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深邃、道家的机敏、法家的冷酷、兵家的凶险、纵横家的功利、阴阳家的神秘，在哲学上所表现出的基本特征都不外乎“慈”、“忍”、“变”。李世民是活用“慈”、“忍”、“变”的一位奇才。
所谓“慈”，就是慈爱，这种慈爱就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是一种无私（甚至是无原则）的给予，比儒家的所谓以德为本的正义原则又高出了一层。因此，慈爱对于个人的修养来说是一种“精神内敛”、“智慧澄澈”的境界，但它与“不敢为天下先”一样都是一种处世的机谋。然而，慈要比后者深刻得多。慈之服人，决不是外在的收服，而是要让被收服者充分领受到慈爱。它没有以理服人的外在性，因此也就避免了被收服者的内在情感的疏离，它会受到那些被收服的人永远地、心甘情愿地报答和捍卫。这便是中正平和之人常常具有的人格魅力。李世民就如此。
先说“慈”。
唐太宗在有些时候就表现得深通此道。他的大臣长孙顺德是长孙皇后的族叔，曾仕隋，任右勋卫，后逃到太原，投奔了李渊，深得高祖、太宗的信任。后来太宗让他以讨贼为名，与刘弘基等人一起招募军队，后来跟随太宗攻城掠地，战绩卓著。高祖即位，拜长孙顺德为左骁卫大将军，封为薛国公。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长孙顺德与秦叔宝等参加了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政变，为唐太宗即位立了大功。太宗登上皇位以后，特赐给长孙顺德宫女，允其常在皇宫内住宿。后来，长孙顺德让自己的管家接受了别人赠绢，被人告发，按照唐朝的法律，要受到严重的处罚。但太宗不忍心处置他。对身边的近侍大臣说：“长孙顺德处在外戚的地位，功劳属于开国元勋之列，官位高，俸禄丰厚，可以称得上富有尊贵，可惜的是他读书太少。他若能勤于读书，通览古今之事，作为自己的鉴诫，就会与现在不一样了。他如此不遵守节操，不顾名声，而贪图一点贿赂，使丑闻暴露，真让我觉得难为情啊！”
唐太宗不仅没有惩处他，还在朝廷上当众赐给他绢数十匹，使他内心感到非常的惭愧。大理寺少卿胡演进谏说：“长孙顺德违法受贿。罪过不能饶恕，为什么又赐给他绢呢？”太宗说：“人是有良知、有悟性的，得到绢比受惩处更难过；如果不知惭愧。就不过是一头禽兽罢了。如果是一头禽兽，即使杀了他，又有什么益处？”
不久，长孙顺德因与李孝常勾结犯罪，这回唐太宗无法维护他了，结果被除名。过了一年多，太宗看功臣图，见到了长孙顺德的画像，还是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派宇文士及去察看长孙顺德的生活情况，宇文士及见长孙顺德精神很不好，经常醉酒、自责。朝中大臣都认为他已经悔悟，太宗又将他召回京，授予泽州刺史的官职，恢复了他的封爵和食邑。
对这件事。朝中的大臣们十分感慨，觉得唐太宗实在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对待孩子的过错总是给予改正的机会，没有责罚的念头。这样一来，大臣们对唐太宗就更加心悦诚服了。
再说“忍”。
与慈相关的就是忍。在这里，忍，指的不是残忍，而是忍耐。但这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忍耐，它是人在处于劣势或不得意时为了将来的发展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但这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策略，而是在洞察了一切世事变化的规律以后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情志。这种忍不仅包括忍受逆境、苦难和屈辱，还包括“乐之忍”、“富之忍”、“权之忍”、“安之忍”、“快之忍”等等。总之，它是一种修养之忍，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深刻的智谋，是圆融无害、圆融无碍的处世智慧。
太子李建成在唐高祖李渊的支持下与齐王李元吉联合，共同迫害秦王李世民。一次，李建成请李世民赴宴，于酒中置毒，李世民饮后腹中暴痛，被送回家里，呕血数升才保住了性命。还有一次，李建成借陪父皇打猎的名义，特意为李世民准备了一匹烈马，等到李世民骑马追逐一头麋鹿时，烈马狂性发作，把李世民甩出了一丈多远，差点摔死。后来，李建成又与李元吉密谋，准备在替李元吉出征饯行的宴会上杀死李世民。李世民一忍再忍，直到时机成熟，策划完成，才发动“玄武门政变”，一举杀掉了太子李建成及其死党，逼退了父皇李渊，自己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忍之道可以使人立国，其为用亦大矣。
最后说“变”。
这个道理倒是十分简单，慈与忍其实都是手段，而变才是目的。只有通过变，才能把以前的慈与忍所付出的代价加倍地补偿回来，从而实现自己的功利目的。例如，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欲称霸中原，就集中兵力攻打中原的战略要地郑国，而郑国为了自保便同西北方向的大国晋国结盟，但楚国的军队忽然来攻，晋国援兵一时无法赶到，郑国的大夫子驷打算同楚国讲和，子孔、子峤反对说：“我们和晋国这样的大国刚刚歃血盟誓，血尚未干，怎能改变誓言呢？”子驷说：“我们的盟誓本来就说‘惟有跟从强大的国家’，现在楚军来了，而晋国又不救援我们，那么，楚国就是强大的国家了。况且在要挟之下举行的盟誓，本来就没有什么诚意，即使违背了，神灵也不会怪罪的。明察一切的神灵肯定会认为在要挟之下所进行的盟誓是不干净的，所以违背这样的盟誓不仅不会受到神灵的怪罪，还会得到神灵的赞许。”于是，郑国和楚国结盟。
李世民更是讲究与世推移，随时而变。李世民在杀了李建成当了皇帝之后，魏征坚决主张怀柔招抚，反对镇压。当时，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国，在“玄武门之变”过后，一时人心惶惶，许多人准备造反。魏征向李世民建议说：“要不计私仇，对他们要以公处之，否则杀之不尽，有无穷之祸。”李世民听信了他的话，就派他为特使，给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让他去太子势力较为集中的河北一带安抚人心。他到了河北，见到两辆去长安的囚车里面装着“玄武门之变”中逃走的李建成的部下。魏征说：“我离开长安以前，朝廷就已下令赦免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如今又把他们逮捕，岂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人吗？如今，我来招抚还恐怕人家不愿相信我，怎么能把人押送长安呢？临行的时候，太宗让我便宜行事，把李治安和李思行放了，让他们跟我一起去招抚别人，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别人都很同意魏征的意见，他们就放了那两个人，并给唐太宗写了报告。由于李世民的正确做法，很快就安抚了河北一带，自己的政权才算巩固下来。
已经说得够多的了。如果还要再问李世民在传统的封建官场上有什么致胜的法宝的话，那就还是这三个字：慈（收服人心）、忍（等待、争取时机）、变（采取主动的行动）。而李世民之所以能做到慈、忍、变，关键就在于他是一位中庸之材，他为人质性平静淡泊，内心敏慧，外表清朗，具备了人材的九种表征。正因如此，所以仁慈之时，他能如父母一般，残忍之时，即使是兄长也会毫不留情。
李世民即位不久，突厥的两位可汗带兵十万来犯，长安告急。李世民亲率房玄龄等六人来到渭水边，隔岸指责两可汗负约。继而唐朝大军来到，突厥可汗见状，急忙请和。李世民为了休养生息，当即同意杀白马盟誓立约，是为渭水之盟。
李世民可谓中庸之材矣。他儒、道、兵、法各家皆用得恰到好处，慈、忍、变也用得炉火纯青。各家思想，各种方法皆融为己用，且备兼众长，是为中庸之材。
中国的谋略可以根据其文化根源分为若干家。然而，这些谋略往往并不是独立显现的，有时相互融合，上焉者可以形成一种“大智慧”，就是上述的慈、忍、变；中焉者则往往不能运用自如，露出权谋的痕迹，显得生硬而令人不快；下焉者就不堪闻问了。明乎此也就可分出人材的上中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