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扩展促使社会学对自身的反省进入到了更深的层面。不同学派、理论传统在如何建构社会学知识体系上的立场呈现出了严重的分裂，尤其到60年代后期，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之间的传统分歧，在当时所谓真正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的争论中被进一步发展和拓宽，涉及社会学知识建构的条件性、反省的可能性、重建的必要性等等问题，论战的激烈程度达到了白热化。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社会学的两大知识形态--自然科学型社会学与人文科学型社会学的型构与分立格局得以确定。
在发展中国家，现代性扩展带来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学术潮流。经历了晚期殖民化，战后一批发展中国家通过非殖民化运动赢得了民族独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进入了新的阶段--结束“不发达”状态（保罗·肯尼迪，1989：485）。这一过程表现为国内社会的一系列结构性变革和关系体系的全面重组--内战、政权交接、土地改革、实施工业化战略、促进经济增长、城市化、农业革命、乡村终结等等，发展中社会的前现代性不断瓦解，现代性步伐日益加快。正是这一规模空前的文化碰撞与交流，社会学本土化在发展中国家发生和广泛展开，非欧美社会学得以形成。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本土化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生在殖民化后期的地区性社会学本土化，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拉美和中国率先出现。在这一阶段上，这些国家的学者由对西方社会学知识的引进转向质疑，并确定了对本土社会研究的基本倾向。第二阶段是世界性社会学本土化，广泛出现在战后殖民化结束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普遍意识到发展问题的紧迫性，而且“学术群体的自主意识和反省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在这一总体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家对西方社会学，尤其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愈加尖锐。在发展问题上，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表现出鲜明的时代个性，具有“强烈的反西方色彩”（保罗·肯尼迪，1989：485），或被称为“威尔逊主义与列宁主义对立的新发展”（华勒斯坦，2002：1191。拉美社会学家提出了富有地缘特色的内部殖民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郑杭生、王万俊.2000：11-16、70-79）；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中重建的中国社会学，在对转型社会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转型理论及其范式。如果说内部殖民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面对的是拉美的工业化战略问题，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工业现代化的社会学理论，社会转型理论则对前现代性走向现代性过程的社会变迁、结构性变革、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方面普遍出现的转型社会现象，以及对转型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实证观察。至此，非欧美社会学基本成型，这就促成了非欧美社会学与欧美社会学的分立局面，社会学世界性体系的结构要素和建构机制因此得以具备，这又使得社会学的世界格局（郑杭生，2000）的出现成为必然。
社会学世界格局的思想刻画了社会学的世界性体系现象及其逻辑意涵。首先，社会学世界性过程的非均衡性。在学术资源、学科话语和知识积累拥有优势的欧美社会学居于主流和主导性的强势地位，而非欧美社会学则处于非主流、非主导性的弱势地位（郑杭生.2000：7）。这种势位差暗示了社会学世界格局是一种不平等的世界性学术身份体系。其次，体系的各结构要素之间存在的互构关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是体系结构要素的结合方式，也是体系自身的存在方式，这决定了强弱双方进行对话和交流的意愿与行动。正是在这种互动关系体系中，社会学改变了原有的单一和僵硬模式，获得了异彩纷繁、形质多样的特征与内涵，具有了不同社会学的彼此包容、相互传承的学科资质。其三，体系内在的建构机制一方面，体系一旦确立，便对其结构要素的性状和发展形成影响，并对结构要素之间的互构关系有所确定。另一方面，结构要素也产生出现行体系的重塑机制，造成体系的变迁。所以，体系又是被建构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世界格局预设了社会学的动态过程，揭示了现行社会学世界体系的重构可能。
总之，现代性扩展时期的分裂、悖谬、对立、冲突的基本特征和经验事实，成为欧美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分歧和论战、非欧美社会学的兴起及其与欧美社会学的分立的总体时代背景，为社会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此外，急剧扩展中的现代性正进入全球化阶段，这预示了世界社会学格局的意义更为深远的发展前景。正是经过从“地区性到世界性”的、以世界各国为“化域”的拓展、“外来社会学与本土社会实际相结合”、“学科和现实”密切联系的本土化过程，才有了非欧美社会学的崛起和社会学世界格局的形成。这种世界性旅程造就了社会学的异质多元的本土理论，使这一学科完全超越了最初的欧洲地缘文化渊源，成为了一种真正的世界性文化和学术现象。如果说，没有社会学本土化，没有非欧美社会学的发展，一种属于世界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并非绝无可能，那么，至少其普遍共享意义与价值必然因此而被大大削弱。这一过程为社会学进入新的理论境界做了必要的准备，为社会学的全球性理论范域预留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三、现代性的全球视野和社会学理论的当代重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扩军和星球大战等一系列的拉锯对峙，1989年前苏政权解体，大国关系突然面对冷战结束后政治与军事的寂寥。然而，全球政治地理“从60年代的三个世界”走向了“90年代的6个以上的世界”（塞缪尔·亨廷顿.2000）--西方创造出的、并全球传播的重要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逐渐消沉，日益被世界性意义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取代（塞缪尔·亨廷顿，2002：40）。这一时期，全球信息通讯技术系统的形成使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真正成为现实，一系列意义深远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变化也接踵而至：技术的成就几乎将全球的任何角落都融入一个整体场域之中，使社会事件--信息传递、决策与实施、资本易地流动等等--以光速在瞬间完成，地理空区对社会实践过程的束缚完全被打破，时段间隔对行动和事件频率的限制意义也大大降低，从而导致了所谓“缺场”（absence）、“脱域”（disembeding）的种种幻象--实质上是社会行动、事件、时段、空区突破了前现代性的组合方式，在传统互动情景下只能是此时此地的在场（presence），在全球互构情景中则是此时与多个彼地的共同在场，古老的“以太”假说显示出神奇与真实。当行动、事件、时段、空区在组合方式七成为多样化的同时，系统发生了抽象化与全球扩展过程：随着资本物质、人员、知识等资源的跨国运作，全球性的资源转换系统得以形成。与这一系统的运作相一致，各国间现有社会生产体系、社会结构和关系体系以及制度规则体系之间的壁垒正在迅速瓦解或调整，人们关于超越国界的社会和管理系统的各种想象也应运而生--全球信息通讯技术发展正在重塑个人、生活共同体、经济法团、政府组织以及国家之间的互构方式和相互关系。然而，现代性并未走出资本占支配地位的时代，与此相反，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全球扩散，至使它仍然是解释现代性的一种深刻而有力的思想框架。由于资本掌控中的全球技术经济的持久性创新体制的形成，资本的支配性地位具有了绝对化趋势--资本积累仍然是现代性的垒球化过程的主导法则，这一法则将整个世界变成了资本博弈的战场。无论具体过程如何，资本之战的结局只能是一个--胜利者得到社会。末世之感也就成了全球化过程的伴随物，人们的普遍关怀已经不是获得拯救，而是怀疑在这条资本铺就的自我毁灭之途上，自然和社会还能支撑多久？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是危机的时代，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危机已是一个全球谈论的话题；现代性的伞球化过程也是预言终结的时代，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last man）及利奥塔的一切人类解放方案和宏大叙事的终结，到福柯的“人死了”的断言--预言固然花样翻新，但结果总是相同的--只要历史被宣布终结，也就必定被告知重新获得了开始。尽管如此，危机和终结的情绪感染了社会学，于是也有了所谓“社会学的危机”和“社会学的终结”的话语。
毫无疑问，从问世起就与现代性、民族国家，现代社会结下了不解之缘的社会学，在当今的总体性危机中自然不可能独善其身，但这首先意味着社会学拓展和重建的又一次机缘，因为正是现代性的全球化所激起的巨大冲突和风险，撕下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的种种遮掩，使其真相裸露出来，社会学能够超越已有的学术眼界，建立起俯瞰通览现代性的全球视野。对于当代社会学来说，无论工业化秩序、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福利国家，还是社会革命、社会主义制度、第三世界、不发达现象与转型社会，都是随着现代性而展现的社会事实及其样式和过程，它们的经验情景的有限性是与本土社会和民族国家社会的分隔性相联系的；而当代名目繁多的社会运动和非主流社会思潮，如民族和地方自治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年运动，和平主义、环境主义、绿色运动，以及充满失意愤懑、渴望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表现了具有全球性质的社会性问题，以及国家在应对这些问题时的不适应性；至于一些跨国挂的反社会行动，如宗教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等，则直接表达了某些社会势力对现行社会制度和民族国家体系的不满与反抗。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一种总体性过程及现象，即，现代性不断超越本土社会与民族国家的制约，步入全球时代所引起的日益激烈的社会变迁和反响。当代社会学必须对这一总体性过程及现象进行反省、容纳，通过新的论域刻画出现代性过程的总体性，这就将社会学的理论范域推入了一个比以往更为宽阔、更具包容性的学术与价值境界，这就是现代性之全球化阶段的社会学理论。民族国家、社会、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社会学知识的自我反省，是当代社会学理论范域形成重大变动的几个核心方面。
民族国家的“衰落”。现代性之全球化导致的一个重大后果是的跨国界趋势，这被一些学者援引为“国家衰落”的征兆（莱斯利·里普森.2000：137）。社会学见证了民族国家的重要历程，现代国家社会问题作为经验事实重要来源，构成了礼会学理论的传统研究领域。然而，古典和中期社会学与当代社会学所处的国家状态极为不同：前两者经历了民族国家的崛起和极盛，后者正在目睹其面临的一系列危机，这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策略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影口向。古典时期以来，（也许除了马克思主义学派）将社会学理论与政治期望直接牵扯在一起的，可以说鲜有其人。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中，对国家及其权力和政治未来的讨论是一批知名社会学家关心的主题。华勒斯坦采用跨越民族国家社会的全球体系力法，指出现行世界体系正在解体，设想并创建新社会秩序意味着人类自我解放的现代性的真正开始（华勒斯坦，2002：143）。吉登斯以超越左与右的“激进政治”方案，对国家社会的现实问题思考和设想，为主流政治立言和谋划。其他如福柯、齐格蒙·鲍曼等虽然所持立场不同，但表现了对同类题材的关注。而对于转型社会的研究，小于国家在消除不发达状态和推进现代性过程中的现实作用，与国家和政府相关的题材构成了社会转型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一项重要资源。总之，民族国家的处境及变化，直接反映在当代社会学的理论策略、研究调整方面，其意义将随着学科的发展进一步显示出来。
社会的变化及其概念的重塑。这是随民族国家“衰落”而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现代性进入盛期以来，民族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力量日益增强，国家的边界即社会的边界，社会是与国家领土重合的生存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看，传统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蕴含了“民族国家之社会”的隐义。在现代性的全球化时代，一体化的市场经济、金融跨国流动、大众传播、网络、现代通讯技术、文化交流，以及旅行、移民、跨国婚姻和家庭等等社会事实过程，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超越国界、与国家脱钩”的趋势。由于国家所塑造的社会区隔发生模糊和消解，原有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体系、社会组织方式、社会生活样式等等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的全球化成为了民族国家框架所型构的社会之衰落的同义语。这趋势当然影响到社会本身的涵义--这是整个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性概念之一。所以，社会学的一些传统论域势必会发生重大变化。
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方式。与现代性的前两个阶段（即早期现代性和现代性扩展）相比较，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方式出现了具有明显区别的变化。这种相当复杂的变化，可以从三个基本纬度--国家，资源转换系统、生活世界--进行粗略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