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舜
我于2000年7月向中国人类学学会在厦门主办的“2l世纪人类的生存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人类学本土化论纲》一文，文章很短，全文引述如下：
人类学研究本质上是理论研究，要解决的是人类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问题。人类学本土化的意义，就在于怎么把产生于西方的人类学这门学问引进中国，拿来解决我们中国自己的本土问题，甚至包括理论的本土化、对象的本土化、话语的本土化，还包括手段和从伍的本土化。人类即将跨入充满挑战与机遇的21世纪，回顾人类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后，至今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经过中国人类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国人类学从无到有，从依附到向独立发展，从引进到形成具有某些特点的中国学术倾向，并着力从串中国人类学体系的建立。有人问我对汉民族进行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是什么？我认为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人类学的精神实质是博大的世界目光，是科学的论证方法。”。因此，人类学要求人类学家跳出狭隘地域限制，以一种俯仰天地、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宏观视野来审视其研究对象。所以对国内外研究的经验，我们要认真学习，但反对全盘照抄。纯粹的‘拿来主义”是要不得的，只有将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人类学研究实践相结合，在学习国内外研究经验的同时，发挥个人研究专长，在研究中强调综合取向，跳出西方学术界固有的窠臼，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的传统进行研究。为此我提出：
l.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
举世皆知，中国历史的悠久是举世无双的，其相关历史文献丰富也是举世无双的。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是人类学一座古老而丰富的学术宝库。但是，几千年来，虽然出现过以《史记》作者司马迁为代表的历史学派，他开创了纪传体的研究方法，在《史记》中对当时中国的民族作了我们今天所谓的民族志描进，但其后，尤其是清代考据学派的兴盛，他们运用训诂、校勘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研究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使得近现代的学者往往只重史料的考证，却忽视对经过考证的材料的理论升华。今天我们面对新世纪的到来，在推进人类学本土化的今天，提倡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重新审视、重新整合，作出新的解读和分析，从中概括出新的论题，升华出新的理论，使人类学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受一次洗礼。
2.对中国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一向是人类学家们看重的研究方法，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今天，由于人类学本土化的需要，田野调查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人类学家只有深入基层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才能突破他过去所坚持的理论及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所构成的认识框架，让人类学理论在具体的田野调查中受到一次洗礼，从而使人类学的理论升到一个新高度，甚或从中升华出新的理论来。
3.把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与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
西方人类学界有许多流派，其共同特点是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中国学者的特点是擅长历史文献的考据。而人类学的研究则既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家们从考据中跳出来，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又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家要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换句话说就是要求中国的人类学把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与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中国的人类学才具有生命力。
我的论文在小组里宣读后，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注意，其中尤其对我所提出的“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的观点，有学者指出这正是“历史人类学”所要求的。
有幸的是在这次国际会议上，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蓝达居博士向大会提交了一篇《历史人类学简论》的论文，并与笔者在同一小组宣读。蓝博士给历史人类学作了一个界定，即：
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即人类学的“历史化”（his-toricization），也就是将文化概念放到过程中去考察，也可以说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实现民族志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体现人类学的文化论与历史学的过程论的协调，以克服传统历史观的局限性。
在蓝博士的论文中还就历史人类学的功能、历史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的后果作了论述。好在此文《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于2001年第1期已予以全文发表，笔者在此不赘。而笔者有兴趣的是历史学与人类学本是两个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不相同的学科，他们为什么会相汇在一起呢？
2000年9月，笔者去法国访问途经香港，在沙田广场逛书店时，发现了加拿大多伦多市约克大学人类学副教授玛丽莲·西佛曼（Marilyn Silverman）和人类学杰出研究教授格里福（P.H.Gullirer）主编的《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以下简称《走进历史田野》）。翻阅之后，感到此书正好解决我所关心的历史学与人类学为什么会相汇成历史人类学的问题，便花150元港币买了下来。10月底回国后，拜读了这本书，便有了我的这一篇文章。那么，历史学与人类学为什么会相汇成历史人类学呢？
一、人类学家对历史的关怀
玛丽莲·西佛曼和格里福在《走进历史田野·导论》中，以他们1979-1980年在爱尔兰两次作田野考察，尤其是1980年在爱尔兰基尔肯尼郡（Kilkenny）汤玛斯镇（Thomastown）作田野考察时，想以人类学通常的参与式观察，以及非正式的访问来收集1901-1980年所有能得到的文献：人口调查、农业报告、选举报告，以及济贫联合会记录等。尽管他们很努力地收集资料，但他们最后发现：看上去好像汤玛斯镇竟置身于爱尔兰历史之外。这使他们感到困惑难解。
而当他们参加在寇克（Cork）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一个跨领域研讨会提出这个问题时，在场的历史学家虽然觉得有趣，但并不感到困扰。因为他们知道：所谓爱尔兰历史，是地方性和区域性事件的混台物，合起来创造一个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张的统一而连贯的整体；所以他们井不奇怪一个特定的地方或区域，从来没有经验过日后成为所谓爱尔兰历史一部分的任何事件。这就使玛丽莲·西佛曼和格里福认识到：虽然汤玛斯镇不载于史书，但它当然置身在历史之中并且有一个“过去”。所以，他们“感到非研究过去不可，也就是‘写历史’（doing history）”。就是在这种切身感受和深刻认识之后，他们两位加拿大人类学家决定为汤玛斯镇居民写一部当地历史。当时他们认为写历史是对他们所收集到的民族志资料的整理和审查。而当他们所写的《在诺尔河流域：1840-1983年汤玛斯镇社会史》（in the Valley of the river of Nore ：A socialHistory of Thomas town 1840-1983）完成后，又进一步认识到：“对于1840-1983年资料的这种综览，不仅成为写历史的方法，也成为创造历史的方法。”
玛丽莲·西佛曼和格里福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相汇的体验，其实正是人类学家对历史关怀的一个例证。
人类学家为什么会对历史表示出关怀呢？探究其根源正是人类学发展趋势所决定的。熟悉人类学发展史的人都知道，20世纪50年代以前被共时性（synchronic）和结构化（structural）研究垄断的人类学强调的是细节、具体和深入实况的研究，不是对动态过程和历史视而不见，就是刻意回避，从而导致许多人类学家关怀的仅仅是“一个地点”（a place）。正如玛丽莲·西佛曼和格里福所尖锐地指出的那样：“人类学家独特的（也似乎有点神经质的）选择比较小规模地点，理由之一可以简明的总结为‘脉络化’（contextualization）和‘全面性’（comprehensiveness）。这有三个关键方面：首先，对小范围密集的集中注意力，可以对所要分析的现象有深刻的了解，而这也是研究真正的目的。……其次，集中注意力于一个特定地点，只要按照适当的过程、纲络或限制，人类学家可以由这一特定地点向外扩展到一个更广大的地区。……第三，人类学对于小地点的使用，可以用来提供对现象的解释。”所以，“对于历史的忽略或排斥，虽然往往被误以为只是功能学派的过失，其实这并非早期人类学中任何单一理论取向所导致。相反的它是一种考虑欠周的一般性研究取向办法的后果，这种研究取向让研究者能轻松、简单的对其他社会的‘此时此刻’或‘彼时彼刻’做快门式的社会文化描述。”
但是人类学家对历史的关怀并不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而始，鲍亚士（Boas）式文化史和新进化论的探讨，以及从20世纪30年代起到50年代民族史出现时，尤其是1949年伊凡-音里查（E-vans-Pritchard）叙述塞利奈以加（Cyrenaica）贝都因人的历史性专论的出版，就刺激了人类学家某种历史的关怀。20世纪50年后，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人类学家对于历史的关怀不断得到加强，其原因据玛丽莲·西佛曼和格里福的分析主要有：
l.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社会和文化变迁研究的日益关注，鼓励人类学家的过去做进一步考察，并且承认广泛收集历史材料和贯时性（diachro-nic）研究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2.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社会过程和社会生活动态的关注也开始发展。当人类学家尝试了解各种不同的社会过程时，他们就必须查看各种社会体系、制度、角色、价值观念以及互动模式如何在悠长时间中实际运作，这也就要求人类学家考虑到真实的时间、时光的流逝，以及历史。
3.20世纪60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引人人类学，带来了适合于地方性分析（如小商品生产）的新概念，也提供了其他要做相当修改才能应用到地方性研究（如生产模式、阶级、上层结构）的概念，于是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对依赖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的日益关注不谋而合的走向，也促使人类学家提出历史性取向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