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之所以会有这些弊病，是与他愈来愈脱离现实生活有着密切关系。他做地方官时，比较接近人民，了解他们的疾苦。所以他能够在诗中用朴素的语言，抨击当时的黑暗现实，同情广大人民。这样的诗篇就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后来他入朝做了大官，又隐居多年，严重地脱离了人民，思想起了变化。这种政治思想上的后退，也直接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他只好以雕镂的语言来掩饰贫乏的内容。后来江西诗派轻视内容，刻意追求语言技巧的形式主义创作方法，就是从王安石那里继承下来的。可见，好掉书袋，抄书为诗，片面追求语言的新奇，束缚了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也是他的致命伤。
九、诗朋文友
王安石在散文、诗歌创作、学术研究诸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从而成为著名的作家和诗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文提到他禀性聪敏，少好读书，又重视调查研究外，还有：一则他善于继承丰富多彩的文化思想传统；二则深受前辈和同时代作家、诗人创作的影响。具体地说，王安石继承了诸子百家、汉魏六朝诗人以及唐代杜、韩的优良传统；同时又受到宋初柳开、穆修、王禹、苏舜钦以及当朝梅尧臣、欧阳修、曾巩、苏轼诸人散文诗歌创作的影响。这些作家、诗人的文风、诗风尽管不一样，但是他们都主张文学创作要为社会现实服务。正因为如此，王安石始终把他们视为自己创作上的楷模，自觉地向他们学习。王安石还和同时代的一些诗人，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他们在文学创作上互相切磋，相互勉励，对宋诗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与王安石最早有文字之交的作家应该是曾巩。他俩既是赣东同乡，又曾一度同在江宁居住。早在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曾巩与欧阳修通信中便提到王安石。王安石二十三岁时便写了《同学一首别子固》，其中说：“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予在淮南，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
他们的交谊一直保持到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曾巩去世为止。王安石两任宰相时，曾巩先出守越州，后转走六郡，整整十一年未晤面。元丰二年，曾巩入都而王安石却已归江宁，又失去见面的机会。但是他们彼此通信甚密，且时有唱和。当王安石离开舒州时赠诗给曾巩，开头便说：“吾少莫与合，爱我君为最。”（《寄曾子固》）有人以为曾巩一度反对变法，因而说王、曾二人“始合终暌”。这与事实有出入。曾巩的散文写得很好，早为欧阳修所赏识。《宋史》本传说曾巩的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王安石一生很佩服曾巩的散文，曾经称赞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他祖母死后的墓志铭就是请曾巩写的。而曾巩对王安石的学问文章更是推崇备至，有一次他给欧阳修写信说：“巩之有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三）据清人蔡上翔说：清初刊行曾巩诗文集时，反对变法的人曾把曾巩致欧阳修的两封信中提及王安石的地方全部删去。但是删尽管删，都无损于曾巩与王安石当日爱友之心。曾巩的父母死后，王安石还分别为他的父母写了《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铭》与《曾公夫人吴氏墓志铭》。王安石对曾家情况极为熟悉，娓娓叙来，真实动人。
王安石与曾巩的关系还可以从他写的《寄曾子固二首》中看得出来。诗云：
严严中天阁，蔼蔼层云树。为子望江南，蔽亏无行路。平生湖海士，心迹非无素。老矣不自知，低回如有慕。伤怀西风起，心与河汉注。哀鸿相随飞，去我终不顾。
崔嵬天门山 ，江水绕其下。寒渠已胶舟，欲往岂无马？时恩缪拘缀 ，私养难乞假。低回适为此，含忧何时写。吾能好谅直，世或非诡诈！安得有一廛，相随问耕者。
象这样的诗非莫逆之交是写不出来的。至于王安石与欧阳修的交往，则是通过曾巩写信介绍开始，这是人所共知的。两人相见，是在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王安石到汴京做群牧判官的时候。当时欧阳修有《赠王介甫》诗云：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
王安石也有《奉酬永叔见赠》诗：
欲传道义心虽壮，学作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尝倾厂坐中。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欧阳修用李白和韩愈来勉励王安石，也含有自许的意思。由此足见欧阳修对王安石期许之重。王安石也以孟子、韩愈自励。后来王安石因为家庭人口多，做京官俸录菲薄，难以维持家计，便写信要求欧阳修设法让他外放。经过欧阳修的努力，王安石才外放常州任知州。其后，王安石去信欧阳修说：“顾某不肖，私门多故，又奔走职事，不得继请左右。及此蒙恩，出宋一州，愈当远去门墙，不闻议论之余，私心眷眷。”（《上欧阳永叔书二》）欧阳修不仅喜爱王安石的散文，而且对他的诗歌也很称赞。他在《与王文公三通》中说：“近得扬州书，言介甫有平山诗，尚未得见，因信幸乞为示。”这里说的扬州就是刘敞，他也是著名诗人，与王安石友善，那时知扬州。至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欧阳修在《再论水灾状》中推荐王安石。他说：“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议论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伏乞更广进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补。”文中表达了他对王安石学问文章的赞赏。此外，他们之间也时有唱和之作，李璧注王安石《虎图》诗说：“王介甫、欧阳永叔、梅圣俞与一时闻人，坐中分题赋《虎图》，介甫先成，众服其敏妙。永叔乃袖手。”后来王安石写了《明妃曲》，欧阳修诸人也有和作。这都可以看出王安石与欧阳修之间以文会友的关系之密切了。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八月，欧阳修去世，时年六十六岁。王安石给他写了一篇祭文。
王安石对年长十四岁的欧阳修一生坎坷遭遇，深表同情；对欧阳修在政治上文学上的成就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梅尧臣与欧阳修是同时人，他比王安石长十九岁，算是最晚和王安石结交的诗人。王安石从群牧副判官调任常州知州的皇祜三年（公元1057年），梅尧臣便写过《送介甫知毗陵诗》：
梅尧臣勉励王安石到任后要为农民解除痛苦，要能够象召公那样即使在死后，人们依然在甘棠树下怀念他。梅尧臣是现实主义诗人，他描写农民被剥削的痛苦的诗篇很有战斗性，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我们读了他的《田家语》、《汝坟贫女》、《陶者》等诗很容易使人想起王安石《河北民谣》、《发廪》等诗。他们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反西昆体诗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在诗歌创作方面王安石很显然是受了梅尧臣的影响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终于成了莫逆之交。梅尧臣一生不得志，宦途极为潦倒。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说：“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今年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公元1060年梅尧臣故世，年五十九岁。王安石《哭梅圣俞》诗云：“诗人况又多穷愁，李杜亦不为公侯。公窥穷以身投，坎坷坐老当谁尤。”悼念极为沉痛。
王安石的文友中还值得一提的是年纪比他少十一岁的短命诗人王令（公元1032—1059年）。王令字逢原，江都人。王安石大约在常州做官时与他相识。他们还有亲戚关系。王令的妻子是吴之女，她与王安石的妻子算是同祖姊妹，根据陈士业《寒夜录》说，也是知书能诗的。今王令《广陵先生文集》与《王临川全集》中都收有彼此唱和的歌诗和书信若干篇。王安石致王令信有八封之多，其第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话：始得足下文，特爱足下之才耳。既而见足下衣履缺，坐而语，未尝及己之穷。退而询足下终岁食不荤，不以丝忽妄售于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几？吾以谓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学报足下。
王安石看到王令生活很苦，而能守道安贫，不独爱他的诗文，而尤重他的节义。这一点是他们两人友谊的基础。王令虽然只活了二十八岁，却给我们留下许多战斗性很强的现实主义的优秀诗篇。长歌如《梦蝗》，短诗如《饿者行》以及七律《暑旱苦热》，等等，都是落地有声的佳作。所以王安石给王令写的墓志铭中说：
始予爱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爱其节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将沿而不穷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将追而不至也。于是慨然叹，以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者，将在于此。余将友之而不得也。呜呼！今弃余而死矣，悲夫。
王安石对王令的过早去世是感到惋惜。他在《思王逢原》诗中说：“自吾失逢原，触事辄愁思。岂独为故人，抚心良自悲。……仰屋卧太息，起行涕淋漓。念子冢上土，草茅已纷披。婉婉妇且少，茕茕一女嫠。……”王安石与王令交往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们的诗歌创作却有一脉相通的地方。这大约便是使王安石与王令成为知己的原因之一吧。
王安石结交的著名作家、诗人，除上文提到欧阳修、曾巩、梅尧臣、王令几个人之外，还有苏轼兄弟，刘敞、刘兄弟以及沈括者人。人们都知道，北宋自天圣、明道以来，欧阳修提倡古文、诗歌革新运动，天下文人翕然从之。当时许多作家、诗人都围绕在欧阳修的身边，形成一支强有力的散文、诗歌创作队伍，大大推动了宋代散文诗歌的发展。同时这些作家、诗人象王安石、苏轼、苏辙、刘、刘敞兄弟等，彼此之间几乎都是通过欧阳修才认识的。但是苏轼后来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便说：“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虽得天下，旋踵而云。”两人的关系因此疏远了。不久苏轼便离开朝廷到杭州任通判，其后又屡遭放逐，情况十分复杂。不过厂这些与王安石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公元1084年七月，苏轼由黄州奉旨授汝州团练副使，路过江宁，仍然与郡守王胜之去蒋山拜访王安石，盘桓数日，然后渡江北去。此后，两人还经常通信、唱和。苏轼有《次荆公韵三绝》：
青李扶疏禽自来，清真逸少手亲栽。深红浅紫从争发，雪白鹅黄也斗开。
斫竹穿花破绿苔，小诗端为觅桤栽。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给苏轼写了回信，并谈了自己对秦观诗歌创作的看法。
我们从这两封信里一是可以看出王安石与苏轼之间已放弃了变法之争，言归于好；二是他们两人对于后进如秦观十分热情，甚为推重。
但王安石与苏辙的关系却不怎么好。当年王安石初设制置条例司，他曾提拔苏辙为条例司检详文字，这官，专事起草变法文件。当王安石推行变法时，也曾征求苏辙对青苗法的意见。苏辙回答说：“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援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重法不可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之费。及其纳钱，虽富家不免违限。如此则鞭必用，自此恐州县事不胜繁矣。”（《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利害》）苏辙对王安石变法一直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他到了晚年作《诗病王事》还说：“王介甫小大夫也。不忍贫民而深嫉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为《兼并》之诗。……及其得志，专以此为事，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而税之外皆重出息十之二，吏缘为奸，至于信息，公私皆病矣。”但是当王安石任知制诰时，苏辙因批评朝廷之得失，被降级调任商州军事推官。王安石并不因为苏辙反对变法就借此机会将他贬谪到地方去，相反他却在朝廷上给苏辙讲了好话，苏辙才没有赴任。至于后来苏辙屡遭迁谪，则与王安石已没有什么关系了。
黄庭坚是王安石的后辈，然而他们也成了朋友。早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黄庭坚任叶县尉时曾写过一首《新寨》诗，传至京都，王安石阅后，就大为赞赏。到了元丰年间，黄庭坚在去江宁蒋山拜访王安石之后，说：“予尝观其风度，真视富责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也。”黄庭坚还先后给《王荆公惠李伯牖钱帖》和《王荆公骑驴图》写过题跋，并且手钞王安石《虔州学记》。黄庭坚是宋朝著名的书法家，他不轻易给人抄书，居然给王安石抄书，足见他是如何仰慕王安石了。王安石对这位年轻诗人也是十分尊重的，他为黄庭坚的画写过题跋，说：“江南黄飞满野，徐熙画此何为者？百年幅纸无所直，公每玩之常在把。”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诗人的诗歌创作显然也受到王安石的影响。
王安石与著名诗人学者刘敞、刘兄弟的关系也至为密切。王安石不仅佩服刘敞兄弟的诗写得好，而且还佩服他们在经学、史学、考古学方面的博洽多闻。从前面所引欧阳修《与王介甫书》来看，刘敞知扬州之前，王安石有所吟咏都是先寄给他看，不然他不会写信告诉欧阳修；欧阳修也不会向刘敞索取王安石的诗作。据有些宋人诗话与笔记记载，刘敞性滑稽，为人诙谐，时常爱跟王安石开玩笑。总之，他们二人的结交较早，交谊也较深。刘敞《杂录》里还提到王安石与王令，说：“令亦扬州人，少落拓不检，未为乡里所重。后折节读书，作文章有古人风，王介甫独知之，以比颜回也。”并说“是时余守扬州”。这证明刘敞与王安石认识早在刘敞知扬州之前。又从王安石《与刘原文书》来看，两人不仅写信论诗而且还谈从政的事情。信中说：“河役之罢，以转运赋功本狭，与雨淫不止。督役者以病告，故止耳。昔梁王堕马，贾生悲哀。泔鱼伤人，曾子涕泣。今劳人费财于前，而利不遂于后，此某所以愧恨无穷也。”后来王安石官知制诰，刘敞还写过贺诗。王安石奉答曰：“少食苦不足，一官聊自谋。为生晚更拙，怀禄尚迟留。黾勉讵有补，强颜包众羞。谓我古人风，知君以相优。君实高世才，主恩飞绸缪。哿矣哀此民，华簪宁易投。”（《答扬州刘原甫》）二人互相劝勉，尤其念念不忘民间疾苦。
至于王安石与刘的关系大约是经过欧阳修介绍的。欧阳修对刘的文才极为称赏，曾写子举荐刘与吕惠卿充馆阁职，说他们“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并宜置之馆阁，以付圣朝养育贤才之选”。王安石嘉祐三年认识吕惠卿，也可能那时他已认识刘了。
王安石是政治家、文学家，又两任宰相，因而他认识的作家、诗人，当然远不止这些人。据《宋史》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四所载，蔡确、吕惠卿、章、曾布、蔡京、曾肇、陆佃诸人也都是他推行变法的共事朋友。至于王安石晚年隐居江宁蒋山的十年间，与他经常往来的则有俞秀老、孙莘之、王胜之诸人，这些人只不过是谈禅说佛的朋友，偶尔也一起写写诗，彼此的影响远远不及欧阳修时代认识的那些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