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读书广博，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且思想敏锐，头脑隽智，观察问题深入细致，所以常能发表一些卓然特立的见解。其文观点之超卓，识见之不凡，在同时代的人中可以说无出其右。清代著名学者颜元曾云：“荆公之所忧，皆司马、韩、范辈所不知忧者也；荆公之所见，皆周、程、张、邵辈所不及见者也；荆公之所欲为，皆当时隐见诸书生所不肯为、不敢为、不能为者也。”（《习斋纪馀》卷六）这种议论卓异，见解精辟的特点除了突出地反映在那些与政治改革密切相关的长篇大作，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外，在短篇文章中同样有出色的体现。
王安石的书信、杂记、序跋等体裁的文章，也不时闪烁着耀眼的思想火花。如书信，茅坤就说： “荆公之书多深思远识。”（《唐宋八大家文钞·王文公文钞》卷四）《与马运判书》针对当时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指出：“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强调“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即通过发展生产来使国家富裕，表现了他理财方面的远见卓识。《与孙莘老书》提出朋友之间应该彼此切磋磨砺，相互规戒过失，认为“古之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盖无朋友，则不闻其过，最患之大者”，可谓交友的至理名言。《答钱公辅学士书》强调墓志铭的写作应该忠于事实，坚持原则，针对钱公辅要他修改为其母亲所作的墓志铭一事，他明确表示： “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指出写作墓志铭不该单纯罗列墓主的官职和子孙情况，而应以“行道”作为显亲扬名的标准：
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适足以为父母之羞。
这是一种振聋发聩之论，体现了王安石不苟作，不苟行的写作原则和人生态度。唐顺之评该文曰：“语甚切直，可以裁谀墓者。”（《文编》卷四十八）其实，此处已超越了论文的范围，而显示出作者自己的人格光辉。
宋代可以说是个议论的时代。时代颓危，国运堪忧，激起人们议政的热情；学术派别林立，思想斗争激烈，彼此论辩不断；以策论取士，影响所及，形成喜好议论的社会风气；许多士子读书广泛，知识渊博，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其论道议政奠定深厚基础：这些大概就是宋人好议论善议论的主要原因。表现在文学上，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 （严羽《沧浪诗话》），宋词有些作品也有议论化、理趣化的倾向，宋文更是以擅长议论著称。宋代六大家的散文都长于议论，而尤以王安石为甚。清人范泰恒云：“王介甫叙事逊欧，而议论胜之，其遒折处，文品尤贵，更非曾所及也。”（《古文凡例》）可谓知言。
王安石的议论文卓厉风发，论辩滔滔，具有很高的议论技巧自不待言，其他体裁的散文也同样表现出长于议论的特点。杂记本以记叙为主，王安石的杂记则往往记叙与议论相结合，甚至全以议论出之。如游记《游褒禅山记》，“一路俱是论游，按之却俱是论学”，“借游华山洞，发挥学道”（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十一）。厅壁记《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借题发挥，借“记”立“论”，“何等识见，何等笔力”（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王文公文钞》卷七）。
我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散文家一向重视文章结构的严谨缜密。早在《易·艮》中就提出了“言有序”的说法，主张散文要写得有条不紊。刘勰也非常重视作品的谋篇布局，提出“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文心雕龙·附会》），强调作品结构的整饬周严。唐宋以降，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唐顺之说：“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唐与近代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厘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他论述了“法”的问题，正确指出唐宋及以后的散文比之汉以前的散文更加严于章法，更加有意识地重视散文结构的严谨。“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都具有结构缜密的特点，而为人谨严，处事周详的王安石尤甚，所以刘师培评其文曰：“立论极严，如其为人。”（《论文杂记》一二）
王文在语言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简”，即简洁。他自己就提倡为文简约，主张“约而明”（《答韩求仁书》）“词简而精”（《上邵学士书》），他的创作实践也很好地做到了这点，后世许多评论者对此都加以肯定。宋代吕祖谦指出王文“纯洁”（《古文关键》卷上）。姚范称：“王文可谓惜笔如金。”（《援鹑堂笔记》卷四十四）清代刘熙载曰：“半山文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艺概·文概》）李绂也说：“荆公生平为文最为简古，其简至于篇无余语，语无余字，往往束千百言十数转于数行中。”（《与方灵皋论删荆公＜虔州学记＞书》）王文许多名篇一般只有数百字或百余字，但内容丰富深刻，且写得波澜起伏，跌宕转折，给人以咫尺风云之感。被称为“万言书”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虽篇幅较长，但仍然表现出言约事丰，简练清晰的特点，可说是长篇之简的代表作。至于短篇之简，更是不胜枚举，如《读孟尝君传》、《读柳宗元传》、《书刺客传后》、《答司马谏议书》、《伤仲永》、《游褒禅山记》等都是短文中的精品。其中前三篇只有百来字或不到一百字。正因为如此，明代杨慎说：“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丹铅杂录》卷九）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由开头交待厅壁题名的大概到议论理财问题，突转突接，急转急接，不用从容舒徐的缓笔。另外在遣词造句上，亦显得奇险奥峭。如《进说》：“磨砻镌切，沉浸灌养，行完而才备，则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祭范颍州文》：“明肃之盛，身危志殖。瑶华失位，又随以斥。治功亟闻，尹帝之都。闭奸兴良，稚子歌呼。”林纾评后文说： “用字造语，皆奇创动人。”（《选评古文辞类纂》卷十）这些共同构成了王文语言廉悍峭拔，突兀刻削的特点。
“风格即人”，王安石散文风格的形成主要还是取决于他本人的遭遇经历、文化艺术修养、思想感情、性格气质等等，体现在作品中则是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体。对于王文的风格，前人有过很多的评论。明人陈九川说：“雄伟精深”（《临川文集后序》）。王宗沐说：“其体简劲精洁”（《临川文集序》）。唐顺之曰：“半山文字，其长在遒劲。”（《唐宋八大家文钞·王文公文钞》卷四）清人杭世骏曰：“临川一变而为坚硬”（《古文百篇序》）。包世臣云：“介甫词完气健，饶有远势”（《再与杨季子书》）。刘熙载云：“半山文瘦硬通神”（《艺概·文概》）。梁启超指出：“其理之博大而精辟，其气之渊懿而朴茂，实临川之特色。”（《王安石评传》）刘师培则认为其作“文辞奇峭，推阐入深”（《论文杂记》一二）。这些评论都有一定道理。要打比喻的话，如果说韩愈的散文如“长江大河”（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雄奇奔放，柳宗元的散文似“幽篁曲涧”（范泰恒《书柳文》），沉郁峻峭，欧阳修的散文如清池碧塘，婉曲流丽，苏轼的散文似行云流水，自然挥洒，那么王安石的散文则立意新颖，观点超卓，长于议论，擅于说理，结构严谨，逻辑周密，语言简劲，文辞奇峭，犹如悬崖峭壁，表现出一种刚劲峭拔，雄健奇崛的风格。
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说：“读其文，则其人可知”，认为欧阳修的文章是他思想人格的体现。其实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他本人。他的散文刚劲峭拔，雄健奇崛的风格，也正是他革新思想、卓越见解、渊博知识和刚毅果敢、坚韧不拔人格的反映。这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八、诗歌创作
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王安石诗集的编纂情况。涵芬楼刻本《临川集》共收王安石诗歌一千五百三十一首。宋李璧的《王荆文公诗笺注》则编为五十卷。这些后人代为编辑的诗文集，难免会有遗漏或误收。据《西清诗话》、《王直方诗话》等书所载，《临川集》就曾误收薛能、王君玉、王平甫、王元之、王逢源、王、僧显忠等人的诗。如《落星寺诗》相传是闽中章传道所作。另一种情况是，确为王安石写的诗却没有被收进集子。如叶梦得《石林诗话》说王安石尝作诗，得“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句，自谓不减杜诗，但整首诗却已失传。后来薛肇明奉旨编王安石诗文集，遍求这首诗的全文终莫之得。当然，古人编诗文集，由于各方面条件所限，遗漏篇目或误收他人的作品，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不足为怪。
王安石一生创作了千余首诗歌，其中的政治诗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结合得比较完美、和谐，因此成就最大。他后期写的田园山水诗虽然造诣很深，惹人喜爱，但是总的来看，成就不及政治诗。此外还有一些咏史诗、禅言诗，和应酬诗。其中有的写得好，也有的写得不那么好。这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全盘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恰当的。
我们说的前期，是指他五十七岁以前从读书到做官时写的诗歌，后期是指他五十七岁罢政后隐居江宁钟山至六十六岁去世这十年间写的诗歌。
长期来，尽管人们对王安石的改革褒贬不一，但是对他的文学创作，包括散文与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可以说没有什么争论。王安石活着的时候是这样，死后也仍然是如此。王安石的诗歌被人们称作“王荆公体”，并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的文学遗产继承下来。这不仅是因为王安石具有杰出的创作才能，更重要的是它是在北宋特定的历史土壤上生长发展起来，并继承了北宋以前丰富多采的文化学术遗产的。如果离开这些条件，很难设想在十一世纪的我国会出现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和诗人。
我们在谈王安石的诗歌创作时，不能不涉及北宋初期的诗坛情况。当时的诗歌创作，仍然深受晚唐浮靡纤弱的诗风的影响。西昆派在十世纪至十一世纪初叶仍然统治着诗坛，后来经过一些进步作家的革新、斗争，西昆诗才被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所代替。斗争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宋初王禹、苏舜钦、梅尧臣首先站出来反西昆派，因为他们的斗争是孤立的、分散的，所以奏效不大。欧阳修、王安石继起后，便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并利用自己优越的政治地位，登高一呼，四方响应，才把西昆派的气焰打了下去，进而为现实主义诗歌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在这场诗歌改革运动中，王安石的态度比欧阳修更为坚定，更为激进。他的诗大胆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内部矛盾，对官僚地主的贪婪与欺压人民的罪行给予无情的鞭挞；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动人民表示了同情和关怀。总之，他的诗继承了中国古代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以犀利奇崛的文笔鲜明地再现了十一世纪我国的社会现实和时代风貌，为北宋诗坛增添了异彩。
王安石主张诗歌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和承继前人文学遗产的广泛性，所以他在诗歌创作上，主要学唐代的杜甫、韩愈，晚年又学王维，并十分喜爱李商隐，可以说是转益多师，博取前人之长的。
不过他学习唐代诸贤并非亦步亦趋，而是融化前作，出于己意，另辟蹊径，独具一格。
杜甫的诗歌中已存在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韩愈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更成为其诗歌的突出特点。王安石诗学杜、韩，加上他自己又为散文大家，且博古通今，长于议论，因此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自然成他诗歌的特点之一。这在古体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王安石以文为诗的特点，首先表现在以古文章法为诗，即如古文一样，讲究谋篇布局，开阖转折，首尾呼应。如《送程公辟之豫章》。
王安石的诗歌，尤其是晚年之作，讲究形式技巧，重视语言艺术，追求遣词用字的工巧自然。叶梦得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石林诗话》卷上）
他运用词语，刻意锤炼，一丝不苟，尽量做到生动贴切，精妙传神。如《江宁夹口三首（其三）》
落帆江口月黄昏，小店无灯欲闭门。侧出岸沙枫半死，系船应有去年痕。
用典精切，是王安石诗歌用典的又一特点。《蔡宽夫诗话》曰：“荆公尝云：‘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王诗用典总的说来是如他自己所说的“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做到了巧妙确切。最典型的例子是《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其一）》：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后两句生动地描绘出绿水环抱，青山献翠的优美景色。“护田”、“排闼”二语，都出自《汉书》，一为《西域传》，另一为《樊哙传》，是曾季狸《艇斋诗话》所说的“史对史”，叶梦得《石林诗话》所说的“汉人语对汉人语”，用典可谓工切之至，同时又自然天成，精妙绝伦。
王诗在用典上的又一特点是，犹如盐着水中，看不出盐而有盐味，达到了“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颜氏家训·文章》）的用典最高境界。
善于用典是王安石诗歌卓越技巧的突出表现之一。宋人吴聿说：“论用事之工，半山为胜也。”（《观林诗话》）但他有的诗也存在着用典太僻，用典过繁的毛病，形同“掉书袋”，走入了他自己所反对的“编事”的死胡同。
王诗的对偶不仅工整，而且巧妙。刘克庄《后庄诗话》前集卷二在举了两个例子后说王安石“炼字斫对无遗巧”。其实，王诗的许多对偶都做到了“无遗巧”。如《次韵酬徐仲元》：“每苦交游寻五柳，最嫌尸祝扰庚桑。”不止以树木“柳”对“桑”，且以数字“五”对十干中第七位的“庚”，非常精巧。
王安石最早的一首诗是《忆昨诗示诸外弟》，从中可以看出宋诗爱发议论，擅长掉书袋以及以文为诗的特点。《省兵》一诗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文如下：
有客语省兵，兵省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前玫已破散，后距方完坚。以众亢彼寡，虽危犹幸全。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
这里还应该提到王安石在宋仁宗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前后在舒州（今安徽潜山县）任通判时写的《感事》、《兼并》、《收盐》、《发廪》等具有高度批判性的现实主义诗篇。《感事》深刻地揭露了贪官污吏敲诈勒索贫苦农民的凶恶面目，表达了诗人对“欲诉嗟无赇”哀告无门的老百姓的同情。
王安石写的一组咏史诗：如《张良》、《诸葛武侯》、《司马迁》、《孔子》、《扬雄》、《汉文帝》、《秦始皇》、《韩信》、《叔孙通》、《东方朔》、《田军》、《商鞅》以及《读墨》等等，从不同的角度为这些具有雄才大略的著名历史人物重新做了评价。
诗人借咏这些历史人物来鞭挞当时安于现状、苟且偷安的大臣武将，希望他们能象古代人物那样为挽救时局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