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郑杭生教授
郑杭生（1936-），男，浙江杭州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和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运行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梳理和回顾之一
郑杭生
一、前言
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或曰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学，不是一句套话，更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种符合社会学历史和现实的提法，是有根有据的，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的。
社会学自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正式诞生，并逐步在各国生根、开花、结果以来，就一直同时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这样的双重属性。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学作为一种理论，一门学科，没有普遍性便不成其为理论和学科，所以，不论是西方社会学创始人孔德，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始人马克思，都以发现人类杜会程度不同的普遍规律为己任。另一方面，社会学作为现代性的直接产物、现实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也不能不这样那样地表现创始人、实际奠基者和其他社会学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特点、所处时代和阶段的特征，因而也不能不带有某种特殊性。我们看到，孔德强调“秩序和进步”，与法国大革命时期广泛的社会失序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则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多次经济危机和工人阶级的状况密切相关。同样，迪尔克姆的自杀论，具有强烈的欧洲特色；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帕森斯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美国特色；而严复以治乱兴衰定义的群学、费孝通先生关于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理论，则给人以印象极深的中国特色，等等。而且，就这两种属性的相互关系来说，社会学的各种程度不同的普遍性，正是通过不同社会学家的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表现出来的。世界上不存在纯粹的普遍性，也找不到纯粹的特殊性，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社会学理论和学科的两种不可分离的属性。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正如事实上存在的欧洲特色的社会学和美国特色的社会学一样，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站得住脚的，经得起推敲的。
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才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而欧美社会学文献却很少见到他们说“欧洲特色的社会学”和“美国特色的社会学”呢？这主要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中心主义根深蒂固、战后美国中心主义甚嚣尘上，过去的欧洲人，特别是当今的美国人，自以为欧洲的或美国的便是世界的，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特别表明“欧洲特色”或“美国特色”的必要。这种自大心理，是他们把那种事实上与普遍性统一的特殊性误认为、夸大为一种纯粹的普遍性。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就不同。长期以来，它们是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的受害者。随着这些国家的广大学者在无数屈辱事实的教育下，自丰意识逐步加强，认识到：尽管自主介绍欧美社会学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但不能做欧洲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的推销员；更重要的是，日益自觉到必须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发展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从传入到现今的百年轨迹：“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趋向。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既非常尊重自己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也非常尊重欧美社会学对世界社会学所做出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所不赞成的只是社会学中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当然这种提法更是与“学术排外”、“学术上的闭关自守”风马牛不相及。
与此相联系，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学仅仅是中国的，而是表明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同时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所以，这个提法还显示了中国社会学界培育、增强自己的学术实力，改变自己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所处边陲地位，争取与欧美社会学平等地位的强烈愿望。当今的世界社会学格局，仍然和过去一样，欧美社会学是强势社会学，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是弱势社会学。前者处在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学术中心，后者则处于学术边陲。这里，学术中心不等于、不同于中心主义。学术中心是一种实际存在的客观地位，中心主义则是一种对待非欧美社会学的主观态度。出于对欧美社会学学术中心地位的尊重，同时也是出于对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的厌恶，即使若干年后随着硬件与软件两方面实力的增强，中国社会学在世界格局中转化为强势社会学，上升为世界学术中心之一，也不会搞社会学中的中国中心主义。现在的问题是由客观的边陲地位所引发的“边陲思维”或“边陲意识”过于浓厚。我们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的边陲地位，但是不赞成那种对西方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还以为站在学术前沿的“边陲思维”。客观地承认自己是弱势学科，不等于甘当弱者。我们要通过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而成为强者，做到：“你懂的，我也不是不懂”，“我有的，你却不一定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
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存在两种极端的误解。一种误解认为：社会学就是社会学，还要提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十什么？另一种误解则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意味着它仅仅是纯中国的。这两种说法，初初一听，似乎有理；其实是说普遍的便是纯粹普遍的，特殊的便是纯粹特殊的。两者的共同点是把普遍性和特殊性截然割裂开来了，不承认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要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这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际上也不符合迄今为止的社会学的历史事实。
笔者二十多年来给自己设定的学术目标，并锲而不舍地加以追求的，就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以及通过这种追求，对实现“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社会学深层理念有所推动。作为上述追求和探索的结果，笔者和与自己一起工作的学术群体，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学中国化理论和社会互构论等四个理论，井通过长期、持续的教学与科研活动，其中有的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的”，在我这里，就是上述四个理论也和其他一些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一样，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的。这些内容，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历史方面和逻辑方面来加以说明和把握。就是说，上述四个理论，作为理论，无疑有它们学理分析的逻辑方面，即它们的逻辑论证和逻辑结构；同时有都有它们从古到今的历史方面或现实方面，即它们的历史根据、历史底蕴、现实根据和现实基础。只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完整地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真实面貌，也才能较为完整地理解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内涵。
现在，我和我的学术群体，为了准备2003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十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正在对上述前三个理论及其探索过程，特别是其中包含的新意，作一梳理和回顾；对第四个理论则主要是新的探索。不论是梳理和同顾还是新的探索，都是自己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同时也是想求得社会学界的指教。
前三个理论的梳理和回顾，我们分别冠以“社会运行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社会转型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社会学本上化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这是为了着重表明上述理论是从中国社会的现实中来的，又能回到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去，对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学是有一定的解释力的。
第四个理论社会互构论的新探索，是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的。个人与社会关系，既是社会学的元问题，又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我们考察了个人与社会关系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再从旧现代性到新现代性的转变，考察了社会学随着上述过程诞生、发展、成熟、陷入危机、进行反思和重建的历程。这些考察，使我们对不同于旧式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的日益自觉。新型现代性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积极、正面意义的反思，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消极、否定意义的反应。
我们把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和自然协调。社会和个人不和谐，社会和自然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称为旧式现代性或传统现代性。上世纪与本世纪的转折期间，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们看到：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又不能不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恶化，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这样，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追求社会和自然协调、社会和个人和谐，并把社会和自然两种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涵。就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关系而言，过往的旧式现代性锻造了以往的社会学--它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设问和眼界，甚至它的理论抱负和期望所能达到的限度。当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之时，必定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重建之日。社会学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经历预设的根本变化视野的重大调整、理论的重铸和再生过程。因此，处在这样一个旧式现代性步入没落、新型现代性勃然兴起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学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在理论研究上开拓出新的学理空间。而经过我国快速转型期独特经验的熏陶，中国社会学界的主体性、自觉性和敏锐性已经大为提高，将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
我们逐渐感悟到，坚持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紧紧抓住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抓住新型现代性问题，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正酝酿着某种有原创意义的新进展。
这里我还想强调一下，在上述探索中，一些同行学者曾对我的观点进行评论和质疑，我也针对这些做了一些回应，由此进行过一些学术争论。将要进行的梳理和回顾，不可避免会涉及一些争论。同行学者提出的问题，促使我进一步思考，也使自己澄清了不少问题，由此，我对与我争论的同行学者，也怀着一份感谢的心情。我认为有学术争论是十分正常的事。我在社会学界多次提出要“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因为学派之争，是学术问题、学术观点的争论，用的是学术标准，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下面仍然是朋友；宗派之争。则用非学术标准，党同伐异，大有“谁不和我们歌唱，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气概”。因此，学派之争，与人为善，相互切磋，推进学术；宗派之争，与人为恶，相互攻击，阻碍学术。我相信，我大都以答复的形式，进行的一些学术争论，属于“学派之争”的范畴。我继续希望得到他们的赐教。
二、社会运行论的形成和提出
（一）社会运行论的形成
社会运行论的形成与运行论主导观念的形成，要追溯到我20世纪80年代初在英国留学期间。我是1981年11月-1983年12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进修的，该大学给了我副研究员的资格。当时，我已经45岁，深深感到这一机会来之不易。在英国的两年一个月时间中，我主要做了几件事：
第一，回顾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不同时期社会运行情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及它们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意义。我终于理解了：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能够自然而然地良性运行的，而是可以在一定条件和机制下陷入恶性运行的；而当整个社会陷入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面的恶性运行，那么不仅整个社会会停滞、倒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会落伍，而且生活在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不论是哪个年龄段的，都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损害。因此，社会运行问题关系国家和社会的安危兴衰，关系每个社会成员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后来，为了简明，我曾把我国不同时期的运行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运行状况并不尽如人意，30年中，初步良性运行加上中性运行，只有17年左右，而局部恶性运行和全面恶性运行却占了13年左右。
其次，对我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学术传统进行了初步开发。用“治乱兴衰”或“治乱盛衰”来评价社会运行状况，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可以说一直延续到当今。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治世”和“乱世”，治世如西周的“文武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冶”和清初的“康乾盛世”，乱世如“侯景之乱”、“安史之乱”等。作为现实的反映，在中国从古到今的思想家那里，不论是先秦诸子百家还是此后的学者，都有众多的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论述。我们还注意到，生在乱世的思想家往往站在乱世盼治世，虽然他们对各自盼望的“治世”的理解不同；而生在治世的思想家则往往总结过去乱世的经验教训，避免治世再次陷人乱世。总之，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我们的前辈思想家们或论述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兴衰，或探讨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或表达自己对治世的理想模式的看法，或研究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或说明乱世给人民的苦难和危害，等等。所以程颐曾总结性地说：“看史必观治乱之由，及圣贤修己处事之美”。后面即将看到，上述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也影响到当代社会思想和当代的伟大人物，如毛泽东和邓小平。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第一个定义，是严复给出的。对中学西学都有深厚功底的严复在《群学肄言》的序言中把社会学看作一门研究社会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正是受到严复的启发，沿着严复的思路，结合对建国以来杜会运行状况，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恶性运行状况的反思，笔者形成了社会运行三种类型--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与畸形发展的想法，这里笔者曾把“治世”和“乱世”这样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稍作改动，变为良性、中性、恶性运行这样既包括非此即彼、又包括亦此亦彼的三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