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地的一位道公对此才会有这么一种看法，他说：“丧葬活动不能只简单地被认定为迷信活动，因为当中也有许多类似宗教，宣传宗教思想以及宣传中华文化和德治观念的东西。因此，只要‘积德’、‘忠孝’的思想还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发扬，我们这里的道事活动就不会消灭。文革时期，许多道公都被以‘牛鬼蛇神’的罪名进行批斗，他们的经书大多被没收。但虽然停了几年，最终还是禁止不了，这种道事活动还是又复活过来了。这是因为中国的‘德’、‘孝’的传统文化还存在，还要发扬，现在为治丧而举行的道事活动，也是表达生者对死者的哀悼之情，表达对长辈的孝顺之心，并以此教育下一代要有忠孝观念。我们不能说这些道事活动的所有内容都合情合理，但有些环节是必须的、是对人有教育意义的。”
那么从家族超度而不是单独超度来说，家族超度不仅达到了孝顺父母的目的，以免受到世人的责备。此外，还有更深刻的目的：从死者的角度来说，死者得到超度到达天堂，成为祖先，从此享受子孙的供奉，在另一个世界里过上幸福的生活。从生者的角度来说，从此以后该家族得到祖先的庇护，加强了家族的凝聚力，强化了家族的认同，该家族得到更好的发展和壮大。
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习惯于聚“族”而居，家族是人们生活的集体所在，也是人们感情的归宿。同样，这种家族观念也贯穿于对死者的安置中。成员的死亡，就是脱离家族的表现，意味着原有的家族体系和秩序需要调整。生，属于家族，死，又何去何从呢？死者的归宿在哪里呢？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安土重迁的民族。叶落归根更是许多移居外地的人们的一种心愿，所以家族也是死者的归宿。家族是活着的人和已逝的先祖的一种精神寄托。“家族制度的想象与实践，都是建立在共同的血缘基础之上，共同祖先的序列维系了后代子孙的情感，成为后代子孙仪式实践的对象。”因此，祖先与子孙之间关系的维系，也体现了家族的绵延不断和后继有人。
所以，当地的家族超度仪式既达到了孝顺父母的目的，又整合了一个家族的秩序，强化了家族的凝聚力，使该家族在祖荫下得以更好的繁衍和发展。如此一来，该家族在当地社区中才能显示它的壮大和威慑力。家族超度是一个家族为了谋求发展而扫清阴阳两界的障碍，以便获得阴（获得祖先的庇护）阳（凝聚家族的力量）两界最大资源而举行的一种仪式；名义上为了死者，实际上为了生者而举行的仪式。
二、家族文化与现代化
在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新时期学者们对当代家族复兴的调查与研究已有很多成果。代表性的专著有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讨》，钱杭、谢维扬的《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和吕红平的《农村家族问题与现代化》等。吕红平认为家族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一种非正式社会组织、解放后因失去了法律地位而几近消失，但近年来又在不少农村地区有所复活，并不可避免地引起许多社会问题，阻碍着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必须认真研究对策，促其早日消亡。他的这一观点相信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然而也有不同的观点。周大鸣在《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中提出：“正如诺斯在其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中所提出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然是以其传统作为起点，否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现代化没有完美无瑕和一劳永逸的方案，决策永远是一个痛苦的博弈过程，惟有细微积累，倾听呼声，不断调整，决策才可能至于合理。”也许这是对待传统的一种更明智的方法。
在定皇屯，家族的传统文化依然在今天得以延续，纵使这种传统已经有所改变。他们没有传统家族的基本要素：族谱、族长、祠堂、族产等，家族的概念更多的是存在于族人的意识之中，这种意识通过一年一度的族祭（全族一起扫墓）或者婚丧礼仪等活动加以强化。家族超度是最明显和有效的一种强化方式，可以说，家族超度是他们家族文化最主要的表现之一。通过家族超度，人们对家族的认同和归属感才更加深刻。它甚至也是维系家族存在的一种重要的纽带。人们一直延续至今的对家族超度的重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家族存在的意义，“村民有意识地延续下来的传统，往往是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具有密切联系的那些部分，村民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充分表明了在今天的现实环境下，被传承的那部分传统仍然具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如前所述，家族超度存在着几个方面的功能，这也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对于一种文化现象，我们善于去追溯它的历史、来源以及它的变迁和发展。在对家族超度的研究中，笔者也不忘对其起源与发展进行考察。村民一般认为，超度仪式是董永开始的。如前所说，在董永之前的年代，人类有吃人肉的习俗，一旦有人死，全村人立即把尸体均分来吃。而董永改变了这一传统，成为壮族“不吃母体送母归仙”的第一人。从此，壮族都学董永行孝，不吃父母尸骨，都请道师来超度亡灵。然而我们知道董永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具体年代不可知，所以不能把这当成超度的起源。据韦振苏考察，认为家族超度起源于清朝乾隆十一年，第一部超度亡灵的道经——《道家浴神度録》传入壮族地区，这本经书是由一个壮族人于清朝乾隆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跟蓝显宝超来的。因此可断定家族超度仪式从这本经书的传入开始。韦振苏说：“在乾隆以前，壮族人们只给死者做丧坛（如前文所述超度三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那时的道教经书还不完善，而现在据统计，道教经书已多达二十四卷。这些经书几乎都是从汉族传入。由于过去不给壮人参加科举考试，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大化壮族才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所以壮人懂汉字的不多，文化落后。直到乾隆年间，富有人家懂汉字的才把汉文的道经传到壮族地区。于是道教在壮族发展的兴旺时期在乾隆以后。发展到民国时期，家族超度开始兴盛起来。”当然，由于政治原因，在20世纪中后期，家族超度一度受到制止。沉寂了二十多年后，在20世纪80年代家族超度才又开始复兴。对于家族超度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存在，我们不能预知，或许随着火葬的推行及其他原因，家族超度将会消失；或许正如一位道公所说，只要“孝”的观念存在，家族超度也就还有生存的土壤。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对传统家族文化予以继承或者抛弃。我们应从广阔的视野理解当前的民间传统复兴活动，将它看做是现代化背景中中国情境下的文化事件，注意到传统复兴运动与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样，我们才能较准确地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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