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人类学家变为更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更觉察到人类学这一门学问发展的历史和脉络条件，当他们在反省人类学根本就是“帝国主义之子”一门学科受其从事人员的社会文化脉络控制到什么程度之时，人类学家已被引导去考虑他们工作其间的历史脉络，这也促使他们把这种考虑延伸到他们所研究各民族的历史方面。
正是由于人类学发展的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导致了20世纪60-70年代历史人类学派的诞生，导致了80年代大量历史人类学专题研究的出现，从而促使“人类学家都理之当然地以为，寻找和查究过去--‘做历史’--是既必须也有极大价值。由此可见，人类学家对历史的关怀是历史学与人类学能相汇成历史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类学家对历史的关怀，在中国人类学界应首推费孝通教授。费先生作为一个经典的人类学家，不仅因为他是英国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的学生，更因为他的人类学的经典之作--《江村经济》，是一个以“小地点”为研究对象的代表作。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影响费先生对历史的关怀。
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研究中华民族的学者很多，据笔者的初步统计，从1900-1980年中，先后出现了大约30本有关著作，这些著作虽各有千秋，但一般都是纵向的叙述，一直都没有能够摆脱传统史学理论，尤其是按历代王朝的框架来叙述和研究中国民族史，若论创新最多只是对中国民族的构成作了分析，如1936年林惠祥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将中国民族划分为华夏系、东夷系、荆吴系、百越系、东胡系、肃慎系、匈奴系、突厥系、蒙古系、氐羌系、藏系、苗瑶系、罗罗缅甸系、掸系等族系，缺乏整合性。而费孝通先生以人类学家对历史的关怀，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对中华民族进行了整体的审视，从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多元的起源，新石器文化多元交融和汇集，凝聚核心汉族的出现，地区性的多元统一，中原地区民族大混杂、大融合，北方民族不断给汉族输入新的血液，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汉族的南向扩展，中国西部的民族流动等十个方面，对中华民族作了历史的分析，概括和升华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就成了中国人类学家对历史关怀的典范之作。
二、历史学家对人类学的兴趣
历史学与人类学这两家通常被人们视为边界严格的不同学科，能够相汇成历史人类学，从人类学方面来说是人类学家对历史的关怀所致，那么从历史学方面来说，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从历史学方面来说，历史学与人类学之所以能相汇成历史人类学是出于历史学家对人类学的兴趣。对这个问题约克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尼克拉斯·罗杰斯（Nicholas Rogers）在《社会史中的人类学科转向》一文中有很清晰的论述，他认为：
“历史系的占用人类学，是饶有特色的折衷和实际的。历史学者在面对使用官方资料和瞬间与片断的痕迹去复原附属阶级经验的问题时，依赖人类学的指引，以求描绘它们各种不同的模型，并将它们和社会体系的其他部分衔接。他们也利用人类学的见解，去重新捕捉过去的奇特之处，去了解民众信仰和行为下面的不理性和迷信的习俗，不论这些是关干非经济的交易形式、家庭礼仪、节庆的典礼或口头文学。比方说，民族志学对于巫术的记述，对于巫术的历史研究有无比的价值，使历史学者可以探讨赋予巫术审判生命力的那些社会、政治、性和心理学上的问题，或者探讨工艺技术和阅读书写能力有限的社会的魔术信仰和宗教习俗的融合。同样的，人类学的各种看法，有助于了解区分近代早期诸社会的宗教激情和分隔有助于区别平民和高尚阶级的文化差异--时空、闲暇、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差异。在这样做时，历史家所感兴趣的不十分是人类学者中间的理论差异，而是对于异民族文化的看法和探讨方法。”因此，民族志学在协助社会人类学者诠释过去，重新捕捉民众的经验和历史过程种种复杂情形上，证明是一种有用的工作。在方法论方面，它扩大了历史学者在探询民众经验时可以由资料中得到答案的范围。
这就是说，历史学家对人类学的兴趣，主要在于文化人类学及其人类学的方法论。
尼克拉斯·罗杰斯在文章的“结论”中对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相汇，有一段很精彩的评述，他说：
“过去三十年间，似乎社会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兴趣在向一点集中。至少，社会历史学者对于人类学的看法愈来愈着迷。诚然，历史与人类学的这种结合只是部分性和折衷性的，大致是起于想要了解过去的若干方面；这些方面此前位于政治史的范围以外或边缘。由于社会史学者所常用的资料零碎而难解（尤其是关于较低的群体、其习俗、信仰和礼仪），历史学者乃借助民族志学，以增加他们对于过去文化的了解、发现它们的‘其他性’和画出它们互相关连的轮廓。
在此，笔者特别欣赏“社会历史学者对于人类学的看法愈来愈着迷”的评述。因为，笔者在研究汉族的历史和文化中有着切身的感受。
1992年7月，笔者历经6年的呕心沥血写成的《汉民族发展史》，卫历经6年的坎坷艰难终于出版了的时候，手捧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书，深感汉民族犹如一座巍伟的高山，《汉民族发展史》仅仅是从远处遥望了这座“高山”的雄姿，仅仅是给这座“高山”画了一幅速写画。为了走近这座“高山”，笔者试图按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和西南七个大区分别研究汉族的历史和文化，以便能更清楚地看清这座“高山”无比瑰丽的姿容和珍贵的宝藏。从1992年到1996年，笔者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到各地进行田野考察，并联络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研究，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条件收集各方面的资料，并于1996年以“汉族历史文化”为题争取到了广西民族学院的课题立项。
但是，课题一旦启动，就面临理论和方法论的困惑。从课题立项的目的来看，是要分区对汉族的历史和文化进行论述，那么用什么理论来观照？从什么角度切入？用什么方法着手？形象点说，这是如何才能走近汉族？如何解剖汉族？面对汉族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献，这是研究汉族历史和文化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给笔者打开了一个新的学术窗口。1996年7月，笔者参加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闭幕式，聆听了费孝通、乔健以及韩国的金光纪、日本的中根千枝等著名人类学家的演讲，对人类学有了新的亲切感受，与此同时又认识了周星、王铭铭、高丙中、周大鸣、纳日碧力戈、何星亮、庄孔韶、张海洋等中青年人类学家，并对人类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笔者心里明白：“汉族的历史和文化”课题必须从人类学中寻找理论和方法才能出新！于是，笔者如饥似渴地学习人类学，1997年元月正式参加了北京大学主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学习，提交了《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一文，并就此问题作了大会发言。著名的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和乔健先生作为笔者发言的评议人，对笔者正在进行的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从方法论上提出了宝贵的建泌。笔者后来对《汉民族研究人类学的意义》作了修改，增加了方法问题一段，发表时题为《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及方法》。
理论和方法定位后，笔者就将“汉族历史文化”课题的名称改为“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1997年12月在上海召开了课题组成员会议，经过认真而激烈的讨论，把课题组成员的思想统一到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上来了，大家决定：运用人类学互动的理论，分析各大区汉族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并观照到不同族群的形成；运用人类学的族群理论对汉民族进行解剖，尽可能地区分各大区不同的族群；在研究族群时，既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弄清各个族群形成的历史，叉要运用人类学理论分析各个族群的人文特征；运用人类学的语言理论，分析汉族不同族群方言形成的历史及其特点；运用人类学的文化理论，勾勒出各大区汉族文化最具特色、最鲜活的文化形象。正是有了对人类学的兴趣，才有了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笔者最终主编完成130多万字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对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西南的汉族从历史、方言、族群和文化四个层而对汉民族作了人类学的分析，才能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三审“原创性著作”的评价，才能被人们评为“人类学本土化研究中的一部杰作”、“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研究中的一部创新之作”。
从笔者的切身感受中，也可以看出，历史学家之所以对人类学有兴趣，其实也是历史学发展的需要。传统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指导下写出的历史著作，一般都是纵向叙述，大都离不开历史王朝的框架，形成了比较刻板的模式；有的历史著作从史料到史料，有史无论，或史论脱节，一般的读者也不会感兴趣。所以多年来，人们惊呼史学危机，不仅出版的历史著作无人看，就是曾经为高等学校文科重要支柱的历史系不仅招不到学生，许多学校连系也改名的改名，撤消的撤消，好不凄凉。当然，也有许多历史学家致力于史学改革，有的写社会史，有的写社会生活史，有的写文明史，等等，虽然有助于缓解史学危机，但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收效总是不大，这是有日共睹的。因此。历史学家对人类学的兴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跨学科现象。
学科的发展，也是久合必分，久分必台，人类学家对历史的关怀、历史学家对人类学的兴趣，正是世纪之交社会科学各种学科交叉发展、相汇成新的边缘学科的新世纪，历史人类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既有人类学家的努力，又有历史学家的贡献。今天，面临新世纪的到来，让我们“走进历史田野”，在“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中既发展人类学，也发展历史学。
参考文献
［l］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2］徐杰舜，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马戎，周星，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8。
［4］玛丽莲·西佛曼·格里福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个案研究［M］，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
［5］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6］林惠样，中国民族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7］蓝达居，历史人类学简论［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1）。
［作者简介］徐杰舜（1943-），男，浙江余姚人，广西民族学院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学科的发展，也是久合必分，久分必台，人类学家对历史的关怀、历史学家对人类学的兴趣，正是世纪之交社会科学各种学科交叉发展、相汇成新的边缘学科的新世纪，历史人类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既有人类学家的努力，又有历史学家的贡献。今天，面临新世纪的到来，让我们“走进历史田野”，在“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中既发展人类学，也发展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