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朝方在每次会谈前，根据我方与彼方的情况，对谈判的各种条件进行认真研究，对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周密准备并想好相应的对策。在会谈过程中，尽量让对方先提出提案，摸清对方的企图及底牌后，再提出自己的主张，从而使自己始终处于主动有利的谈判地位。这有效地对付了美方的漫天要价，可应付会场千变万化的情况，在谈判中抓住敌人破绽，提出合理的主张，从而使谈判最终成功。
这次谈判，促使美国放弃了“海空补偿”和索取开城的企图，并在战俘问题上让步，最终在“历史上第一个没有获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可见板门店谈判中朝方知己知彼，成功运用谈判策略，具有巨大的威力。
这次交锋中，深知美方意图与用心的中朝代表们，用他们的智慧针对美方的提案提出意见，进行反攻，赢得了这第二战场的谈判胜利。而其取胜的关键就在于“知彼”二字。
5.善战者，敌人而不敌于人
【原文】“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大意】凡先到达战地而等待敌人的就主动，后到达战地而仓促应战的就疲劳被动。所以，善于作战的人总是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
《兵经百字》中说“共有先天，有先机有先手，有先声……先为最，先天之用尤为最”。这里的“先”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关键。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频繁向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发出三份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讨战后的国家大事。
蒋介石的此举并非真正为了实现“和平”，而是欲调动我方首脑，使我方陷于被动挨打之境。具体则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抗战胜利后，国内的舆论都反对内战，渴求和平；第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都聚集在重庆、四川等地，要把部队开上“前线”，还需要时间；第三，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敢到重庆去，也不可能去，这样，蒋介石就会把内战的责任全推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使中国共产党人处于被动地位，而他则可以堂而皇之地胡作非为。这明显是一次“鸿门宴”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高级领导也都顾虑重重，蒋介石一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反脸不认人，最不讲信义，万一把毛泽东“扣”在重庆怎么办？国内的许多著名民主人士也认为蒋介石是在搞阴谋，毛泽东不可能去重庆谈判。
但毛泽东不愧是位指点江山、气概山河的大英雄，他纵览天下大势，权衡利弊，知己知彼，毅然回电蒋介石：同意赴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30分，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在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自延安飞抵重庆。在谈判期间，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胸怀和气魄大长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志气，给予了蒋介石独裁政权以沉重的打击，赢得了全国各民主党派的尊敬和信任，赢得了全国的人心，取得了主动权。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于10月10日在重庆签定。协议规定：坚决避免内战，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基础上，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10月11日，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
没过多久，蒋介石撕毁“协议”，挑起全面内战，向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使全国人民认清了他反动的嘴脸，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
毛泽东在关键时刻赴重庆谈判，不仅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气焰，鼓舞了我军的气势，更重要的是由此举占尽了“先天”之道。我党我军在全国人民乃全世界人民面前表示出了和平的诚意，赢得了信任，也由此得到了整个中国。
6.避其锋锐，击其“软”肋
【原文】“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此治气者也。”
【大意】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要避开敌人初来时的锐气，等到敌人疲惫怠惰时再去攻打他，这才是掌握军队士气的方法。
孙子所谓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关键是掌握“避”、“击”的时间。在避的时间内养精蓄锐，在击的时候，把握时机，一鼓作气！
英迪拉·甘地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女儿，还在7岁时，她读到一篇有关法国民族女英雄贞德的故事，就立志要做印度的“贞德”。
1964年，尼赫鲁去世，拉尔？夏斯特里接替了尼赫鲁的总理一职。夏斯特里出于对尼赫鲁的感激，邀请英·甘地出任外交部长，英·甘地以经验不足为借口，只选择了宣传和广播部长一职，英·甘地在任职期间，成功地协助夏斯特里平息了南印度语言骚乱，在印巴冲突中维系了印度民心。
1970年1月11日，夏斯特里因心力衰竭在塔什干去世，印度政坛上又一次出现了“权力真空”。谁来当总理？全印度的人民都在考虑这个问题，而位居上层的政客们则都跃跃欲试。
老资格的德赛早在尼赫鲁去世时就垂涎于总理一职，但不幸败在夏斯特里的手下。如今夏斯特里死了，德赛认为非他莫属，因此，最先站出来要继任总理。已宣誓就任代总理的南达也非等闲之辈，他曾在两届政府中任内政部长，仅排在总理的后面，而且，尼赫鲁逝世后他代任总理，夏斯特里死后他又代任总理，南达再也不愿意把这个“代”字戴在自己的头顶了。
德赛与南达互不相让，闹成一团。英·甘地早就觊觎总理一职，但面对咄咄逼人的德赛和南达，她知道眼下自己还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她退到一边，静观两人的争斗。
德赛与南达相互攻讦和自吹自擂了整整五天，双方斗成平手，这使各个利益集团感到为难。这时候，担任国大党主席的卡马拉季说话了，他说：“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英·甘地呢？她是尼赫鲁的女儿，全印度都知道她，而且她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尽管她年轻一些，但这也许会是一个优点，”卡马拉季的建议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
而此时的英·甘地清楚地看到德赛与南达已经两败俱伤，她觉得时机已到，立刻宣布参加总理的角逐。南达首先被击败了。
1月19日，英·甘地又以355票对169票的优势击败了德赛。
1月24日，这个在7岁时就想成为印度的“贞德”的女人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总理的宝座，她在这个宝座上，一直工作了17年。
英·甘地的胜利就是胜在她很好的把握住了彼方是“再而衰，三而竭”，而己方则气势正盛的时机。当然，还需要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位“伯乐”，或是“东风”，顺势使她加入竞争。
7.杂于利害，政治家的双重眼光
【原文】“是故智者之屡，必杂于厉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大意】所以，聪明的将帅考虑问题，必会兼顾到利与害两个方面。在不利的情况下看到有利，事情可顺利进行；在有利时看到不利，祸患才可以预先排除。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对外开放之初，就决定吸引外资，办“三资企业”，让外国人来中国办工厂，并且在许多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吸引了源源不断的外来投资者。
对于这种政策，许多人想不通，怕吃亏，倒不是怕自己得不到好处，而是怕人家把好处拿走了。
允许个体经济、私人企业存在和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些人虽然也有点眼红，但毕竟不是对外国人，但让外国人把钱赚去，他们就想不通。特别是联想到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近百年屈辱悲痛史中犯下的种种罪恶，就更想不通了。
邓小平察微知著，多次开导国人：投资不赚一点钱，那谁愿意来？商品经济的原则是自愿互利，外商得了好处不要紧，关键是看对自己是否有利，利大利小。多吸引外资，外方自然得益，但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多。
通过“三资企业”吸引外资，解决了国家建设急需的资金问题，这种解决办法比借债合算，借债是要还的，还要加上利息。合伙做生意，不花本钱，不欠债，还可以赚回一点，何乐而不为呢？
外商虽然赚走了钱，但我们并没有吃亏。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本身就有一部分归我们所有，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加起来，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回来了。就是外商独资企业，国家也要拿回税收，工人也要拿回工资，也不亏。
从外商那里，我们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了一批现代化建设所需的专业人才。这是一桩不用交学费就可以学到东西的买卖，怎么划不来？
在与外商合作期间，我们了解到外面的信息，熟悉了世界行情，为我们自己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做了准备。
外国人用他们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把我们的钱赚走了，从这点上说，我们确实吃了亏，吃了贫穷落后的亏，但从长远利益来看，这点小亏是为了今后的不吃大亏，以力争上游，实际上利是大于弊的。
这种唯物辨证的矛盾论观点与孙子所主张的“杂于厉害”不谋而合，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观点揭示了任何事物都是利弊并存的，而且一定阶段还可以相互转化。孙子说“杂于利害”，也同样是强调智者之虑应兼顾利弊两方面。而事实也确实证明了它们的正确性。
当年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从短期、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外商赚了钱，我们吃了亏，实际上，是我们借外国人发展了自己，尤其是先进科技与管理经验是最宝贵的“经验”。有了改革开放，才会有今天的中国，也证明了邓小平这位智者当年“杂于利害”所作出决策的正确。
8.“闲棋冷子”往往最能发挥作用
【原文】“故惟明君贤相，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攻。”
【大意】所以，英明的君主，贤能的相帅能用具有高超智慧的人作间谍，就一定能成就大业。
“上智为间”虽然听起来不是太顺耳，但是它却能在不费己方一兵一族的情况下，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还可以了解敌方情况，制定己方对策。甚至可以使敌方不攻自破，堪称上上之策。其在政治中的运用尤为历代政治高手所青睐。
熊向晖原名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1935年熊向晖16岁时，就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几个月后，他秘密加入共产党。
中日凇沪会战后，在陕西的国民党军阀胡宗南急于招兵买马，招贤纳士。虽然当时国共合作的形势还算好，但周恩来料定将来蒋介石和胡宗南会掉转枪口重新指向共产党，于是他决定提前做好准备，便萌发了一个派自己人打入敌方的念头。在他看来，目前此人可能是“闲棋冷子”，但或许有一天会成为“忙棋热子”。
经过比较权衡后，熊向晖最后被选中。几经“考验”，熊向晖终于成为胡宗南最信赖的人。
果然不出周恩来预料，1938年，胡宗南彻底倒向蒋介石，配合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蒋介石出于“报答”，提升胡宗南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而这时周恩来早已布置好的“闲棋冷子”熊向晖开始活动了。
熊向晖获取到的第一份情报是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3个月后熊向晖又截获蒋介石给胡宗南发来的“闪电进攻延安”的电报，并将这份重要情报转给了中共中央。
当时延安的毛泽东、周恩来收到情报时，胡宗南部所有将要参战部队的军、师、旅长等都还不知道，因为胡宗南要求绝对保密，他要等部队全部拉往集结地时再下达作战命令。
不久，由于蒋介石获悉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因此，他密电胡宗南行动推迟3天，熊向晖又将这一情况通知了延安。
正是这几份情报，使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使胡宗南偷袭延安的计划全部落空，这使胡宗南目瞪口呆。
1947年5月20日，熊向晖离开了曾提拔、重用、信任他的胡宗南而去了美国。
胡宗南惨遭失败，更加怀疑自己的部队里有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他曾经怀疑手下的一个军官有“问题”，一直不重用他，此人后来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多年以后，他重返祖国大陆见到熊向晖后开玩笑地说：“你忠于共产党，胡送你赴美读书，我忠于国民党，胡却说我是共产党。”
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到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国民党“元老”也在里面。这些人见熊向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熊向晖笑着作了解释。
顿时，熊向晖看到的是一双双瞪大的眼睛。
张治中接口说：“我早知道蒋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上他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大家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以此看来，如果说战争是力量的较量，那么政治上就应该是首脑们谋略与智慧的较量，周恩来预见国民党会和共产党“翻脸”，便抢先一步，安插了一个棋子在胡宗南身边，毛泽东后来评价说：“熊向晖的作用抵几个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