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奴隶社会的西周遗址中也有漆礼器的发现。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中首次发现了漆簋、漆、漆觚。由于这些品种器类在西周时期均属礼器，因此，从出土的器类看，它们是与青铜礼器共同组成的一套完整的礼器，与青铜礼器具有同样的地位和功用。在封建社会里，漆礼器一直占有一定的位置，尽管某一时期其地位表现得重要一些，某一时期又表现得不很重要，但可以说，这种作用一直延续到清代。如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成组漆鼎、钟、盒、钫等，均为漆礼器，而且是西汉墓中常见的一组礼器。以后各朝各代，如举行葬礼、斋醮祈祷、皇帝受禅、太子初拜等活动，均有使用漆器作为礼器的。故宫收藏有明清时期成套的漆制八宝，炉、瓶、盒及钵、杯、碗、盘、香斗等，均为当时宗法仪式醮坛所用的供器。
至于漆礼器在礼制活动中有哪些具体的使用方法和规定，目前尚未找到明确的史料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战国时期，楚国经过吴起变法，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势力，这反映了维护奴隶制的一套旧礼教日趋崩溃，礼器的使用已不像青铜时代青铜器和玉器的使用那样有严格的等级限制。战国以前，青铜器是直接为礼乐制度服务的，是国家政权和个人社会等级典型的代表器物，如青铜鼎，古籍记载：“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无论是传世还是出土的鼎，都证明了这种制度的存在。从墓葬出土的情况看，随葬礼器在战国以前仅限于大中型楚墓，而从战国时期的楚国墓葬看，小型墓葬也普遍随葬陶礼器。大中型墓葬随葬日常生活用器的数量增多，这说明在人们的心目中，礼器已不再是表明身份和地位的标准物，开始失去它的统治地位。
马王堆1号汉墓本是西汉长沙相软侯利仓的配偶墓，但出土的随葬品数量惊人，尤其是礼器。以鼎为例，按“竹简上的鼎数，有西于（即大）羹九鼎一套，白羹七鼎一套，漆鼎七件盛羹带匕六一套，绛（或封）羹三鼎一套，巾羹三鼎一套，苦羹二鼎一套。酐羹九鼎牛、羊、豕俱全，当是大牢九鼎；白羹七鼎以牛羹为首，当是大牢匕鼎；七漆鼎所盛何羹不详，数既为七，亦当是大牢七鼎（此墓全部用鼎是九、七三牢，和陪鼎三套）。《仪礼·聘礼》所记诸侯接待异国宾卿时所用牢鼎，在致馆设飧时用九、七二牢。《聘礼》是诸侯相问之礼，往往礼加一等，所以，东周时期用九、七二牢是诸侯之礼……这种制度，本是诸侯之制。但湖南辉县琉璃阁的第60号春秋墓，也用大牢九鼎两套和少牢五鼎一套。按之地望，这当然不可能是晋公墓……很可能是范子之墓（范子为六卿之一）。这表明春秋中晚期后，列国的一些上卿已僭礼，可用九、七二牢，马王堆1号汉墓的鼎制实际是沿用了以前的上卿之礼”。俞伟超：《关于用鼎制度问题——座谈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文物》，1972（9）。
用鼎制度在西周即已出现，一直沿袭到战国末年。“到汉初，这种鼎制是否继续存在，本来是不清楚的，现在发掘了此墓，知道直到此时，它还是相当完整的。但如同棺椁制度一样，到汉武帝时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只出土了铜鼎两件，诸侯王所用的鼎制还比不上列侯之制，这是不可能的。可知先秦的那套礼乐制度，大致在马王堆1号汉墓至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期间，遭到极大破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俞伟超：《关于用鼎制度问题——座谈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文物》，1972（9）。随着社会的变革，人们的富贵尊荣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常生活用品在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过程中，占据了礼器的重要位置。
二、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漆器除当做重要礼器外，在人们心目中还是财富、权力、地位的象征。以西汉为例，漆器被统治阶级视为时髦之物，价格昂贵，《盐铁论·散不足》记载有“夫一文（纹）杯得铜杯十”，就是说一件画有花纹的漆杯可以换取十只铜杯。据出土的汉代漆器铭文，可知当时官营作坊中，漆器制作分工很细，有十几道工序。由于工序复杂，所花工时极多，因此《盐铁论·散不足》中才有“一杯木卷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的感叹。
汉代以漆器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漆器千件，邑推首富”《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当时“通邑大都”的商贾们得以致富的商品，其中就有“木器髹者千枚……漆千斗”的记载，认为手中掌握了千件漆器，千桶漆者，其财富也相当于“千乘之家”（即和千户侯一样富有）。这里虽没有具体讲到漆器的价格，但可看出它一定是十分昂贵的。正因为如此，统治阶级把漆器的多寡，看地位、身份、尊卑、财富的区别，他们不仅生前享用，还在死后将其大量下葬，以求在阴曹地府继续享用。因此，在厚葬成风的汉代，上自皇帝，下至一些普通平民，都把漆器作为随葬品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出土情况看，仅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座汉墓就出土漆器七百余件；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的漆器也多达七百余件，其中包括殓葬用具。汉墓中出土漆器的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以及工艺之精巧，都是前所未有的。当时漆器作为一种时尚和高档用器，还只能为权贵、商贾享用，一般平民所用寥寥无几。汉代一些小型墓葬出土的漆器数量不多，有的只有一两件，其尊卑的区别是极其鲜明的。
三、生活和陈设用器
漆器以生活用器所占比例最大，体现出极大的实用性，如食器、酒水器、盥洗器、承托器、盛放梳妆用器、娱乐用器、文房用器等，品类繁多，应有尽有。还有陈设摆放的几案、座屏、挂屏、柜桌、椅凳以及明清多见的宝座、屏风等，所占比例也相当大。
此外，一些兵器及挂放兵器、乐器的座、架等，也无一不用漆来髹饰。可见漆饰与漆工艺在当时社会中的影响和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四、漆器作为贡品
贡赋制度是古代中央政权敛财的一种重要手段，在中国已延续了几千年。进贡的器物一般为土特产和珍异宝物等：所进贡品有朝贡品、年贡品，还有藩贡、邦国贡、外国贡等：清代进贡的花样更为繁多了。如今，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珍藏着清代各地总督、巡抚、盐政、织造等向历朝皇帝、皇后等进献物品的进单和贡档，其中各地向朝廷进贡漆器的详细文献，是我们研究各地进献漆器及各地漆器生产状况的第一手材料。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漆器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为当时各地的进贡物品。
除国内各地进贡之外，史料中还有外国贡漆和进贡漆器的记载。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密切了明朝与海外各国的交往，各国前来朝贡的使臣充斥朝廷，《明太宗实录》记录有永乐八年（1410）至二十一年（1423）间，安南（古称交趾，即今越南）的贡漆情况。《大清会典》记有康熙八年（1669）琉球国进贡黑漆嵌螺钿的茶碗等物品。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黑漆嵌软螺钿盒，据盒上原贴纸签，知是17世纪时的琉球制品。外国贡漆和漆制品的情况，无疑与漆器的贵重和中国统治者对漆器的爱好有直接的关系。
五、漆器作为赏赐、馈赠品
漆器不仅作为贡品进贡给皇帝，而且统治者还把它作为贵重物品赏赐给臣属或馈赠给外国友人。据文献记载，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521），蠕蠕主阿那环归国，诏赐以赤漆、黑漆槊、朱漆弓箭、黑漆弓箭、赤漆木盾、黑漆竹木盍、朱画漆盘等。唐玄宗李隆基、杨贵妃也曾以各种子脱漆器赏赐给节度使安禄山。明成祖朱棣、清高宗弘历也酷爱雕漆，都曾将雕漆器物馈赠给外国友人。据记载，明永乐皇帝先后三次赠日本国王及王妃雕漆礼品达一百八十六件之多，清乾隆皇帝祝寿时，经英使马戛尔赠送给英王的雕漆多至数十件。
六、药材用漆
漆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作用，即药材作用。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木部漆条大明曰：“干漆入药，须捣碎炒熟。不尔损人肠胃，若是湿漆煎干更好。亦有烧存性者。”还可“绝伤补中，续筋骨，填髓脑，安五脏，五缓六急，风寒湿痹。生漆，去长虫，久服轻身耐老。
干漆，疗咳嗽，消瘀血，痞结腰痛，女子疝瘕，利小肠，去虫尤虫。杀三虫，主女人经脉不通。治传尸劳，除风。削年深坚结之积滞，破日久凝结之瘀血”。可见漆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总之，漆器的用途在历代均有所不同，从原始社会至汉代以前的漆器，基本用途为生活用器、殓葬用器以及兵、乐器等，只有少量作陈设工艺品。魏晋南北朝至唐朝，青瓷业的兴起逐渐取代了漆器在日常生活用品中的地位，使漆器转向工艺品方面发展。这一时期，用于日常的生活用品的漆器明显减少，而具有欣赏价值的陈设装饰品和工艺品则逐渐增多。宋元时期，漆器的用途十分广泛，不仅作为贵重的陈设观赏品，其生活用品的特点也十分突出。当时漆器在民间使用十分普遍，并已有漆行、漆铺等，把漆器作为商品大量出售。从目前发掘的实物看，宋代漆器大多为生活用器，像碗盘碟盒等类。元代漆器品种及工艺技法较宋代增多，因此，器物的装饰性和观赏性较宋代突出。
明清两代，漆器的使用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礼仪用器、陈设装饰、生活用器还是兵器、乐器，范围十分广泛。除皇家御用的官办漆器工场外，民间的漆器作坊也很发达，因此，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或多或少地拥有和使用漆器。皇家用器包罗很广，从宝座、屏风、桌、凳、几、案，到生活用器如碗、盘、奁、盒等，再到礼仪用器、馈赠礼品等都离不开漆器。此外，明清漆器的最大特点是在实用的基础上，其装饰性、观赏性较以前更加明显和突出，任何一件生活用器，都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
五辩伪指南
对漆器进行辨伪是建立在具备各项漆器基本知识的基础上的，以上所讲每一历史时期的漆器风格特征，就是我们鉴别和断定漆器年代的依据。在中国历史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漆器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便出现了漆器作伪，由此给漆器鉴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对漆器进行辨伪鉴定，既要了解每一时期漆器的风格特点、制作方法，同时还要了解漆器作伪的手段和方法。辨伪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鉴别漆器真伪的主要方法是真伪对照。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所以，作为收藏爱好者，既要有较丰富的理论知识，同时还要自己去结合实际，从被鉴别的漆器对象的特点出发，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熟，才能生巧。本章将对漆器的作伪规律和常见的作伪手段以及辨伪的主要方法分别加以介绍。
一、漆器的作伪规律和常见的作伪方法
漆器的作伪动机与伪漆器的分布规律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对文物进行伪制和仿制。伪制的主要动机是想在转让、交换过程中谋取经济利益；仿制的目的也往往出于充真、乱真，也有的出于喜好作仿或对珍品所采取的保护措施而加以仿制。
关于漆器作伪，早在南宋时赵希鹄《洞天清录集》中就指出漆琴作伪的现象；明代曹昭、王佐在《新增格古要论》中也指出云南大理人擅作剔红器，“然伪者多”，提醒收藏者“仔细辨之”。明末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还提出了漆器作伪及其辨伪的方法。根据文献与实物印证，漆器作伪盛行于明清两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至民国初期，这同古玩业的兴起，研究收藏古玩风气日益兴盛有着直接的关系。乾隆皇帝喜好古物，极尽搜集古物之能事，且仿古成癖．如在漆器领域进行修补、仿制以至于偷梁换柱，使这一时期仿古漆器达到乱真的程度，推动了崇尚好古之癖和作伪之风的盛行。
卢葵生，名栋，嘉庆至道光年间人，以制漆砂砚等文玩而声名大噪。据《桥西杂记》载：“漆砂砚以扬州卢葵生家研制为最精，葵生世其传。一时业此者甚众……凡文玩诸事，无不以漆砂为之，制造既良，雕刻山水花鸟之文．悉臻妍巧。”一时群起仿制，以至卢葵生不得不在砚匣内夹入仿单，指斥仿制者“假冒不得其法”，以维护作坊信誉。古玩业的其他方面亦如此。如乾隆十五年官修了《钦定钱录》，对古钱币的研究、收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时泉家辈出，广为收藏。这种倾向导致了其他古玩业也集藏成风，使古玩价格扶摇直上，成倍上涨，不仅收藏古玩者收购古物，就连外国商人也来华加入抢购行列，更助长了古玩风气的盛行：据《骨董琐记》载：“匣昔皆贵漆……卢葵生漆砂砚颇轻便，然制作俗恶。雅人弗取，近日本人重之，价遂奇昂。卢砚与漆匣自当有别耳。”古玩商趁帆哄抬价格，在重利的刺激下，伪造珍贵文物之风应时而生，并由此泛滥，漆器作伪也正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就漆器作伪而言，作伪者往往根据其谋利的动机和作伪的难易程度。而在制作中选择作伪的手段，于是形成了伪作漆器的分布规律。大体为两种情况：一是根据谋利动机，找有利可图，可赚大钱的名品、珍品加以作伪，如仿作名声大的江千里和卢葵生的作品，将其加刻假款，如现今留有“千里”款的漆器，其中不少是前清至乾隆时期的仿制品。一般来说，在文物的原款上作手脚的情况较多，手段也方便简单。如将时代晚的器物改刻工时代早的款识，将明代漆器改刻为元代“张成造”名款，降万历器改成宣德或嘉靖年制款等，以提高文物的价值；也有将时代早的器物改刻为时代晚的款识，如元代器刻上乾隆年制款等。二是根据名款漆器的不同特点和难易程度，往往在文物的某一部分作手脚，像仿断纹、局部挖磨、修补，或将器底重修加款等：根据这些分布规律．我们在观察鉴定伪漆器时，要有针对性，有重点地注意那些容易出现伪造的范围。
伪造漆器的常见方法
（1）改款法
改款是漆器作伪最常见的手段，改款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伪刻，即降原有漆器款识用漆涂抹，覆盖原款或者将原款刮磨掉，重新刻上新的款识。另一种是改刻，即将原款内容增加或减少，由于作伪者不懂规律，有时伪款的位置刻得不对，有时对款识的内容不了解，像增加款文内容的画蛇添足的情况，将本不属本时代的款文内容也加了进去，不符合时代特征。如永乐作品均为制造年号款，而有将“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款文改刻成“大明乙未永乐年制”八字款就是例子。经伪刻或改刻的款识，其风格特点与真实款识不相一致，经仔细审视，可发现这种现象通常有修补、涂抹过的旧痕，且经涂抹后改款部位的漆色与原有漆色略显不同；还有的虽经刮磨涂抹，但迎着日光或借助放大镜，仍隐约可见原款的存在。
漆器上改款阼伪的现象比较复杂，尤以明代宣德时期较为突出，在我们所见到的漆器中，很多款识都存在问题或疑点，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①真器假款；②假器假款；③晚器早款；④早器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