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收藏的一件明代描金龙纹戥子盒，是一件黑漆描金制品。戥子，是皇家专门用来称贵重物品或药材的小秤。该盒由相同的两半组成，两面的黑漆地上描绘相同的金色花纹，上部在云纹间有一飞龙戏珠，下部为一朵带叶的灵芝，中端描金的“大明万历年造”款清晰醒目。
描金龙纹戥子盒
清代雍正皇帝十分喜爱描金，根据清宫档案记载，他曾多次命造这类漆器。有一件描金朱地龙凤纹手炉可能是那时制作的精品之一。该手炉的形状犹如两个圆炉相连，上有提梁。炉腹外壁髹红漆为地，其上对称描绘金色龙、凤各一对，盖边和提梁饰黑地描金锦纹。该手炉上的描金运用了“彩金象”的技法。所谓“彩金象”就是用两种或三种金箔描金，如田赤金，苏大赤金、库金。由于这些金箔的色泽深浅不一，因而使描金的花纹在灿烂中又不乏色泽的层次变化。描金朱地龙凤纹手炉上的龙身俱用深色金描绘，凤身金色略浅，再以深色金勾勒轮廓，环绕龙、凤的卷云、花枝和满布炉体的其它花纹的金色深浅不一。
识文描金瓜形盒
明、清时期，描金漆器被认为是仿照日本的“莳绘”（日本称描金为莳绘）制作的，故当时人称这类漆器为仿洋漆。实际上，我国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漆器上已出：现金色的描绘纹饰，只是这种技法后来传到日本，并在异国的土地上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明代描金名匠杨埙的父亲曾被派往日本学习描金，回国后将技法传于其子。杨埙不仅刻苦学习和钻研描金技法，并且不断创造，推陈出新。文献记载，当时日本人来中国见到他制作的描金制品时不禁“齿昔（咬）指称叹，以为不可及”。
杨埙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漆器工匠的杰出代表，他虚心学习别国经验和勇于创新的精神，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质。这也正是明、清时期中国漆器冠居全球之首的根本所在。
识文描金是先用稠漆堆画出花纹，然后再在花纹上描金的技法。所谓“识文”是指凸现于漆器表面的花纹，这一称谓来自古代青铜器上的“款识”，即所谓凹入者为“款”，挺出者为“识”。识文描金瓜形盒是乾隆年间的制品。该盒形状为瓜形，外壁通体饰金漆为地，其上用漆灰堆瓜果、叶蔓、飞蝶，然后再贴金或描金。整件漆盒金碧耀眼，图案立体感强、形象逼真。
有些描金漆器还在漆地上遍洒金屑或金片，因而闪烁的漆地将描金花纹衬托得异常光彩。识文描金海棠形攒盒是一件清代制品，通体在紫漆上洒金为地，其上识文描金桃实、佛手和石榴等花纹。乾隆年间福建的著名漆工沈绍安在制漆上独树一帜，创造性地将金箔或银箔的粉末与漆一同调制，用之髹饰的漆地霞光遍布、鳞光点点。
戗金漆器早在西汉晚期即已出现，这种工艺一直流传至明、清。1972年在江苏省江阴县出土了两件珍贵的明代戗金漆盒。盒为五瓣菱花形，通体髹黑漆，盖面戗金图案均为人物庭院小景，描绘了闺阁佳人的生活。一为女主人正铺卷书画，另一为持扇下棋，庭院的景致大同小异，这对戗丝细密、人物刻划生动的漆盒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人物花卉纹创戗金黑漆盒
明、清漆工在继承传统戗金工艺的同时，也不断将其它工艺与戗金技法结合起来。比如“戗金填彩漆”即是那个时期产生的一种新的髹饰方法。其具体作法是，先在漆地上剔刻花纹，并在花纹内填各种色漆，经打磨后显露平整的花纹。然后沿花纹轮廓以及花纹中间的叶脉刻划纹路，再戗金。这种雕填与戗金相结合的髹饰方法，自然使图案更加美不胜收。
常与戗金一同使用的另一种工艺是攒犀。所谓攒犀即是在一色漆地上钻以细斑，加填彩漆。南宋的一件戗金柳塘图长方盒已用朱漆填磨细斑，初露攒犀之端倪。明代的一件戗金填彩松鹤圆盘，以米黄色漆填磨攒犀地，盘心用浅绿、深绿、红、紫、杏黄等色，描绘山、石、松、鹤，花纹轮廓和纹理戗金。这件漆盘是攒犀、彩绘、戗金等工艺共施一器的杰作之一。
戗金填彩松鹤图盘
以上介绍的金髹、描金、戗金等漆器，未能囊括所有的明、清金饰漆器的品种和工艺。尽管如此了它们也足以让我们看到明、清漆器所放射出的耀眼光芒。
千文万华
明、清时期，漆器髹饰工艺十分繁多，漆工们常将几种工艺结合起来，灵活地施用于一件漆器之上，变化多端的髹饰方法使明、清漆器更加丰富多彩，千姿百态。明代漆工杨明所说的“千文万华，纷然不可胜说矣”，准确地道出了我们对明、清漆器无以言状的感受。
尽管我们很难全面、准确地将明、清漆器各归其属，但有几种常见的髹饰工艺仍然可以反映出明、清漆器的一些特色。
一色漆器是传统的髹饰品种，发展到明、清时期不仅色彩十分丰富，有红、黑、黄、绿、紫、褐、金等各色，而且髹工精良，漆色光亮娇润，历久如新。这种素漆无纹的漆器，更加显露出明、清漆工精湛的调漆和髹饰技艺。
乾隆年间制作的脱胎菊瓣形朱漆盒和朱漆盘，壁薄胎轻，漆色润泽，盒底和盘心刻有乾隆帝褒赞的五言和七言律诗各一首，可见它们是清代一色漆器的佳品。
宋、元时期出现的雕漆工艺到了明、清时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除剔红、剔黑、剔黄、剔犀等前代已经出现的品种以外，明代早期的漆器中还出现了另一个雕漆品种——剔彩。所谓剔彩就是在胎体上分层涂各种色漆，每种色漆涂若干道，达到一定的厚度后，再分层取色，剔刻图案。漆器胎体上涂抹的漆色有红、黄、绿、紫、黑等色。漆工根据预先设计的图案，分别剔露出所需的色层，诸如红花、绿叶、紫枝、黄果、彩云、黑石等。如此剔刻的花纹不仅具有立体感，而且五光十色，璀璨缤纷。北京故宫收藏的剔彩林檎（植物名，也叫花红、沙果）双鹂大捧盒，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一件明初制品。此盒圆形，通体共用四种色漆，从下至上髹红、黄、绿、红、黑、黄、绿、黑、黄、红、黄、绿、红共十三层。盒盖中部雕刻林檎树一株，站立其上的两只黄鹂鸟，一只回首顾盼，一只昂首上瞩，林檎枝头挂满累累硕果，蜻蜓、蝴蝶飞扑其间。林檎树剔出深褐色的枝干，黄色的新枝，绿色的叶子；枝头挂满的果实或青黄相间，或黄中透红；黄鹂鸟用黄漆剔出，只是鸟眼侧和翅尖、尾端留有一抹绿漆，似鸟身的斑纹。盒盖外圈和盒竖壁剔刻繁缛的花、果纹样。这件剔彩漆盒纹饰华美，色彩富于变化，过渡自然。剔刻的形象生动逼真，呼之欲出。
明、清漆器中以剔红最多。其中的佳品不胜枚举。携琴访友图剔红笔筒是清代剔红的代表作之一。筒身剔刻景色丰富，人物生动。在远山近水、亭榭草木的映衬下，一位携琴的老者在童仆的相伴下正向倚栏相望的友人走去。整件作品层次分明，运刀如笔，尽显剔刻之功。
螺钿漆器的历史非常悠久，宋、元时期又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清螺钿漆器更具观赏性，尤其是五光十色、浑然天成的薄螺钿漆器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名闻朝野的江千里是明末杰出的漆器巨匠，他尤善制作螺钿漆器。他是扬州人，号秋水，与名画家查二标（号瞻）齐名当世，因此有联云：“杯盘处处江秋水，卷轴家家查二瞻。”留传至今的一件嵌螺钿黑漆执壶是江千里的代表作。壶为锡胎，其身修长，形态俏丽。壶柄及壶身棱边嵌小圆片螺钿，壶颈和壶腹嵌红玛瑙、珊瑚、绿松石和白、绿两色的螺钿，分别构成精致的梅花纹饰和花鸟小景。此壶底篆书款“千里”二字。
嵌螺细黑漆执壶
款彩是明、清两朝流行的漆器品种，因为工艺简便，可以速成，所以多用来制作屏风类漆器。款彩的制作方法是在漆地上刻凹下去的花纹，然后将色漆或油彩填在纹饰里。款彩常以黑漆为地，填在凹槽内的纹饰或凸出或凹陷于漆面。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款彩楼阁园林漆屏风是明代款彩的代表作。该屏风为木胎，共八扇，每扇高298厘米，宽49厘米。屏风两面均在黑漆地上用款彩的技法描绘图案：一面是贵族的生活场景，高墙深宅、亭台楼榭、曲桥回廊展示了豪门庭院的气派，其间众多的人物举止各异；另一面有山峦奇石，茂林修竹，水映亭台，轻舟泛波，描绘了一幅宁静的园林景致。这件屏风构图恢宏，刻画细腻，与明代徽派版画同曲异工。由于明、清传世的款彩作品稀少，因此这件屏风更显珍贵无比。
从出土的文物来看，百宝嵌漆器最早萌生于西汉晚期。到了明、清时期，这种镶嵌工艺进一步成熟和完善。据文献记载，明、清百宝嵌技法被称之为“周制”。这是因为明末的扬州人周翥始创此法。所谓百宝嵌，是用加工磨制的金、银、珍珠、珊瑚、碧玉、山石、翡翠、玛瑙、水晶、螺钿等难以尽述的珍贵材料镶嵌在漆器上组成图案的技法。由于所施材料的色泽自然纯净，加上高超的镶嵌工艺。使百宝嵌漆器尤为明、清时的文人雅士所青睐。
明代晚期制作的百宝嵌花卉方形黑漆笔筒、是一件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实用文具。笔筒四面均在黑漆地上镶嵌花纹，根据图案色彩的需要选用螺钿片、寿山石、碧玉、绿松石、象牙等材料制成。其中一面的图案为一只白翅、黄身、红眼的蝴蝶飞舞在黄花绿叶丛中，一缕清新雅洁的情趣荡漾而出。
卢葵生是清代善制百宝嵌的名匠，他制作的雄鸡图长方形漆砂砚盒是清代百宝嵌之杰作。此盒通体髹洒金地，盖面用岫岩玉、螺钿、红珊瑚、绿松石、象牙、玳瑁镶嵌姿态各异的三只雄鸡，旁有山石、菊花。白色的鸡羽、红色的鸡冠以及绿叶红花、褐树棕石在金光闪闪的漆地衬托下，纷然而不俗杂，尽显雍荣华贵之美。
明、清漆器的杰出成就，足以从上述介绍中窥见一斑。满目金霞、千文万华的明、清漆器早已远离市井，成为皇家、豪富独享的奢侈品。然而，这些缤纷的漆器瑰宝中饱浸着漆工们的心血和汗水，因此，他们才是这些瑰宝的真正主人。
髹工实录
中国古代漆器从诞生到成熟，匆匆走过了七千多年的路程，今天我们对这段漫长历史的了解和认识主要依赖于出土和留传下来的漆器实物。或许古人并没有忘记用文字来总结他们的髹漆经验，然而，古代关于漆器髹饰的文献唯有《髹饰录》流传至今。因此，它是一部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
《髹饰录》的作者黄成，号大成，又名黄平沙，是明代隆庆（公元1567~1572年）前后的一位著名漆工。文献记载他善造剔红，唯惜没有作品传世。明代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嘉兴斜塘的著名漆工杨明为《髹饰录》逐条加注，并撰写序言，使其内容更加丰富、翔实。
《髹饰录》分为乾、坤两集，十八章，一百八十六条。《乾集》介绍了漆器加工的方法、所需的原料和工具，以及髹漆过程中容易出现的毛病和这些毛病产生的原因。《坤集》介绍了漆器的分类，描叙了不同漆器品种的形态。黄成将漆器分为十四类，并主张名实相符，所以从漆器类别的名称中，便可以看出其髹饰的方法和用料。如“质色门”是指各种一色漆器；“阳识门”是指用漆堆出花纹的各类漆器；“雕镂门”是指雕漆类漆器，包括剔红、剔黄、剔绿、剔黑、剔彩、剔犀等。对于使用两种以上髹饰工艺并难以归类的漆器，以“文扁斓（也作斑斓）门”、“礻复饰门”、“纹间门”容之。可见黄成在编撰《髹饰录》时力求详尽，做到了见无不言，知无不录。
经明代两位著名漆工分别撰著和注释的《髹饰录》，总结了历代，尤其是明代髹漆的经验，比较全面地记述了中国古代漆器的品种、工艺及其演变过程，为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中国漆器发展的进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尽管《髹饰录》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其描叙的语言影射含蓄，难以读懂，今人借鉴和运用它去认识古代漆器十分不便。我国著名漆器研究专家王世襄先生撰著的《髹饰录解说》，用大量的古代漆器实物为基础，对《髹饰录》所述的漆器品种和工艺进行了研究和注释，其语言通俗易懂，分析精辟中肯，将《髹饰录》的史料价值充分地显示了出来，为中国的古代漆器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古代漆工创造的漆器及其撰著的文献是我们民族宝贵文化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和研究它们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世代相传，永放异彩。
四主要作用
我国漆的应用和漆器的制作起于何时，据目前考古发掘实物证明，早在距今七千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发现了髹漆的木碗，商周时期亦有涂沛漆液的器物作为随葬。至战国、秦汉时期，“丹漆雕几”之美遽然成为上流社会的“追逐对象”，使其在制作和使用范围上达到漆艺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举凡文具、乐器、兵器、食器、饮器、家具、葬具以至于交通工具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使用漆器和用漆髹饰。汉代以后，漆工艺发展迅速，历经宋元至明清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漆器的制造和使用主要是以生活用器和陈设用器为主，它以漆器制品的高昂价格和装饰之华丽，高跻贵重工艺品的行列，深受人们的青睐，成为上层社会生活用具中的大宗物品。漆器出现后，其地位便一直居高不下。
漆器的使用方式多种多样，依其主要使用方式，大致可以划分为礼仪用器，陈设用器，生活用器，兵、乐器以及殓葬具等几类。漆器的主要作用和地位分述如下：
一、礼器
礼器是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享宾朋，赏赐功臣，纪功颂德的，礼器还用于殉葬，直接为礼仪制度服务。那些制作精细、造型优美、纹饰绚丽的漆器同青铜器一样，原属于日用生活器皿，但统治阶级却把这些器皿根据礼乐制度的需要，赋予神圣的意义。
为这些目的制作出来的器物，即漆礼器，就成为是中国漆器文化发展到极高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漆器的礼仪地位和作用最早见于《韩非子·十过》：“……由余对曰：‘臣闻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钅刑，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子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从“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可以看出，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末期，禹就使用漆器作为祭器，标志着生产力的提高和阶级的进一步分化，致使“国之不服者三十三”。其后“周制于车，漆饰愈多焉……后王作祭器，尚之以著色涂金之文，雕镂玉珧之饰，所以增敬盛礼……”《髹饰录》杨明原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