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杨敏
社会学是随现代性扩展而不断丰富的知识体系。在我们看来，社会学理论的两大突出个性--理论范域的多变形态和研究对象的恒久指向，正是由现代性过程所塑造而成的。随着现代性的每重大推进，社会学研究所涉及的社会现象的边界和现实问题的焦点都发生了明显的游移和变化。这些生动而具体的经验题材使社会学形成了自己特定的关怀、设问和思考，并使社会学理论范域具有了各自殊异的时段性和空区性特征。而且，现代性的不断延展又使这些具有特定时空形态的社会学理论范域再度遭遇挑战，使社会学研究继续迈向具有新的时段和空区特性的理论范域。这一不断持续的过程构成了社会学理论传统的现实基础，以及社会学自我更新的生命逻辑。社会学理论范域的多变形态衬显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恒久指向，反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则体现了社会学理论范域的根本。理解社会学理论所具有的这两种看似不同而实为一体的特性，对于我们进行具体的社会学研究，理解社会学理论的传统和框架，以及对社会学的一些艰深理论领域进行深入的探讨，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早期现代性--古典社会学理论范域的时空特征
19世纪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急剧更新的关键时期：产业革命在欧洲各国迅速蔓延，农村人口以更快的速度涌向城市，农业文明和传统社区的衰败已无可挽回。随着农民的破产，以及早期行会制度解组、传统工人被编入了新的产业组织模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无产化和产业化的城市劳工阶级，现代性的重要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工厂制度在欧美的发展，标示了工业文明的确立。可以说，现代性所具有的某些典型性状（人为规划、工具理性、专业分工、行动效能等等）最初是通过工业文明得到体现的，而工业化的社会组织性和制度性结构的建立和发展则是早期现代性的重大主题。19世纪上半叶，社会学就产生在现代性卷起的这场社会风云之中（郑杭生、季迎生，2000：15-16）。自此，社会学使现代性获得了一种新颖的学术表达，并对现代性提供了广泛、有力而深刻的反省。正是在这一表达和反省的过程中，社会学自身也具有了理论范域的不同时空特征。
社会学从其产生至20世纪20年代，处于理论经典初创的古典时期。古典社会学面对的早期现代性主题--工业化社会的兴起和发展，确定了这一时期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范域--关于工业社会的社会学理论。从古典社会学家的思想中可以反复看到对这一理论范域的研究和描述：孔德的实证社会学思想本身就直接导源于工业化进程，反映了通过经验研究、实验观察来获得确定的规律性认识，运用严格的数学计量使研究过程操作化和研究结论精确化，以及统计资料、理论假设的形成和论证等对于工业过程的意义。孔德将工业社会视为以实证科学思想为指导的人类组织模式，实证社会学正是关于这一新的社会系统的稳定与秩序的科学。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作为解释现代社会及其制度的关键，认为资本和利润率的无情法则确定了现代性的整个特征，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以及由这一经济形态所决定的国家、法、文化和意识形态，是社会不平等和人的异化的根源，等等，使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成为对早期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制度的批判性的理论型态（郑杭生，1987：161-166）。迪尔凯姆则与马克思明显不同，他将工业秩序和劳动分工视为解释现代性的关键，认为“我们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秩序之中，而是生活在工业秩序之中”（吉登斯，2000：10）；现代社会的“苦恼”并不是集中子某个特定阶级，“而是普遍存在于整个社会”，现代社会危机根源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旧的价值观念体系的解体（斯温杰伍德，1988：104），因此，促使社会分工的正常化、避免个人主义导致社会失范、重建社会的道德规范，成为迪尔凯姆实证社会学的主要内容。韦伯从资本主义时代精神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的理性化趋势来理解现代性，他的分析涉及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和劳动制度、组织型式、管理核算方式，及其对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和伦理规范、职业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等的广泛影响，反映出了工业化过程所产生的强烈社会反响。
社会秩序问题。确切地说，如何重建与维持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问题，是古典社会学中的一个经典设问。正如特纳指出的：“与18世纪后期的政治动乱（最著名的有法国大革命）相联系，19世纪的法国社会学思想家十分关注社会秩序的维持问题。尽管每一位思想家提问题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我想他们都问及了类似的一些问题：社会为什么和怎样成为可能？什么使社会联结到一起？什么导致社会变革”（特纳，1987：42）。事实上，社会秩序问题是旧的社会制度行将就术、现代性早期工业化、新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兴起和确立所共同引发的问题。一方面，前现代性的统治势力退出政治舞台，传统的经济方式、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和制度规范趋于瓦解。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组织和体制的出现、资本的自由放任和原始积累的残酷竞争和无情剥夺，不可避免地在市民阶级内部造成自相倾轧和剧烈分化。城市劳工阶层更处于危境之中，贸易情况改变、资源开发、技术变革等等原因，都会导致劳工阶层职业状况的变化。他们被迫选择了社会流动，抛弃家园、移民异国他乡，而就业和生活的困境仍然常常难以避免，两大工业阶级之间冲突的加剧势所必然。西方工业化过程的非人性，及其所付出的巨大人员和社会的代价，在现代性早期史上留下了幽暗的一页。所有这些，都使得工业社会秩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社会秩序提供了社会学研究展开的一个“轨道”（亚历山大，2000），从社会整体系统的视角，社会结构、社会角色、社会分层、利益集团、社会冲突、社会失范和越轨行为，或从个人行动视角，社会行动、行动的主观意图、自我、生活世界、互动规则，等等，被揽入了古典社会学的理论范域。总体上看，对工业秩序的忧患到对现代性社会制度的诊断，古典社会学的进步价值信念构成了乐观主义基调，如孔德视工业社会为历史的终点、马克思对人类解放远景的构思、迪尔凯姆关于社会的有机团结与和谐的设想等等--后来它们与基督教、启蒙精神、黑格尔的自由国家一起被后现代主义视为“解放叙事”、“历史终结”的范例，而受到嘲讽和拒斥。
民族国家。与19世纪工业文明的胜利几乎同时而来的另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兴盛（保罗·肯尼迪.1989：180、241、242），极大程度上塑造了社会学中“社会”一词的涵义，并对社会学本身形成了深刻的影响。埃利亚斯1968年在他的《文明的进程（序言>》中，这样指出：“在十八十九世纪，当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讲到‘社会’的时候，所想到的一般总是‘市民社会’，也就是说，想到的是一种超然于黩武的王朝国家之外的人类共同生活。……随着两个工业阶层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掌权，随着他们，特别是他们中有代表性的那些实权派的民族理想的改变，社会学中的‘社会’这个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埃利亚斯，1998：22）。19世纪以后当民族国家成为了普遍的生存共同体，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就是民族国家”（吉登斯，2000：11；1998：2、24、213）。“社会”涵义由“市民社会”转变为“民族国家社会”，这一变化指示出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过程。在这里，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古典社会学家的头脑中能够出现的“民族国家”，是随现代性和工业制度出现的西方早期民族国家，或者说是欧美的老牌民族国家。所以，古典社会学的重要内容以及社会秩序问题，实际上是反映了这些民族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对于社会稳定、社会整合的迫切需要（阿尔布劳，2001：70.73）。不能低估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强盛这一大事件对于经典初创时期的社会学的影响，它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总体框架、研究内容甚至价值取向上，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阿尔布劳，2001：75-76）。可以说，正是对民族国家问题的关切，形成了社会学的一大学术传统--孔德开始的“维护型”西方社会学，它的使命归根结底是向工业化民族国家提供的辩护、建议和良策；同样，也正是对民族国家问题的关切，形成了社会学的另一大学术传统--马克思的“革命批判性”社会学，它传达的“震颤”（阿尔布劳，2001），使任何个民族国家对底层社会、弱势群体、边缘化人群、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都无法漠然置之。面对不同类型的民族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或是福利国家，社会学都不可能超然于现代性过程的国家政治及其实践之外。
社会学知识。自我反省是社会学问世之日就随之发生的一个问题。孔德认为社会学既是研究社会的精确、实证、经验性科学，也是对社会进行诊断、预见、控制和重建的科学。仅此而论，孔德的社会学知识已经包含了“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两种性质（乔纳森·特纳，1987：3）。马克思一向主张不仅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开创了社会学理论的批判性和价值性传统。韦伯试图阐明社会学研究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的关系，但并没有解除社会学家在这一问题七的困扰。反而导致了事实与价值、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实证传统与人文传统之间的激烈争论。随着现代性的推进，社会学的自我反省也变得愈来愈深刻和严厉，这不仅表现了它的极为独特的学科品质，也提供了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进行自我积累的机制与方式。
按照亚历山大的评论：社会学的“每一逻辑立场实际上已被1850年至1920年这段‘古典’时期的社会学的某种传统所论及。对这些可能性分析的具体描述，成了现代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不可缺少的资源”（亚历山大，2000：t3）。可以看出，社会学在创立之初已经展示了它的浩繁而艰巨的知识工程特征。然而，正如早期现代性的发展还未超越以西方地缘为依托的殖民世界体系，这一时期的古典社会学也囿于西方地缘文化的范域，它的内容主要来自于欧美社会生活的经验现实，反映了西方工业化迅速推进所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同时，非欧美的发展中社会仅仅是被殖民化“卷入”了现代性，对于现代性导致的持续、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以及对本土前现代性与外来现代性的关系还缺乏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社会处于社会学的前本土化阶段，社会学的世界格局还未构成（郑杭生、王万俊，2000）。正因如此，古典社会学还没有褪去地缘文化的特征，真正具有属于世界的品质还只是社会学的一种潜在前景。
二、现代性的扩展和社会学世界格局
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短短几十年问，现代性的重大剧目轮番登场：“一战”期间出现了“现行世界体系历史上的__个意识形态转折点”（华勒斯坦，2002：112）--前苏维埃政权建立，战争以满目疮痍和短暂休战告终（保罗·肯尼迪.1989：357、364），其后欧洲经历了纳粹民族主义势力的横行和“二战”更为惨烈的人间炼狱；战后，意识形态的壁垒铸成的“冷战”铁幕，将全球隔离成东方和西方“两个半球”；当发展中国家能够推进非殖民化和赶超现代化时，现代性的时空差异早已把世界撕裂为“南方”和“北方”；但无论哪一个阵营，在60年代末几乎都遭遇了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的冲击--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又一次转折的到来，而70年代后期世界性改革潮流的到来又将这些事件迅速挤出了历史的焦点。--正是在意识形态的对垒、国家政治及其实践的对立、发展观念和转型道路的不同选择之中，现代性的普遍性、广泛性和特殊性、丰富性进一步表现出来。这一时期的社会学理论论战激烈，堪为急剧扩展、起伏跌宕的现代性的一个生动缩影。就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形成了欧美社会学与非欧美社会学的分立和社会学的世界格局。
西方世界沉浸在“世界必须确保民主”（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情绪中。对民族国家的民主秩序面临威胁的忧思、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的憧憬，使古典时期的设问在欧美社会学中变得更为尖锐和紧迫：在使个人整合于社会的同时，如何能确保个人的自由权益不受侵害。或如亚历山大所言：“正是个体的自主性使‘秩序’成为问题。正是这种秩序问题使得社会学成为可能”（亚历山大，2000：9）。现代性的主题又一次反映在欧美社会学的理论范域之中--关于民主社会的社会学理论。20世纪30年代，帕森斯综合了古典大师的思想，在他的社会行动结构理论中系统阐述了个人的可整合性和社会整台的可能性，建构了个人的行动自由如何能够与社会系统的和谐稳定相一致的理论模型，将个人行动与社会系统、行动意志与社会规范、角色行动与制度化模式、人格系统与文化系统、社会化与社会控制、角色互动模式与社会变迁等各种研究内容，以及个体与集体、微观与宏观、理论与实证等不同研究视角，融入一个巨型理论，一统自古典社会学以来的分崩离析格局。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世界性社会动荡中，帕森斯视为国家与社会之典范的美国陷入了青年造反、黑人民权、反越战、女权主义、左翼革命的社会运动，理论模型与其所依托的社会背景一起受到颠覆。对帕森斯的体系倒戈纷纷，社会冲突论、社会交换论、符号互动论、常人社会学、现象学社会学、社会批判理论等异峰叠起，整合一统的理论资源被分离肢解，社会学重又走向多元分化，而且不同观点之间论战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以往，再次印证了Craib关于社会学的“帽子和兔子”的喻言--不变的主题和不可思议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