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怎么忘了我们是同行的香客，不是主仆，不能让别人认出我来。”托尔斯泰耐心地纠正仆人说。
火辣辣的太阳渐渐西斜了，前面绿树环抱着一座红白相间的地主庄园。仆人阿列克记得这是老爷要好的朋友斯塔霍夫的领地，于是说：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们到那儿过夜吧，那里房间干净。”
“不行，”托尔斯泰坚定地说，“虔诚的人要忍受磨难才能接近上帝。”
于是他们又继续前进了。太阳收起了它最后一抹余晖，暮色降临了。前面有一个炊烟缭绕的小村庄，村边低矮的茅屋前一个老妇人正在做饭。托尔斯泰走上前恭敬地说。
“老人家，我们是过路的香客，能留我们住一夜吗？”
“噢！上帝保佑，怎么不行呢。不留你们住宿是罪过的。”老妇人回答着。火光中托尔斯泰看到一张慈祥的脸和黑头巾下一双和善的眼睛。
奔走了一天，托尔斯泰已经精疲力竭了，虽说他身体一直很健康，但毕竟是四十几岁的人了，脚上又起了泡。他们用热水烫了脚，正准备休息，老妇人的儿子回来了，这是个红脸膛的小伙子，他热情地款待了主仆二人，请他们坐在餐桌旁，然后盛上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甜菜汤，还给他们一人切了一大块面包热情地说：
“快吃吧，明天你们还要走很远的路。”
晚饭后，小伙子安排他们住在仓房里，抱歉地说：“对不起，先生！我们家地方小，你们只能住在这里了。”
夜晚，托尔斯泰躺在松软的麦草上，身上盖着洁净的白床单，久久不能入睡。月亮升起来了，皎洁的月光穿过窗棂洒进仓房里，万籁俱寂，只有窗外的小虫在低吟，清新的麦草香味让他感到很舒适。“多么好的人民啊！他们勤劳、善良，他们用血汗养育着我们。”托尔斯泰想着，他被这母子二人的热情款待深深地打动了，这里虽然没有贵族家庭里的银餐具和鱼子酱，但他们的朴实善良让托尔斯泰永远难忘。他要为俄罗斯人民活着，为他们干点事，想到这里，他觉得自己平时过的贵族生活简直是一种耻辱，一种罪恶。
第二天早晨，太阳已经很高了，托尔斯泰才醒来，老妇人端来了香喷喷的牛奶说：“趁热快喝吧，家里刚挤的新鲜牛奶。”
吃完早饭，托尔斯泰给老人留下一卢布又上路了。就这样他们主仆二人长途跋涉了一个月，才来到了奥普京修道院。
修道院坐落在一片郁郁苍苍的树林中，墙壁洁白，建筑巍峨，天蓝色圆顶教堂上的金色十字架在骄阳下闪闪发光。相传奥普京修道院修建于十四世纪，几百年来它吸引了许多俄国著名人士和作家，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都来过这里。
托尔斯泰和仆人阿列克来到教堂旁的旅馆里，这里到处都是来朝拜的香客，所有的旅馆都人满为患。最后阿列克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三人房间，里面已住上了一个脑满肠肥、满脸胡须的商人，那商人仰面朝天地躺着已发出粗重的鼾声，屋里弥漫着一股酒臭味。托尔斯泰皱了皱眉，无可奈何地放下行装，正准备休息，忽然一个穿黑衣服的教士，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
“对不起，伯爵大人，主教大人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房间，请您马上搬过去。”
“你们怎么知道我来朝拜？”托尔斯泰不解地问。
“前几天就传闻您要来，您特殊的胡须告诉了我们，我们都看过您的画像。”教士谄媚地说。
“好吧，有什么法呢，既然认出来了，那就把皮靴和上衣给我，我得换换装。”托尔斯泰说着便换下了粗布长衫和树皮鞋跟着教士走了。
这天晚上，托尔斯泰在奥普京修道院作了四个小时的夜间祈祷。
第二天著名的阿姆弗罗西长老接见了他，托尔斯泰多么想从长老那里得到他渴望已久的信仰力量，然而他没有找到他心灵里探求的东西，他只是感到官方教会也像世俗一样地势利。第二天他就和仆人离开了修道院，坐火车返回了故乡雅斯纳雅·波良纳。
从奥普京修道院回来以后，托尔斯泰大量地阅读哲学家的著作，狂热地寻求他苦思不解的问题——生活的意义、上帝的实质等问题的答案。他真的变了，年已五十岁的托尔斯泰不怕降低自己的身份和尊严向自己怒斥过的仆人请求原谅，向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赔不是，他觉得认错要轻松得多，而继续与人为敌是痛苦的。
原来那个桀骜不驯、自以为是的托尔斯泰变成了一个温顺和善的老人。他常说：一个人的实际价值就像分子，而对自己的估价就像分母，对自己的估价越高，分母就越大，那么它的分数值就越小。的确颗粒饱满的谷穗总是低垂着头的，而一无所有的莠草却总是昂着头摇摇摆摆地炫耀自己。这时已经蜚声世界文坛的托尔斯泰变得越来越谦逊了。
又是春天了。夜莺、青蛙、蝴蝶喧闹嬉戏；树林里的草儿有三寸高了；黄色的蒲公英和紫色的田鼬花儿漫山遍野地开着。细雨朦胧中的田野、树林，显得生机勃勃。托尔斯泰就喜欢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时节，但是这几天他却十分烦躁，只要一想起同屠格涅夫的裂痕就使他痛苦，已经十六年了，两个十分要好的朋友，两个同样知名的作家却陌如路人，虽然他们彼此都十分关心对方的情况。为了忏悔自己的过失，求得良心上的平静，托尔斯泰决心和屠格涅夫和好如初，于是他心平气和地给远在巴黎的屠格涅夫写了一封和解信。
“伊凡·谢尔盖维奇，我觉得我对您没有任何敌意，谢谢上帝，但愿您也是一样。如果我有什么对不住您的地方，就请您宽恕吧！请您把怨恨统统忘掉，只记住我们结识初期亲密相处的那些美好的日子。”
屠格涅夫立即回信说：“我很高兴，也很感动，我非常乐意恢复我们以前的友谊，并且紧紧地握您向我伸出的友谊之手。您说得完全对，我对您没有敌对的感情，如今只剩下对您的怀念。”
这年八月初，屠格涅夫从国外回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拜访。老朋友的光临成了托尔斯泰家一桩激动人心的事情，全家人都十分兴奋。屠格涅夫虽然年已花甲，但他才思敏捷，口若悬河，他风趣幽默的谈吐使所有的人为之倾倒。托尔斯泰也十分高兴，十九世纪两位伟大的文学家中断了十六年的友谊终于恢复了。他们一起在林间散步，漫谈往事，展望未来，感情十分融洽。
但是寻找上帝的人永远是孤独的。屠格涅夫走后托尔斯泰又陷入了沉思默想之中，就连跟他朝夕相处的妻子也不理解他究竟怎么了，他们的子女逐渐长大，家里的财产不断增多，他的著作陆续出版，他的声望与日俱增，他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了荣誉，带来了优裕的生活，可是现在他对自己辛苦经营的这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他常常直愣愣地坐着，很少跟人说话。他甚至不再外出打猎，因为他害怕自己会由于一时的软弱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把卧室里的绳子藏起来，他怕自己一冲动会吊死在横梁上。他像卢梭一样写着自己的《忏悔录》，他在痛苦地思索着，寻找着人生的真谛。他潜心研究《福音书》，他发现官方宗教东正教和耶稣学说的矛盾。
耶稣说：“不要杀害任何人。”
东正教的牧师说：“孩子们，勇敢地去战斗吧！杀死邪恶的敌人，我为你们祈祷。”
托尔斯泰觉得自己受骗了，东正教和政权纠结在一起，它阻碍人们看见上帝的真理，于是他根据基督教自由、平等、博爱的教义提出了自己的宗教学说。他要像俄罗斯农民那样毫无怨言地服从上帝的意志，勇敢地活下去和忠于沙皇政府的东正教作斗争，他要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吃肉、不喝酒，甚至喝茶时也不放糖。他常常穿着满是灰尘的粗布衣裳、树皮鞋走在古杨覆盖的大道上，同朝圣者交谈、同农民会谈、千方百计地接受人民朴素的生活。他认为这样生活才有意义，才能和上帝的世界融为一体。
1881年3月1日，在俄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土地与自由”党人暗杀了。当时消息还没有传到乡下，那天托尔斯泰照例在公路上散步。大雪纷飞的冬天终于过去了，冰雪开始融化，甚至能听到小溪欢乐的歌声了。冰雪融化后的道路泥泞难走，洼地上积水盈盈。天气不好，乡村不通邮，托尔斯泰慢慢地着，忽然看见前面走来了一个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的流浪汉，他背着一架破旧的手风琴，手里还举着一只占卜用的鸟儿。
“喂！从哪儿来呀？”托尔斯泰高声问道。
“从图拉来，先生，世道不安静，消息不好。我吃不下饭，连鸟儿也不啄食了，皇帝被刺了。”
“哪一个皇帝？什么时候？是谁刺的？”
“沙皇爷爷，在彼得堡，被人投炸弹炸死了，我在报上看到的。”
托尔斯泰心烦意乱地回到家，立刻把亚历山大二世被刺的消息告诉了家人。第二天报纸到了，白纸黑字证明了这一切都是真的。
一连几天，托尔斯泰面色阴沉，沉思不语，他想：亚历山大二世是个善良的老人，他曾经解放过农奴，现在他被人杀死了，这种暴力行为是多么可怕啊！现在那五个凶手不也正面临着被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绞死的危险吗？应当想办法制止政府的残酷刑罚，于是他决定上书新沙皇。呈文上写道：陛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三节教诲我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请陛下赦免他们，以德报怨，数百恶人中定有数十人会离开魔鬼转向上帝。亿万苍生望陛下仁慈为怀，皇恩浩荡，不计杀父之仇。百姓必将欢欣鼓舞、感激涕零。希望陛下召见凶手，发给路费，安排他们移居美国，这就是博爱。
据说刚刚即位的亚历山大三世读完后，鄙夷地把信抛在地上，怒气冲冲地说：
“简直是一派胡言，荒谬之至！如果罪行是对我犯下的，我有权赦免罪犯，但是对先帝犯下的罪行，我决不能赦免，我要以血还血！”
于是，在1881年4月1日五名谋杀沙皇的罪犯统统被处决了。托尔斯泰写给沙皇的信，不过是旷野里的呼号，徒劳无益。他痛苦万分，他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第一次碰壁了。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托尔斯泰完全放弃了文学创作，全身心地思考着宗教和哲学问题，探求着人生的道路。这让远在国外的老朋友屠格涅夫非常担心，因为三十年代的果戈理在创作了《死魂灵》《钦差大臣》等优秀作品后，就是因为迷恋宗教再也没有写出什么作品来。所以屠格涅夫害怕托尔斯泰也因为转向宗教使文学事业遭受损失。于是在重病期间他写信给托尔斯泰说：
“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一直卧床不起，我不能再恢复健康了……我向您说几句心里话，作为您的同时代人，我是多么愉快啊！因而我向您表白最后的坦率的请求：我的朋友回到文艺创作的道路上来吧！要知道这种赋予您的天才是大家所没有的。假如我的请求对您起作用，那么我是多么幸福啊！”
这是屠格涅夫给托尔斯泰的最后一封信，这感人肺腑的书信，这披肝沥胆的劝告，让托尔斯泰十分感激。但是作为一个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不能不关心社会和人生。1883年9月3日屠格涅夫与世长辞了，举国哀悼，托尔斯泰更是十分悲痛，屠格涅夫毕竟是他刚踏上文坛的引路人啊！
1882年初，为了解决孩子们受教育的问题，托尔斯泰举家迁往莫斯科。他没有到贵族住宅区寻找富丽堂皇的房子，却到织匠街买了一所朴素的住宅。那是一座宽敞幽静的庭院，花园里有苹果树，樱桃树，还有低矮矮的灌木丛。这在繁华热闹的莫斯科真有点世外桃园的味道。托尔斯泰特别喜爱这座独具田园风光的住宅。
像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一样，许多作家、画家、音乐家、学者、演员，都慕名到莫斯科这所房子里来拜访他。每天晚上七点钟，外面的大门便响了起来，托尔斯泰从众多的来访者的谈话中了解莫斯科的社会生活，但是他更关心城市贫民的生活。这年12月他参加了在莫斯科进行的为期三天的人口调查。他给自己选择了最穷的一个区——普罗托奇内依住宅区。
那天，他跟着统计员走进客楼。在发着霉味的地下室里，他看见了一个快要饿死的人，那人蓬头垢面，瘦骨伶仃，一双突出的眼睛闪着莹莹的绿光。托尔斯泰彬彬有礼地问他的姓名、身份、职业和籍贯。听着那人近乎呻吟的回答，托尔斯泰犹豫了，这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该怎么登记呢？是把他登入活人册，还是登入死人册呢？城市贫民的悲惨状况使他震惊，令他不安。他常常痛哭流涕地挥着拳头说：“人民不能这样生活。”
人民的贫困生活让他痛苦、忧郁，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作家的良心又不能让他沉默，于是他奋笔疾书，写出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和《论莫斯科人口调查》两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对人民痛苦的根源作了分析。他写道：
“如果莫斯科有成千上万的人忍饥挨饿，并且因此而死亡，那罪过不在他们身上。如果追查罪人，那就是那些深居高楼大厦、出入乘坐豪华马车的人。”他深刻地认识到广大人民的贫困饥饿是富人的奢侈生活造成的，富人的享乐是一种罪恶，这时他也把自己放在犯罪者的地位上来批判。
但是，过了不久托尔斯泰很快就明白了，在俄罗斯人民的贫困不只是经济的，在精神上他们同样一无所有。
严寒的冬天，莫斯科的夜晚来得特别早，刚刚六点钟，街上已是夜色朦胧了。托尔斯泰照例出门散步，忽然他看见昏黄的路灯下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
“这样寒冷的夜晚会把人冻死的。”托尔斯泰想着就叫醒了那个人：
“喂！快醒醒，回家睡去，否则会冻死的！”
那个人醒来睁开一双惺忪的睡眼，定睛看了看托尔斯泰便跪起来说：
“老爷，可怜可怜我，看在上帝的份上，行行好，我家里还有挨饿的老婆和孩子，已经几天没有木柴和面包了。”
那汉子乞求的目光，悲切的声调打动了托尔斯泰，他便从衣袋里掏出了几个卢布递给了汉子，又漫步向前走去。凛冽的北风呼啸着，托尔斯泰紧紧地竖起了皮衣领子。他想，那个衣衫褴褛的汉子可怎么熬呢？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回过头去寻找那个人，出乎托尔斯泰的意料，那汉子却紧攥着刚要的卢布欢天喜地地冲向隔壁的酒馆里，以下的情景可想而知了。
托尔斯泰愤然了，他看到了这些无家可归、衣衫褴褛的人们物质上的贫困，也看到了他们精神上的贫乏。他想：他无法也无力改变人民的贫困状态，但可以用他的笔改善人民的精神状态，给人民以精神食粮。于是他决定为人民成立一个出版社。
当时在俄国有一种“木刻书”，这种书色彩鲜艳、内容粗俗，书贩子们经常挨村串户地推销这些低劣的读物。这些趣味低下的书籍不可能促进人民的道德和智慧的发展，托尔斯泰决心出版些趣味性强而又健康的读物来代替它们。但是要创办一个出版社谈何容易，有多少繁琐复杂的工作要去做，还得和那些利欲熏心的出版商们打交道，要做这一切，已经五十六岁的托尔斯泰显然是力不从心了，于是他想到了他的一个年轻的朋友契尔特科夫，他是托尔斯泰晚年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