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晓梅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老年人数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的标准，一个国家如果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了总人口数量的7%或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总人口数量的10%，这个国家就属于老龄国家了。20世纪末的中国65岁以上人口和60岁以上人口已分别达到总人口数量的6.96%和10.3%。［1］不但如此，据推测，到2003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数量的23.5%。［2］促使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20世纪后半期死亡率和出生率的下降，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这种情况和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基本相同。另一个因素是开始实施于70年代初期的计划生育政策。［3］这个政策所导致的中国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的程度是其他社会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不曾发生过的。中国社会的迅速老龄化现象已经成为目前重要的学术和政策研究问题之一。人们日益关注的具体问题之一就是我们的社会是否为迅速增加的老年人口的生活保障做了充分的准备。要回答此问题，就必须首先对目前我国老年供养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和评估。因此，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利用现有统计数据，尝试对20世纪末中国养老现状进行初步分析。
二、研究对象
家庭和国家作为两个体制，承担着供养老年人的任务。一方面，家庭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充当着老年人生活安全网的角色，其对老年成员的供养功能至今在理论上是不可挑战的。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人口和经济的发展，老年供养已经成为政府行政机构功能之一。老年人对生活的感觉正是家庭和国家供养作用的结果。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可以把影响老年人生活感觉的因素分为两组变量，第一组变量由与家庭相关的因素构成，第二组变量则由和国家老年供养相关的因素构成。
家庭因素：关于人口变迁的许多研究都注意到传统社会中子女是老年时期生活保障的提供者。尽管当代中国的法律规定女儿享有和儿子同等的对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并因此和儿子一样承担着供养父母的义务，但在很多地区，特别是在广大乡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传统的“养儿防老”不但在观念上仍然深入人心，而且在实践上也仍然普遍地得到人们的支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有没有男性成年后代仍然是影响老年人物质和精神幸福的因素。
国家因素：西方社会关于老年经济的许多研究已经证实了政府在促进老年保障方面的重要角色。［4］［5］［6］中国的国家部门、企业和许多地方集体企业的雇员根据职业和性别可以在50到60岁之间退休并领取退休金，这样，有退休收入的老年人就可以期望过比较有保障的生活。公共退休金计划在老年人的物质生活中扮演着一定角色，因此，有理由认为退休收入越高，老年人通常对生活的感觉也就越好。另外，居住在城市的退休老人还和所有城市国家雇员一样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定的现金补贴以应付通货膨胀所导致的生活费用的上涨，这种现金补贴项目开始实施于80年代。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补贴金额数量至今已经翻了几番。这种现金补贴对城市老年人的影响应该和退休金的影响相同。老年人得到的政府现金补贴的程度的大小可能和他们对生活的感觉有关系。除了退休金和生活费调整补贴外，所有退休老人都继续享受公费医疗和其他社会福利、一些专门提供的服务和设施。医疗保健服务对老年人的生活有直接的影响。老年人获得这些服务越容易，他们在生活中通常就越有安全感。
国家和家庭所提供经济供养对老年人生活感觉的影响也许会因城乡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异。城市家庭很可能比农村家庭有更多的现金收入，正因为如此，农村老人可能比城市老人更重视国家项目所提供的现金补贴。如果现实情况确实如此，农村和城市老年家庭之间对于国家供养的不同重视程度也许会成为评估国家供养对老年人生活感觉影响的一个指标。另外，农村和城市地区的人口比例目前仍然十分悬殊，全国总人口中只有30%的人拥有城市户口。然而，国家养老项目的实施在城市地区远比在农村地区普遍。就国家和家庭经济供养变量而言，老年人对生活感觉的不同很可能是由于农村和城市地区人口比例的悬殊所造成。
总之，本文根据关于养老问题的研究和中国老年供养的现状提出两组影响老年人生活感觉的变量：与家庭相关和与国家相关的变量。家庭供养变量包括目前健在成年子女数量，家庭户中代数，家庭中是否有儿子，子女所提供给老人的财务数量。国家供养变量包括退休金收入、国家财务补贴和获得医疗服务的程度。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在分析模式中加入了性别、教育和婚姻状况三个控制变量。
三、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所做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项目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是在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黑龙江、山西、陕西、四川、广西、贵州和湖北在内的全国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进行的。根据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报告，这项调查使用经验分层和整群的抽样方法分别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各取一个样本，所取样本根据年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区域进一步分层。城市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的村民委员会被确定为抽样单位，调查的对象是隶属于这些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的家庭户中60岁以上的老人。总样本是由48个城市地区抽样单位和47个农村地区抽样单位，共95个抽样单位构成。正如前面所述，中国人口的近80%在农村，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在生活水平和养老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异，考虑到这点，调查数据是分两组收集的：一组为城市地区数据，另一组为农村地区数据。城市样本规模为9889份，农村样本规模为1.0194份，总样本规模为2.0083份，有效答卷率为99.7%。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供养体系对老年人生活感觉的影响。老年人对生活的感觉这个因变量在这里是一个二分变量，此变量的值为“1”时表示老人对目前的生活是满意的，否则，此变量值为“0”。表1中列出了用于收集模式中自变量信息的一系列问题。
对数据的分析采用了对数回归的方法。在尝试调查预料和老年人对生活的感觉有关系的一些变量的作用和意义中，分析模式中分别包括了与家庭和国家相关的两组变量。模式中还包括了家庭和国家供养变量的相互作用变项。如果任何家庭或国家供养变量对因变量起作用，这种作用必须分别在农村和城市两个样本中得到检测和验证。另外，为了调查关于这些家庭和国家供养变量的城市和农村人口的构成差异是否解释农村和城市家庭户生活状况的差异，本项研究采用了回归标准化的分析方法。
资料来源：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1994），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汇编，北京：华龄出版社。
四、调查结果
表2分别报告了模式中所有变量在总样本、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中的百分率分布情况。健在子女数量的平均值为4，尽管城市样本中子女平均数量略低于农村样本所反映的平均数量。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大约42%的老人生活在单代家庭户中。在农村，36.8%的老人和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而城市老人和儿子/儿媳在一起生活的占城市样本的28.7%。约有60%的老人得到子女的财物帮助。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农村老人中得到子女财物帮助的老人比例（72.9%）远远高出城市老人中得到子女财物帮助的老人比例（46.5%）。退休计划在城市要比在农村实施得广泛和普遍，73%的城市老人有退休金收入，而农村有退休金收入的老人只占农村样本的不足6%。从全国范围来看，退休金计划的覆盖面仍然是低的，总样本中也只有不足40%的老人有退休金收入。国家通货膨胀项目的覆盖面也表现出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悬殊差异，83%的城市老人享受国家的补贴或其他形式的现金援助，而农村老人得到国家财物帮助的不足16%。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城市老人中认为自己能方便地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的人的比例高于农村老年人有同感的人的比例。总之，这些变量的分布基本反映了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之间的重要差异。
正如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农村老人中得到子女财物帮助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老人中得到子女帮助的比例，而城市老人中有退休金收入的比例要高于农村老人中有退休金收入的比例。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之间这两个因素分布上的差异是可以预料的，因为农村基本不存在退休金收入，那里的老人不得不依靠子女的财物供养生活；城市老人由于有退休金收入而能够较少依靠子女的财物供养生活。
展示了退休金收入额和子女经济帮助数额分别在总样本、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中的分布。近95%的农村老人和28%的城市老人退休金收入在每年250元以下，这里包括退休金收入为零的老人。约16%的城市老人每年退休收入在1500元以上，而农村老人中每年退休金收入在1500元以上的比例只是0.8%。至于在作为家庭养老主要指标的子女经济帮助方面，约60%的农村老人和70%的城市老人每年得到子女经济帮助低于250元。然而，农村老人每年得到子女经济帮助数额在250至499元之间的比例远高于城市老人在这方面的比例。尽管这些差异具备了统计意义，在对它们进行解释时还应该谨慎。因为中国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生活水平悬殊，250元在数据收集时期也许是一个城市居民一两个月的生活开销，同时也很可能是一个农村居民半年甚至一年的生活消费支出。
总而言之，城乡地区之间老年人得到子女经济帮助、退休金收入和得到国家经济帮助方面存在重要的差异。评估所选家庭和国家供养因素对老年人生活感觉产生的作用，一个有用和基本的统计分析方法便是对数回归。
分别报告了总样本、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对数回归分析的结果。在包括家庭因素、国家因素和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所用分析模式分别经历了总样本、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的评估。除了家庭、国家和控制变量以外，总样本模式还包含了城乡地区相互作用项，这样，就可以对城/乡居住的主要作用及其与退休金、国家经济帮助、子女经济帮助、医疗保健因素的相互作用进行评估了。
在总样本中，除了“家庭户代数”外，所有家庭和国家变量都对老年人生活感觉产生重要作用。由于样本规模大，微小的作用也可能呈现一定的显著性，所以这里选择使用了保守的显著性标准P<0.01。根据此标准，退休金收入对老年人生活感觉产生着重要作用，有退休收入的老人比没有退休收入的老人对生活的感觉要好。与此相反，得到国家经济帮助的老人比没有国家经济援助的老人似乎更少报告说自己感到生活幸福。事实上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国家的经济帮助项目基本针对那些非常贫困并且没有家庭供养资源的老人。只有对城市居民而言，国家经济援助才包括旨在对付通货膨胀的生活补贴。农村不享受国家经济帮助的居民一般都比得到国家帮助的人拥有更多的个人和家庭资源。此外，如所预料一样，就医方便对老年人有着重要的正面影响。这样，三个国家供养变量中有两个--有退休金收入和就医方便，对老年人的生活感觉作用和所预料的情况基本一致。
来自子女的经济供养是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重要和正面来源，那些和已婚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的老人比没有和已婚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的老人更有可能报告说他们感到幸福。另一方面，生活在单代人家庭户中的老人和其他老人之间在对生活的感觉上没有重要的区别。“子女数量”这个变量的平均值曾经导致了多子女老年人比子女少的老年人更可能感到幸福的假设，显然，这个假设在这里得到了支持，那些有四个或更多健在子女的老人比只有三个或更少了女的老人更可能报告说自己幸福。这样，三个与家庭老年供养有关的变量--子女数量、与已婚儿子一起生活和来自子女的经济帮助，如所预料的那样影响着老年人对生活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