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在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晚期墓中发现漆豆、漆俎和漆杯残片，豆盘周壁镶嵌蚌泡八枚，柄镶嵌小蚌泡四枚和菱形蚌片；俎上镶嵌各种形状的蚌片。
纵观北京、河南、陕西等地出土的西周漆器，镶嵌蚌泡和蚌片的工艺已普遍为西周漆工所掌握。这种漆器的装饰方法也极盛一时，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漆器品种，即螺钿漆器。《髹饰录》上记载了明代螺钿漆器的制作方法。它是将取自于淡水湖泊和大海中的蚌、贝、螺等材料，裁切成各种形状，并磨成薄片，有的还在蚌片上刻划纹饰，将它们贴于漆器之上，或以蚌饰为主题花纹，配以填漆作锦地；或以蚌片为花纹图案的一部分，与填漆共同组成花纹。
在北京琉璃河西周漆器发现以前，人们大都认为我国漆器的螺钿镶嵌技术出现于南北朝时期，直到唐代才逐步成熟。西周螺钿漆器的出土，将我国此种漆器工艺的出现年代整整提早了一千五百年。
螺钿漆器是西周漆器的主要品种和杰出成就。它将漆器作为美的化身，悉心营造和呵护，并为后世漆艺的繁荣作各种尝试和铺垫。
繁荣前夜
公元前770年，周幽王被入侵的犬戎杀死在骊山脚下，西周猝灭。继而，周平王在内忧外患的窘况中，不得不放弃镐京而迁都洛邑。至此中国历史上大国争霸的春秋时代开始了。
平王东迁后，王室势力日益衰微。周天子已无力控制诸侯，其天下共主的往昔威仪如同滚滚东流的黄河之水一去不复返了。据文献记载，春秋初年，诸侯国共有140个，一些大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独立的国家。平王由于贫弱而不得不依附于这些大国，集中代表统治阶级威严、力量和意志的青铜器，也不像商周时期那么神圣和不可触犯。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曾在周郊列兵检阅，并派人诘问周天子九鼎的轻重，由此足见楚王对周天子和作为王权象征的九鼎的轻蔑之意。
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将辉煌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淘汰出社会生活的主流，它伴随着西周王室一道渐渐走向没落。与此同时，漆器却悄然崛起，日益成为时代瞩目的骄子。
春秋时期的漆器在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均有发现，并显露出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和风韵。
河南光山县宝相寺一带是春秋早期的黄国墓地所在地，1983年在这里发现了黄国国君“黄君孟夫妇”墓。在出土的250多件珍贵文物中，漆器尤为耀眼，有黑地朱漆彩绘豆、盖、斗等生活用具；主棺通体髹黑漆，盖面四周和盖顶用朱漆绘窃曲纹和波纹。
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山西长治分水岭和长子县的春秋墓葬中，发现了一些漆器残片和实物，器型有漆舟、漆盒和漆扁壶。这些器物表面大多髹黑、红漆，有的漆器残片上还有铜铺首（衔门环的底座），可见春秋漆器制作中漆工与金工的相互交流与结合。
最使人振奋的是，1971年在齐国故城的山东临淄郎家庄的一座春秋殉人墓中，发现了一批十分珍贵的漆器残片。其上绘有方形和圆形两种精致的图案。方形图案可能是施于案、几之上，圆形图案大概是绘于盘、盒等圆形器物上面。绝大多数漆器残片是以黑漆为地，红漆描绘，个别为红地黑彩。图案的题材有几何图形和写实绘画两种。
有一圆形图案，残存直径约19厘米，整个图案由内外两层组成。内层为一中心圆，其中绘三兽，翻滚，相咬嬉戏。外层绘平顶房宇四座。其中一座房屋中有四人皆躬身相向而立，居右者双手举物过顶，居左者伸出双手接物。
其余房屋中均绘有人物，或相向而立，或躬身捧物。在房宇和内外层的空隙处，描绘有四只鸟、十二只鸡和四株花草，整个图案犹如一幅古代民居风俗小景，是迄今发现的古代绘画资料中最早描绘古代建筑和人物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春秋漆器彩绘，从前代单纯的描绘纹饰发展到绘画，为后世漆器装饰的题材打开了新的思路，使得繁荣时期的战国、秦汉漆器上，出现了一批生动活泼、写实寓意的漆画作品。繁荣前夜的春秋漆器，风格严谨，笔触细腻，显示了一代漆工卓越的才华。
毕竟是时代造就了英华。历史前进的脚步给漆器的崛起带来了契机。
春秋初年周王室的衰落，使人们不再重视青铜器，而漆器所具有的优良品质却渐渐家喻户晓。当时人们的日常用具主要是青铜器、陶器和漆器。相形之下，漆器具有优于青铜器和陶器的特点。在三者的比较中，人们不难看到：青铜器制作工艺复杂、价格昂贵，且笨重易锈蚀。陶器易碎，外表华贵不足。而漆器克服了两者的缺点：在漆器制作中，胎体材料轻便、易得，可塑性强；髹漆后，漆膜结实耐用，耐腐蚀。因此，造型美观，色彩斑斓，纹饰繁缛的漆器受到世人的喜爱和推崇。
春秋末期，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尤其是铁制工具开始在生产中得到运用。铁制农具带来了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的丰收，使一批劳动人口开始脱离土地专门从事手工业劳动。铁制工具也使手工劳动的强度减弱，提高了加工能力和产品的质量。春秋以后，手工制品行业中铁制工具的普及和从业人员的专业化，为战国以后漆器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春秋漆器拉开了中国漆器繁荣的序幕，并以其卓然的风韵迎接着战国秦汉漆器辉煌的到来。
三、缤纷世界
在经历了漫长的蹒跚之旅以后，宋、元时期的漆器终于走出了低谷，再度呈现辉煌的景象。这一时期漆器的主要成就在于多种髹，饰工艺俱已齐备，尤其是雕漆工艺已经成熟，并取得卓越的成就。这些对接踵而来的明、清漆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从传世的明清漆器上不难看到十分丰富的髹饰工艺，诸如一色漆、罩漆、彩绘、描金、堆漆、填漆、雕填、螺钿、犀皮、剔红、剔黄、剔彩、剔黑、剔犀、款彩、戗金、百宝嵌等。如此4种技艺，足以将明、清漆器装扮得姿色万般。
明、清时代是中国漆器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期。数千年的髹漆传统和经验，为这一时期的漆器再次踏上一个新的台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加上当年的漆器工匠勇于推陈出新的精神，大胆探索将多种髹漆工艺揉为一体，共施一器的技术，从而使明、清漆器超越前代而表现出更加绚丽多彩、雍荣华贵的品质。
集数千年髹漆工艺之大成的明、清漆器，终于登上了中国漆器发展的巅峰。它奏响了一曲怎样的乐章呢？那么，就让我们从历史的旋律中，去寻找属于那个时代的音符吧。
皇家气派
明、清两朝十分重视御用漆器的生产，均设立了专门的部门管理宫廷的髹饰事务。明王朝建立伊始，为了满足皇家各方面的需求，设立了内府二十四衙门。其中御前作、内官监、御用监负责完成皇家有关的髹漆事务。据史载，御前作主要制作龙床、龙桌、箱、柜等家具类漆器；内官监所设的油漆作负责宫殿建筑的髹饰之务；而御用监则主要制作皇家所需的品种繁多、工艺精良的日用器皿。
由此可见，明初御用漆器作坊的分工非常细致。
成祖永乐时期，明朝迁都北京。随之御用监便在北京城内的果园厂建立了皇家御用漆器生产作坊，并从南方和全国别的地方集聚一批能工巧匠于皇城内。据说，当时有人购得元末名匠张成制作的剔红漆器，献于宫廷。成祖见后十分喜爱，下诏令张成进京。当时，张成已经去逝，其子张德刚继承父业，领旨进京，后被授予职务，负责管理果园厂的漆器生产。明代南匠北调的措施，有效地提高了皇家御用漆器的生产质量，漆器佳品、尤其是雕漆制品层出不穷，使北京也逐渐成为当时漆器生产的中心。据有关专家考证，当年享誉京城内外的果园厂漆器生产作坊就在现北京城内的灵境胡同附近。
清朝也有专门为皇家制作各类器物的机构。康熙年间在宫内养心殿设立了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下设许多部门，分别制作家具、服饰、各种质地的日用器皿和陈设品，其中的“油漆作”即是制作漆器的部门。
明、清两朝帝王都十分喜爱漆器。明成祖朱棣尤其偏好雕漆制品，还将其作为贵重礼品赠送至域外。他曾于永乐元年、永乐四年和永乐五年三次将剔红和戗金漆器赠赐日本国王和王妃。其中一次就赠剔红盘、盒九十余件。可见，为了满足朝廷所需，明朝御用漆器作坊具有相当的规模。
与明朝相比，清朝的帝王对漆器的喜好更有过之，他们甚至亲自督选漆器。据说，秉性尚俭的雍正对漆器情有独钟。继位之初，他曾委托怡亲王督造漆器，后来干脆亲自指导漆器的制作。清朝内务府造办处制作各种器物都有详细记录，其中记有雍正四年九月皇帝督制漆桌的事情。
从漆桌的选料、尺寸，到造型和彩饰纹样等各个方面，雍正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不久，当造办处将做好的漆桌呈给雍正御览时，他十分满意。
传世的雍正时期的漆器品种较多，唯少见雕漆制品。
当时的雕漆中心在江南一带，乾隆喜爱雕漆，当时御用的这类制品便是在苏州制作的。从清宫档案记载来看，乾隆时期，造办处在苏州设立官办作坊，不仅为朝廷生产丝织品和玉器，而且也制作雕漆。乾隆还常常亲自设计，提出有关器形、花纹等方面的要求。
乾隆帝文学造诣很高，一生作了上万首御制诗。由于他特别欣赏明朝的雕漆，所以在北京故宫收藏、留传至今的数十件明代雕漆上都留下了他的墨宝。
有一件剔红观瀑图漆盘上留下了这样的吟诵：果园佳制剔朱红，庶段尤珍人物工。
无客开窗眄秋字，携童持杖听松风。
细书题识犹堪辨，后代仿为究莫同。
三百年来此完璧，丈房思古今何穷。
清朝地方漆器生产作坊林立，分布在扬州、山西、贵州、苏州、杭州、四川、广州等地。各地生产的漆器不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而且不乏佳品。一些地方官吏为了得到帝王的信任，常常投其所好，将各地制作的漆器珍品贡奉朝廷，这就是各地漆器精品汇聚皇宫的原因。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彩绘描金包袱式长方形漆盒，此盒木胎雕制，造型尤为奇特：其外形犹如用一块锦袱包裹，并在盒盖中心系结，锦袱的皱折、结花均十分逼真；“包袱”用彩漆描寿字和菊花锦纹，显露于包袱外的黑色漆盒则描金佛手、石榴和寿桃。从清宫的档案记载来看，这件精羌之致的漆盒可能是外地官吏进献给雍正皇帝的。
由于帝王对漆器的推崇，使得明、清时期财力雄厚的官办作坊不惜工本，精心制作漆器，役使漆工们也潜心钻研技艺，制作新奇的漆器佳品。这些在客观上刺激了明、清时期多种漆器工艺的产生和相互结合，因而这一时期的漆饰制品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艺术性。
御用漆器涉及到皇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漆器的装饰纹样也主要以龙凤呈祥、万福长寿为题材。
龙，是封建帝王的象征。被称为真龙天子的帝王所用之器均以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的龙纹饰之。北京故宫的太和殿是老百姓俗称的金銮殿，殿内置设的宝座和屏风就是以形态万千的龙纹装饰的。宝座和屏风均以精良的木材雕刻而成，通体满饰金箔，其上再涂透明漆。宝座共饰浮雕和圆雕的龙13条，屏风正背面共饰浮雕的龙52条。这套象征皇权的宝座和屏风共饰龙82条，其磅礴的气势充分显示了皇权的威严和神圣。
皇家漆器也常用姿态优美的凤纹装饰，红漆描金凤穿花碗是其中的精美之作。该碗内镶银里，碗外红漆描三只金凤穿翔于牡丹花丛中。金凤翩跹，花色艳丽，显得喜庆而富丽。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帝曾传旨令将十六只金凤穿花碗镶银里。至今，北京故宫博物院仍完好地保存着这十六件银里漆碗。
龙、凤、祥云组成的图案在皇家御用漆器上比比皆是。龙飞凤舞、龙凤呈祥被作为太平盛世的象征，明、清帝王祈求稳保江山、天下太平的愿望真实地再现于这类漆器的装饰图案上。
万福长寿是封建帝王的另一个愿望，因此多福、长寿成为皇家漆器图案的重要寓意。雍正年间制作了一件黑漆描金百寿字碗，此碗为薄木胎，里外均髹黑漆，碗内描金团花和团寿字，碗外壁共描金寿字一百个，分四圈错落排列，每字的写法均不相同，字体、笔划竭尽变化。整个漆碗显得隽秀、典雅。
将求仙、长寿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的莫过于一件五老祝寿图漆盒。在这件明代的剔红制品上，五个老者各持灵芝、花枝、寿桃、卷轴、葫芦，拱手仰望悬于天际的寿字，其虔诚之态栩栩如生。
皇家漆器上还有直接以文字来表述祈求和愿望的。或以松、竹、梅缠绕组成“福、禄、寿”三字，或在寿桃上雕刻“福、禄、寿”三字，还有的则直接以“春”“福”“”等字为主体来装饰漆器。这些与多福、长寿有关的图案多少给人一种呆滞、程式化的感觉。
龙凤呈祥、多福长寿的漆器纹样是帝王意志的一种反映，它束缚了当年漆器工匠的创作灵感和个性。尽管如此，漆工们仍然在另一个天地里充分显露自己的创作激情和超凡才能。他们将千般万种的髹饰工艺结合起来，精心塑造着一个满目金霞、千文万华的缤纷世界。
满目金霞
用金、银材料装饰漆器在明、清时期十分盛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帝王对漆器的偏好。一方面，帝王们需要用华贵的漆器来显示自己威严的身份；另一方面，御用漆器作坊能够以雄厚的财力为基础，投帝王之所好，不惜工本制作贵重漆器。
早在西汉时期，王侯贵族们就竭力推崇金、银箔贴漆器。只是由于受当时工艺等方面的局限，使得那个时期的金银饰漆器的品种较为单一。尽管如此，汉代孕育和萌生的金银饰工艺对后代，尤其是明、清时期多种工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贵重的材料和精湛的技艺，使明、清漆器成为两者完美结合之作。满目金霞，是我们在目睹了明、清漆器后的最直观的感受之一。以下就介绍几种明、清时期最主要的金饰漆器品种。
金髹，应该属于一色漆器。它是将漆器满贴金箔，其上不再罩漆，因而纯粹的金色光彩夺目。用来粘贴金箔的底漆称作糙漆，漆色常用黑色或黄色。用黄色垫底的金髹，金箔与黄漆浑然一色，因而髹饰之初其金泽饱满悦目；用黑色糙漆的金髹，经过天长日久的磨损，黑色的底漆斑露，与金箔相映成辉，自成纹理，更显古朴的雅趣。
因此，明代髹漆名匠黄成总结说：“黄糙宜于新，黑糙宜于古。”在贴饰金箔的漆器上再罩上一层透明漆就是罩金髹。
北京故宫太和殿陈设的皇帝宝座和屏风均通体贴金箔后，再髹透明漆，是最珍贵的罩金髹制品之一。
描金，是明、清时盛行的漆器品种。当年的漆工们主要是在黑色和红色的漆地上用纯金描绘金色的花纹，因而，描金实际上也是一种髹饰工艺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