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父母？”娜塔莎重复了一遍，“这是一点都不要紧的。我父亲是一个粗鲁的人，哥哥也一样。而且都是酒鬼。姐姐——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年纪大得多的人……那是个非常有钱、却无聊而贪心的家伙。母亲——真可怜！她和你一样是个老实人。像小老鼠一般的瘦小，并且跑得也是那么快，见了什么人都害怕。偶尔，我很想见见我的母亲呢……”
“啊哟，你真够可怜的！”母亲悲伤地摇着头说。
姑娘忽然抬起头来，仿佛要驱除什么似地伸出手来。
“哦，不！我常常感到这样高兴，这样幸福！”
她的脸色苍白，蓝色的眼睛明亮地闪动着光辉。她把两手放在母亲的肩上，用低沉而生动的声调说：
“要是你知道……要是你了解，我们在做着何等伟大的事情，那该多好啊！……”
一种亲切羡慕的感情，触动了符拉索娃的心。她从地板上站起身来，悲哀地说：
“在这个上头，我太老了，又大字不识半个……”
巴威尔的论说越来越多，争辩也愈来愈强烈，——人也瘦多了。母亲觉得，当他和娜塔莎谈话，或者盯着她的时候，他的尖锐的目光马上就变得柔和了，声音也亲切起来，甚至他整个人都变得单纯了。
“上帝保佑他！”母亲想着，暗自微笑着。
每次集会上，一到争论激烈而狂热的时候，霍霍尔总是站起身来，像钟摆一样地摇着身子，用洪亮的嗓音说些单纯而温和的话，于是大家都为之更镇静、更严肃起来。维索夫希诃夫总是非常阴郁，似乎是在催促大家到什么地方去，他和那个名叫萨莫依洛夫的红发少年，总是抢先开始争论，那个圆脑袋、头发白得像用刷子粉刷过的伊凡·蒲金经常对他们两个表示同意。头发光滑而漂亮的雅考夫·索莫夫——说起话来低沉而严肃，他不常参加辩论，他跟额角很宽的菲佳·马琴，每逢辩论的时候都是站在霍霍尔和巴威尔的一边。
娜塔莎不来的时候，往往由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代替她从城里来参加集会。他戴着眼镜，个子矮小，留着亚麻色的胡子，不知他是远方哪一省的人，说起话来总保有一种“噢”“噢”的特别口音。他整个人都有点外地人的味道。他总是说最简单的事儿——家庭的生活、小孩子、生意、警察、面包和肉类的价格等等，凡是与居家过日子有关的他都谈论。就在这繁复的事情里，他能发现许多的虚伪、混乱、愚蠢，或者十分滑稽而且明明对人们不利的地方。
在母亲眼里，他仿佛来自遥远的别的什么国度，在他的国度里，一切都是正直的，一切都是安逸的。但是到了此地，一切都和他不对劲儿，他不习惯这种生活，不以为这种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也就不喜欢它。它在他心里激起一种希望根据自己的意志改造一切的沉着执拗的意愿。
他的脸色略微发黄，眼睛周围布满了细密而发亮的皱纹。他的话音颇低，手却总是热乎乎的。他和符拉索娃打招呼的时候，总是拿他有力的大手，裹住她的整个手掌。每每这样的握手之后，母亲总感到些许轻松与安心。
此外，从城里前来参加集会的还有其他一些人，来得最勤的，是个在清瘦白皙的脸庞上生着一双大眼睛的、身材苗条的姑娘。她的名字叫莎馨卡。她的言行举止都很像男人，她通常总是生气地锁着一对浓黑的眉毛，每当说话的时候，那有笔直的鼻梁的鼻孔，总是不停地鼓动着。
莎馨卡最先高昂地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
当母亲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马上盯住这个姑娘，并怀着无名的恐惧。她曾听说社会主义者刺死了沙皇。那是在她年轻时发生的事件，当时大家都说，因为沙皇解放了农奴，地主们要向沙皇复仇。他们发誓非杀了沙皇才剃头。因此人们称他们为社会主义者。但是此时此刻她真不明白为什么她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们也是社会主义者了。
散会之后，母亲问巴威尔。
“巴甫鲁沙，你当真是社会主义者吗？”
“当然！”他站在她面前，照例用明快而果断的口气说话，“为什么问这个？”
母亲叹了口气，垂下眼睑问道：
“当真？巴甫鲁沙？他们不是反抗沙皇，还杀死了一个沙皇吗？”
巴威尔在屋子里转了一圈，用手摸着腮帮，微笑着说：
“我们不需要这样做。”
他用柔和而又严肃的声调，给她解释了许久。
她望着他的脸庞，心里琢磨：
“这孩子是不会做坏事的！——他是不会的！”
可是到了后来，这个可怕的名词用得更多了，当然它的锋芒也就渐渐地磨平了，最终这个词和数十个别的她不懂的名词一样，听得熟惯了。然而她对于莎馨卡还是有点不大喜欢，每次她来了之后，母亲总觉得有点不安，不自在……
有一次，她心怀不满地噘着嘴对霍霍尔说：
“莎馨卡怎么那样厉害！老是下命令——你们应当这样，你们应当那样……”
霍霍尔朗声大笑。
“说得对，妈妈！你的眼力真不错！巴威尔，你以为怎样？”
他又向母亲挤了挤眼，眼神中含着嘲笑，回答到：
“贵族嘛！”
巴威尔郑重地评论：
“她是个好人！”
“这话说得对！”霍霍尔证明说，“她就是不明白她自己应当那样做，而我们是愿意而且那样做的！”
他们又开始讨论起母亲所不理解的事情。
母亲又发现莎馨卡对她的儿子态度十分严厉，甚至不时训斥他。巴威尔只是含笑不语，他的双眼中闪出和以前对待娜塔莎一样的温和的光芒，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姑娘。这也使母亲觉得不快。
有时，突然会出现一种使他们所有的人一起雀跃欢喜的感情，这叫母亲吃惊不已。这种情形大多发生在他们念读外国工人新闻的晚上。每当这时，大家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喜悦的光辉，大家都变得很古怪，像孩童一般幸福，发出欢快爽朗的笑声，互相亲热地拍打着肩膀。
“德国的朋友们真是好样的！”不知是谁像欢乐陶醉了一般地嚷了起来。
“意大利工人阶级万岁！”又有一次，大家异口同声地叫出声来。
他们要把这呼喊声传播给遥远的地方，传播给他们所不认识的、连语言也不相同的同志们，他们又好像深切地相信，那些未知的友人一定能够听见他们和理解他们的欢乐。
霍霍尔两眼放光，心里比谁都爱意荡漾，他提议道：
“我们应该写封信给他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在俄国也有和他们信奉同一种宗教、抱着同一目的、正在为他们的胜利而欢喜的朋友！”
于是，大家梦幻似的面带微笑，长久地谈论关于法国人、英国人、瑞典人的事情，像谈论他们所尊敬的，为他们的欢乐而欢乐的，同情他们的不幸的自己的友人、自己的知心人一样。
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产生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在精神上亲密的感情。这种感情把所有的人凝聚成一条心，它也感动了母亲，她十分不了解这种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却用一种欢乐、青春、醉人和充满了希望的力量使她直起腰来。
“你们真行！”有一次母亲对霍霍尔说，“什么人都是你的同志——不论是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奥地利人，——你们为所有的人欢喜，为所有的人悲痛！”
“为所有的人！妈妈！所有的人！”霍霍尔叫着，“在我们看来，没有所谓的国家，也没有所谓的种族，只有朋友和敌人！一切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一切的财主、一切政府——都是我们的敌人。当你用善良的眼睛看看世界，当你知道我们工人如何之多，如何之强大的时候——你的心就充满了欢喜，就过一个大节日一样！妈妈，不管是法国人、德国人，当他们这样地看人生的时候，他们也会有同感，意大利人也是同样欢喜。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母亲的孩子，——都是‘世界各国的工人友爱团结’这一种不可战胜的思想的孩子。这种思想让我们感到温暖，它是天空上正义的太阳，而这个天空，就是我们工人们的心，不论是谁，不论他干什么，只要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们就是精神上的兄弟，现在是这样，从前是这样，将来永远也是这样。”
这种孩子般的却很执着的信念，愈来愈频繁地出现在他们中间，这种信念的力量渐渐提高、渐渐成长起来。
当母亲看到这种信念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感到世界上确实有一种和她所看见的太阳一般伟大而光亮的东西。
他们经常唱歌。高声快乐地唱着那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歌，但也有时，他们唱些调子不寻常而且节奏奇妙令人不快的新歌。唱这种歌的时候总是低声，严肃，好像唱赞美歌似的。唱歌者时而脸色苍白，时而情绪高涨，在那种响亮的词句里面，使人感到一种壮大的力量。
特别是有一首新歌震动了她的心灵。
在这首歌里，听不见那种遭到凌辱而独自在悲哀冷凝的黑暗小路上徘徊的灵魂的沉痛之声，听不见被穷困折磨、饱受恐吓、没有个性的、灰色灵魂的呻吟。在这首歌里，也没有漠然地渴望自由的力量的忧愁的悲叹，也没有不分善恶一概加以破坏的那种激愤的挑战的呼声！在这首歌里，完全没有只会破坏一切而无力从事改造的那种复仇和屈辱的盲目的感情，——在这首歌里，一点都听不出古老的奴隶世界的遗物与不和谐音。
这首歌歌词的激昂和调子的严肃，让母亲不大喜欢，但是在这些词句和声调后面，好像有一种更大的东西，它以自己的力量压倒了词句和声调，使她的心预感到一种思想所不能捉摸的伟大的东西。这个伟大的东西，她从年轻人的面目表情和眼色中看出来，她从他们的心里感觉得到，她被这首大过歌词和声调所容纳的歌曲中的力量所征服，每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她总是比听别的更专注，比听别的更感动。
唱这首歌的时候，声音总比唱别的都要低，但是它的力量，却比任何其他歌曲都要强烈，它好像三月里的空气——即将到来的春天的第一日的空气，拥抱着一切的人们。
“现在应当是我们到街上唱歌的时候了！”维索夫希诃夫忧郁地说。
当他的父亲又因为偷人家的东西而被抓进监牢去的时候，尼古拉向他的朋友们平静地说：
“现在可以到我的家里去开会了……”
几乎每天下了工后，都有朋友到巴威尔家里来。他们忙得顾不上洗脸，就坐在那看书，或者从书里抄写些什么。吃饭喝茶手里也不离开书本。母亲觉得他们的话变得更加难以理解。
“我们需要有一份报纸！”巴威尔时常这么念叨。
生活变得匆匆忙忙，变得狂热起来。人们更加快速从这本书移到那本书——就像蜜蜂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一般。
“人们在议论我们呢！”有一次维索夫希诃夫说：“我们不久就会遭殃了！”
“鹌鹑本是被网捕住的！”霍霍尔说。
母亲越来越喜欢霍霍尔。当他叫她“妈妈”的时候，好似有一只婴孩的嫩手在她的面颊上抚摸。每逢礼拜日，如果巴威尔不得闲，他就替她劈劈柴。有一回，他背来一块木板，抄起斧头，麻利而熟练地替他们变换了大门口那架已经腐烂的台阶。又有一次，人不知鬼不觉地为他们修好了坍塌的围墙。他总是一面做活，一面打口哨，他吹得非常好听，但是有一丝悲凉。
一次，母亲对儿子说：
“叫霍霍尔搬到咱们家里来住不好吗？你们两个在一起方便些——省得你找我，我找你的。”
“你为什么给自己添麻烦呢？”巴威尔耸着肩膀说。
“嗳呀，都麻烦了一辈子了，不清楚是为了什么，为好人麻烦，那是应该的！”
“你乐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儿子回答着，“如果他真的搬来了，我当然是很高兴的……”
于是，霍霍尔搬了过来。
……（三）
有一回，是在放假的日子，母亲从铺子里回来，她推开了房门，站在了门槛上，突然，好像被夏天的暖雨浇了一阵似的，全身感到了欢喜，——房间里面，洋溢着巴威尔那种充满了力量的声音。
“是她来了！”霍霍尔喊了一声。
母亲看到，巴威尔很快地转过身来，他脸上闪烁着一种对她说来将有一个重大希望的光彩。
“终于回来了……回到家里了！”因为太意外，所以她茫然失措地说着，急忙坐了下来。
他的脸色苍白，弯下身子母亲，眼角含着小粒的明亮的眼泪，嘴唇在颤动着。他沉默了一会儿，这当口儿，母亲也是在沉默地望着他。
霍霍尔轻轻地吹着口哨，垂着头从他们身边走过，到院子里去了。
“多谢，妈！”巴威尔声音一面低沉地说，一面用他抖动着的双手，握住了她的手，“谢谢了，我的亲人！”
母亲被儿子的表情和叫声感动得满心欢乐，她伸出手抚摸着他的头发，抑制住强烈的心跳，低声说：
“基督保佑你！为什么要谢我？……”
“因为你帮助了我们伟大的事业，所以谢谢你！”他说，“一个人要是能够称自己的母亲在精神上也是亲生的母亲——这是无比幸福的啊！”
她默不作声，一边用她张开了的心房，像贪食一般地吞下了他的话，一边欣赏着她的儿子，——他现在是如此光华、如此亲近地站在她的面前了。
“妈！我知道有许多事情伤透了你的心，妈妈的日子不是好过的。——我想，妈妈是不能够和我们在一起的，不能把我们的思想当做自己的思想来接受的，你只会像从前那样忍受，默默地忍受下去。——我一想到这些，是很难忍受的！……”
“安德留夏教我懂得了许多事情！”她插嘴说。
“他刚和我谈起你了！”巴威尔微笑着说。
“叶戈尔也是一样，他是我的同乡。安德留夏连读书写字都教我……”
“妈妈有点不好意思，所以自己一个人在暗自用功，是吗？”
“他看出来了！”母亲难堪地说。因为她太高兴了，有点心神不定，她向巴威尔说：“叫他进来吧！他恐怕妨碍我们，所以特意走开了，他是没有母亲的……”
“安德烈！”推开了到门洞去的门，巴威尔喊，“你在哪儿？”
“在这儿。我想劈点柴。”
“到这儿来呀！”
他很犹豫地走了进来，他进到厨房里，关心地提醒道：
“得告诉尼古拉，叫他拿柴来——差不多快烧完了。妈妈，你看，巴威尔怎么样？监牢里不但不给他吃苦，反而把这个‘暴徒’养胖了……”
母亲笑了。她的心胸，感到了甜蜜的紧缩，——她觉得已沉醉在欢乐里，可是，这时却有一种吝啬而小心的东西在她心里唤起了一个愿望，就是想看到儿子像平时一样地平静。她心里太好过了，她希望这种有生以来第一次经验到的特大欢喜，永远就像它刚来到时那样生动有力地藏在她的心里。她害怕这种幸福会减退，所以尽可能地迅速地要将它关在自己的心里，就像捕鸟的猎人把偶然捕到的一只珍贵的好鸟关起来一样。
“吃饭吧，巴沙！你还没有吃吧？”母亲慌忙地问。
“没有。昨天，看守告诉我今天可以出来，所以也没有吃也没有喝……”
“我回来第一个遇见的，是西佐夫老头子。”巴威尔描述，“他看见了我，就从街对面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对他说：‘我是危险人物，正被警察监视着，你现在和我在一起要小心点。’‘不要紧，’——他说。关于他的外甥，你猜他是怎样问的？他说：‘菲奥多尔在那里行为好吗？’于是我说：‘在监牢里怎么才叫行为好呢？’他说：‘就是他在牢里有没有说什么对同志们不利的话？’于是，我和他讲，菲佳是一个忠实并且聪明的人。接着，他摸着胡子，傲然地说：‘我们西佐夫一家，决不会有没出息的子孙的！’”
“他是一个有头脑的老人！”霍霍尔点着头说，“我们经常跟他聊天，——是个好人。菲佳大概不久就会被放出来的吧？”
“我想，所有的人都会给放出来的！”在他们手里，除了依萨的报告之外，什么证据也没有，可是依萨又能说出些什么呢？
母亲在屋里踱来踱去，一直望着她的儿子。
安德烈听着他说话，反背着手，立在窗子旁边。
巴威尔在房里走着。他的胡子长得很长。一圈圈又细又黑的胡子，密密麻麻地长在两腮上，衬得他淡黑的脸色略微白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