折的形态，这样在自然面前“无为”的思想在朝鲜半岛建筑中反映得比较普遍。金鸿植则在其《民族建筑论》（1980）中提及，朝鲜半岛建筑的美学特征为：朴素主义、简素感、内敛的智慧、顺应自然与共同体精神。以今日朝鲜半岛留存的建筑观之，确实体现出上述气质，无论在选址、规模上都是比较贴近自然的，从建筑群的配置、空间的配置到色彩的选择、材料的使用，都体现了对自然的顺从和尊重。其建筑规模一般不大，不追求对人施加威严和压迫感，大部分的建筑都是近人的尺度，这一方面与建筑观念有关，也与材料、技术、经济规模有关。在设计理念和施工技法上，不追求过度的人工技巧。例如韩国式屋顶的曲线生成，从施工过程来看，是根据当时加工的生头木、椽子的组合，加上屋顶荷载后自然形成，而不似中国、日本事先设计好后加工制作而成，相比之下计划性较弱，形成的效果也比较随机，偶然之趣颇多。
朝鲜半岛地处东北亚的边缘，其建筑文化体现出区别于大陆（中国）性格和海岛（日本）性格的半岛性格，既非中国之宏伟壮大，亦非日本之细腻精湛。辽阔的发展空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化性格，更因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多在北方平原展开，因此作为文化最高代表的官家建筑，无论都城形制、建设规模、建筑尺度，无不以宏伟为追求；日本则因地处海岛的缘故，专注于发展内省精练的建筑风格；朝鲜半岛的文化基础之一高句丽文化，因直接源自中原，带有部分中国性格；然百济之纤巧却更合半岛经济、文化和资源的实际，因此统一新罗融合此两种文化后，虽然一度为盛唐的气象所吸引，偶尔出现了如庆州皇龙寺木塔那样的巨构，但主流则是折衷了高句丽和百济的文化性格，在精神上虽力求与大陆靠拢，而在物质现实中则处处受到牵制，这种矛盾在都城规划、木构建筑、佛塔建设等方面均有所体现；所谓创新的诸方面，多为对大陆形式的简化和微缩，造就了独特的半岛性格，情况正如今日之中国建筑，以西方建筑文化为标杆亦步亦趋，却囿于自身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只能模仿得似是而非，画虎类犬，此二种情况如出一辙。
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古代建筑的主流均为木构建筑，这是在相似的自然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产生的趋同。然而三国建筑群体的布局形态，却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就大体而言，中国建筑群体的伦理秩序，直接反映为以直观的几何秩序形成的规范；而朝鲜半岛和日本建筑群体中的秩序则反映得较为曲折隐蔽。中国的官式建筑群或合院式住宅，以建筑、廊庑等围合成的院落作为群体布局的基本单元，而朝鲜半岛的建筑群体，除最上层建筑，如作为李朝正宫的景福宫的外朝内寝部分等特殊的例子之外，并未形成合院。但是，这并非从一而终的特色，而是大约出现在高丽中后期。统一新罗之前的宫殿、寺刹，均如中国早期建筑群体那样以廊庑围合的合院为基本构成单位，而随着高丽时期山地形建筑的发展，源自中国平原地带的建筑布局手法，已不能适应起伏地形之需要，因此轴线弱化，建筑离散，而单体建筑之间的物理联系，如廊、庑等，一则须耗费资源，二则不为活动方式所需要，因此逐渐消失，形成以外部空间围合单体建筑的空间图式，并以之为群体构成的基本单元，这是朝鲜半岛建筑群体布局的特征之一。
总起来看，中国的文化和日本书化基本上是异质的，使用汉字、木结构、大屋顶、儒学等只是表象，而精神内核的相异程度则较大，这种精神内核的差异导致日本人的精神世界甚至逻辑思维的方式，都与中国人不同；建筑方面的空间概念、结构手法、城市营建等的差别，都是因这种相异的内核的一种外在表现，与中国建筑纵有相似，也是“同而不和”；而朝鲜半岛的精神内核，因与中国大陆直接接壤，受其浸透颇深，与中国的文化内核，更为相近，建筑文化上的差别，所谓“和而不同”者，反倒只是一些皮相之别。
5.2朝鲜半岛建筑文化发展过程之特点
中国的建筑文化，主要是由从古代起形成的汉民族发展而成。因为地理条件的限制，在华夏世界的疆域扩大到能够接触外来因素之前，其文化已经趋于成熟，完全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并且形成了一整套与之相应的思想和礼仪制度，因此外来的文化因素只是作为一种补充和点缀，不可能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如佛教输入中国，反被迅速改造。与此相应，西亚、中东诸国的建筑也有其自身发展的脉络，而且与中国间横亘着自然条件恶劣的荒漠高原，因此中国文化对其的影响微乎其微。然而相对于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长时期处于文化落后状态，又有海陆交通的便利，因此中国文化的传播方向，主要是向东、向南扩展，最终以律令制度、中国式佛教和汉字文化等共通因素铸造了统一的中国文化圈。
毫无疑问，中国文化圈的发动机是大陆，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建筑思想、形式和技术，而且其本身的发展，是一贯的、自主的，在秦汉之际奠定的木构建筑体系一直沿用到封建社会末期，长达两千余年的过程中只是不断地充实、调整和完善，形成了稳定发展的连续脉络，成为与西方建筑文化圈相差别的独特系统。而作为文化接受方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尤其是朝鲜半岛，其文化发展的阶段受与中国政治关系的左右，因此不具备自身内在的连续脉络，中国文化辐射强时则大陆因素成为显性，辐射弱时则本民族因素就有所发展，如统一的秦汉文化的传入，迅速将朝鲜半岛建筑文化从原始穴居状态提升到地面木结构建筑时代；两晋南北朝的对立则分别给朝鲜半岛北部、南部注入了不同的建筑文化性格；盛唐光辉的照耀下朝鲜半岛、日本的建筑文化几乎趋同，而五代十国的混乱状态则使得中国文化的控制力骤减，高丽得以消化和吸收统一新罗的文化积淀并糅合中国南方建筑手法，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柱心包系”建筑和温突等建筑技法；元明的统一则再次成为朝鲜半岛建筑文化发展的转折点，多包系建筑成为其木构建筑的主流，如此等等。简言之，朝鲜半岛建筑文化的发展过程，受对华政治关系的左右，这是其特征之一。
朝鲜半岛建筑文化发展过程的特征之二，在于其民族意识长期处于较弱的状态，其统一民族意识的形成，更是晚到统一新罗之后。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来自中国文化的冲击是决定性的，这与中国建筑的自主发展、日本建筑的引进改良，均有所不相同。当然，这一发展特征，是与其民族形成过程、地缘地理等因素直接相关的。相较之下，日本独坐海岛，民族意识的形成较早，故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就决定了日本文化表现出相当的独立性。而朝鲜半岛不然，尤其佛教、儒学对其的冲击，几乎湮没了原始的意识，民族文化精神内涵在根本上被转向，原生的意识只是在儒、道、释未及之处，方得以勉强地生长和体现。
朝鲜半岛建筑文化发展过程的特征之三，在于不同的建筑类型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程度不同，简言之，即建筑与政治的关系越密切，离中国建筑也就越近，这是与当时建筑文化的交流主要是在统治阶层的主导下进行有关。为了强调其统治的权威和合理，上层建筑在历史条件下最好的选择，当然是模仿中国；而民间建筑，一则由于无此强烈之必要，二则经济和技术能力有所不足，反而能保留和发展一些区域性、民族性的特点，如温突的使用、翼工的发展等，均源自民间而最终为上层建筑所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