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研讨的焦点是文本理论和文本形式的问题，其对于历史和理论的回顾旨在动摇过去民族志表述他文化的基础。文本结构的概念已经变化，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也发生变化。米开尔-费彻尔提出，民族志应当描写不同族性融为一体的世界，而不是描写不同的文化和传统。文化不是静止的，人类学不再以当然的权威口吻讲述他者，把他者放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远离现代世界体系，必然建构一种特殊的本文化与他文化关系，必然有强加的权利关系。而文化表述都是有意识的创作，解释者也不断通过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建构自我。民族志在西方文化之内重新发现了他者和差异，其文本面对的他文化与其自身相关联，并把自身看作是他者，这样，人类学研究普同性和文化的差异，必须考虑民族志撰写的新情况：外来的研究者不再是惟一把文化变为作品的人；报导人能够读书写作，他们对以往描写他们自己文化的民族志做出解释，并参与撰写文化；最后在文化描述中，真实与比喻是不可分的，民族志描述的意义是不可限定的，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解释。詹姆斯·克里弗德《论民族志比喻》（on Ethnographic Allegory）对“比喻”一词释义为：人物和事件都蕴涵着其他意义的故事，认为，民族志是由故事构成，其内容和形式都具有比喻的意味，这打破了经验主义的教条，民族志表述的权威性由此愈受到挑战。在谈到文化描述时我们不再说“它表述了什么，它象征了什么”，而是说“这是一个关于什么的故事”。于是民族志的视野更为广阔，开始进入社会学、小说和文化批评的领域，开始了自我的重构，卷入了“自我塑造”的过程。”
与会者的论文集，由詹姆斯·克里弗德作序，题为“部分真实”，揭示了民族志是真实的虚构（ture fiction），是被建构的，是历史和文化的部分真实。长期以来，人们始终以为民族志表述应是经验的直接体现，但在民族志的写作过程中，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和历史场景被有意地排除了；翻译要表达的意义，不可避免地使用具有表现力的修辞手段；省略、隐瞒和部分透漏决定了代际故事的传承，也决定了民族志的写作；同时，诗学和政治学在民族志的写作中是不可分割的，文本创作和修辞旨在强调文化描述是人为建构的，是实验的，并且合乎道德；科学存在于历史和语言的过程中，最好的民族志文本（严肃的、真实的虚构）是一系列经过选择的真实组成，民族志的真实从来是不完全的、部分的。
由于深受格尔茨关于人类学可作为一种文化评论而起作用的思路的影响，克里福德主张民族志诗学的特征是讽喻性的，它所创作的是一种分层的作品，包含了可变的文化布置和对立的政治关注，而这些都在文学现实中被语境化。根据这些原则，马尔库斯和另一些人创造性地和批评性地扩展了解释人类学的视野。文集认为，民族志从来就是文化的发明，而不是文化的表述；民族志提出关于文明、文化、阶级、种族和性别的终极问题，并解释这些问题。民族志应包括历史民族志、文化诗学、文化批评，以及所有关于意义系统和文化产品的研究。大部分文章赞同将诗学、政治学和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或将文学理论和民族志结合起来，一些文章则提倡实验的写作形式。总之，都把民族志的写作看作是变化着的并且富有创造性。
文集指出，认识到民族志具有诗学的一面，不是说民族志就是文学，局限于浪漫的主观主义，它可以是历史的、准确的。我们说民族志是作品，意味着要达到更细腻和具体的写作和阅读，达到文化是互动的、是历史的这样一种新的概念和境界。
1986年，克里福德和马尔库斯将文集主编出版，题为《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此书与同年出版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道成为“写文化”大论争的旗舰性作品，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学理论的构架和话语方向。
1988年，第11届魁北克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之主题即“文学人类学”，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文学人类学开始形成一定的声势。加拿大布伦斯威克（Brunswick）大学人类学教授波亚托斯（Fernando Poyatos）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他提交了长篇论文《文学人类学：走向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对文学人类学的整体构想和研究程序、范式作了全面论述。随后他主编出版了《文学人类学》一书，收录了这篇论文以及波士顿大学人类学教授波蒂斯-温纳（Irene Portis-Winner）、特拉华大学语言学教授艾宁格（WernerEnninger）等人的论文。波亚托斯认为文学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应当是符号与传播的方法，提出了“符号类型学”（the sign-typology）研究模型，用以分析和发现叙事文学中的人类普遍要素和文化特殊要素，并描述这些要素在叙述者与读者间的互动过程。波蒂斯-温纳则指出，人类学在实质上是一个跨学科的知识体系，尤其是其核心概念“文化”也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人类学与文学之间没有截然清晰的界限，文学人类学的关键在于文学与其文化背景的关系，考察文化对文学表现形式的模塑作用，并将研究得出的模式与其他文化中的文学模式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相似性中的差异。
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学人类学，是民族志的新的写作方式，它与人类学诗和民族诗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诗学，并成为其主体，形成了人类学新的表达方法及风格。一些人类学者尝试采用了一些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人类学观念，它们增进了现代主义民族志体验的交流。文学或诗在强调信息所采用的形式时，以科学所摈弃的诗学作为它的首要目的，这使文学人类学的解析领域充满诗意和哲学魅力。
三、人类学诗及诗学
诗与诗学一直是文学或文艺学的一项研究领域。但亚里士多德概念中的诗却具有一般的意义，即艺术。因此诗学实际上包含了诗论，也包含了一般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原理。作为其重要研究领域的比较诗学，则是以文学理论为核心，涵盖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诗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以及跨学科、跨文化诗学的比较研究。显然，这与人类学所擅长的文化比较研究有很大的相关性。20世纪60年代以后，诗学逐渐成为了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话题，其哲学背景就是后现代理论的兴起对科学主义的质疑和对传统宏大理论的解构。在人类学领域中则与把民族志文本（lext）当作“文化产品”的认识紧密相关。人类学家在定位自己的学科时，也越来越怀疑自己的“科学”使命，而开始意识到人类学是“文学的”，至少它传达信息的主要手段正是“写作”。这样人类学的志趣就从理性、科学、实证、结构转向人文、体验、理解、阐释、解构。人类学范式的这个转换使得它在作品的构建、权威性、话语中的符号应用以及意义的创造等方面的旨趣和诉求上，越来越显得与传统的诗学研究趋于认同。
不过，严格说来，迄今为止人类学并没有形成可被称为“诗学”的运动、流派或制度化活动，人类学诗学的理论探讨也尚处于未成型阶段。人类学的诗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主要差异之一是研究范围和内容的不同：它不仅研究书面文本，而且扩展到从部落社会至现代戏剧的话语展演（performance），包括仪式和世界观及它们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在内的行为，即“本文人类学”（textual anthropology）的研究，其主要是通过人类创造的本文，包括诗歌、小说、戏剧、雕塑、绘画等来窥探其隐含的文化深层内容。人类学诗与一般诗作也有很大的不同：它更善于汲取他人的经验，或将自己的文化与他文化并置。以达到跨文化展示、沟通的目的。人类学诗的主旨和特点就是以诗的形式展示跨文化主题、信息及体验，其最高理想是用人类共通的诗歌语言反映经过提炼的、源于真实经历的感受。尽管诗不是科学，也不渴求成为科学,但人类学诗人通过诗来叙述田野工作、体验，借助一种主观形式侵入了民族志学者创作的部分科学论著，如《写文化》、《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等。
人类学诗学的内涵至少有两个层次。首先。它包括人类学家的诗歌创作，也就是田野观察和自我感受的诗歌表达，诗人丽塔-达夫（Rita Dove）称之为“使个体内在生命让他人亦能得以体验的艺术”。具体包括：民族诗学--由西方诗人所催生、翻译、诠释、诵读、歌唱和赞美过的蕴含了异族文化诗歌的诗作；运用西方式的语言作诗而其本人未经受个人的或艺术上的同化的非西方诗人的诗作；受过西式教育但在作诗时使用西方语言和本族语及方言或两者兼而有之的非西方诗人的诗作；人类学将对自我与文化他者的感受力相比较的人类学诗作；超越了文化相对论而达到了一个更高水平，即不同文化间联觉的诗作。其次，它包括一种包容性的分析旨趣，诗学被认为是作品创作或构成的全部，而语言既是其本体，又是其工具。它使人类学用诗学和美学的方法去改造自身既定范式，使自己更加适合处理主体性感觉、想象和体验，成为民族志新的写作方法。
人类学诗学得以产生的基础之一是人类学家的文学创作。为了抒发情感并有效地传达用论文、论著无法表达的主体性感觉、想象等田野工作体验，不同时代都有部分人类学家进行诗歌创作。然而，由于诗歌在一些特定经验和社会事件的可说明性方面只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而非“即事实”，加之它以独立于时间之外的“第五向度”（the fifth dimension）的方式起作用，因此，启蒙运动以来的学者们都拒绝把诗作为一种方法，只是将其引入一些特定的经验主义可说明的语境中，这使得他们的诗作与文学领域中诗人的诗歌没有什么差别。而且主流人类学一向认为诗只是一种旁白、一种消遣，或是田野工作中的一种意外收获，它属于文学范畴，因此萨皮尔、劳伦·艾斯利（Loren Eiseley）和本尼迪克特等人的诗作基本上都发表于非人类学刊物，当时没有一种包括诗在内的人类学写作类型的思想体系。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皮亚杰（Jean Piaget），尤其是列维-斯特劳斯（Claud Levi-Strauss）所发展的结构主义非常强调语言在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这也是一些人类学家对民族志中逻辑实证主义提出反思的思想来源之一（历史上，逻辑实证主义试图使其修辞和创作不偏不倚而“可见”visible）。随着人类学家逐渐认识到田野工作的合作性质以及多声位解释（polyphonic）的需要，对话体的叙述方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首先要识别与安排观点间的关系，即作者对作品中的人物、人物对作者及人物相互间的看法，亦即这种叙述不再是写作者一个人的声音，而是多个人的声音，作品不完全是“我的”，也是“他的”。民族志学者被这种论点吸引，就在于它解释了跨文化研究与写作的关系，以及在研究和写作中自我意识的抑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文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语言学者对结构主义的越发重视，一种可望产生人类学新写作类型的思想体系开始酝酿，不少人类学家尝试创作诗歌来表达他们在异文化中的体验，一些人类学专业刊物也开辟了专栏。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人类学家》杂志率先对戴蒙（stanley Diamond）和保罗·弗雷德里克（Paul Friedrich）的诗作进行专题评论。1982年美国人类学会年会，戴蒙主持了首届人类学诗歌朗读会。次年5月，他又主持召开首届人类学诗人公众朗读会，会上朗读的诗作和相关评论随后以《辩证的人类学》（Dialectical Anthropology）为题出版。1983年美国人类学会年会特意安排了一次诗歌会，会上提交的诗作多反映人类学者在田野工作中的体验和感受。1985年，普拉提斯（J.lain Pratlis）以之为主要内容，编辑出版了诗集《反映：人类学的缪斯》（Reflection：The Anthropological Muse），专业杂志《人类学和人文主义》也开始发表人类学家创作的小说和诗歌，并发起一年一度的创作大奖赛活动。
随着人类学诗歌创作的兴起，与之相应的评论和研究也逐渐展开。1986年在美国人类学会年会上，普拉提斯主持了以“人类学诗学”为主题的讨论。1991年，由伊凡·布雷迪（Ivan Brady）编选的《人类学诗学》（Anthropological Poetics）出版，该论文集共收录了14位人类学者撰写的诗论。这一研究成果标志着人类学对不同文化的认识的强调更多地转为去如何认识问题，以及多种复杂变化地把握意义的体验方式问题。关注诗学的人类学家认为，认识他者（others）与永远无法成为他者的矛盾更适合于用人类学诗的形式（即艺术与科学紧密结合的方式）予以解释。这个理论转向使得人类学更加接近艺术和美术方法，而统计学、行为学方法的主导地位则受到了极大的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