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指导老师：张有隽教授
（第一部分）绪论
一、选题意义
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问题是中国发展中碰到的一大难题。农民占中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绝大部分农民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主体是农民，以此看来，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作为行动主体，其行动不仅受到环境、制度的制约，也受制于意识的反作用。从经济活动反映的情况来看，农民的经济意识，并非总是完全符合物质积累“最大化”的要求。一些地方的农民群众，对物质资源的使用，有时并不以发展生产需要为指导，而是有“吃在酒上，穿在银（装饰品）上，用在鬼（宗教开支）上”的特点。我国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也提出，在扶贫工作中，需要“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这说明确实存在一些影响经济发展的意识。由于存在于传统农民心中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经济的发展要求不相符，已经被批评甚多。农村的发展困境部分是因为农民的经济意识未能适应经济发展要求。但农民的意识又是与他们所处的环境相关的，要有效引导农民发展，需要全面研究影响农民经济意识的因素以及经济意识变化的原因。农民的发展应该是他们的主动性追求，而不是一种被动地对政府工作的接受。研究农民的经济意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策略制定和农业发展的具体指导有实际意义。
农民经济意识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集体意识一旦形成，就会具有强大生命力。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又通过指导实践反作用于物质。实际上，意识与物质的对应并不总是一致的，物质世界不断运动变化，意识也在随之变化。但二者的变化速度并不一致。当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技术的更新换代很快，推动着经济实践不断变化，人的意识也在变化。但是，一般而言，意识的变化速度要落后于物质。具体到中国农民的经济意识，由于目前的农民基本上还是属于个体小生产者，他们对市场信息的了解不够充分，对农业科技信息的了解不足，生产经常与市场需求脱节。他们的生活和生产与村庄之外世界的联系并不大。因为如此，农民经济意识不能完全反映客观经济现实。农民的经济意识具有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一面。
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永恒主题。有学者甚至提出，一百多年来，各种文化人类学理论——即人与文化的理论都是为探求人类文化如何变迁而建立起来的。国外文化人类学者出版不少有关文化变迁问题的专著。文化变迁的研究一般将文化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经济意识属于精神层面。国内的变迁研究较少，尤其是对于经济意识这样的精神层面的变迁研究，难以看到有关成果。本文选题是一个将文化变迁理论用于分析农民经济意识的尝试，是一个精神层面的变迁研究。
研究农民经济意识变迁，了解农民经济意识的特点，发现其变迁规律，对理解“三农”问题的实质，更有效地指导经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因为，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为一种物质资源的变动关系，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状态。它必然受到现存的、并且不断演变着的、制度化了的文化价值标准的约束。经济人类学告诉我们，对经济的理解，要超越“物的最大化”这一范畴。即人的经济活动并非总是以“物质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这种经济意识特点，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经济的认识。
中国人类学似乎有专门研究“冷门”话题的传统。人类学甚至很少参与“文化热”和“转型”研究这类本学科具有多种理论可用的讨论中，更缺少像样的热点问题的研究。这导致中国人类学学科地位的边缘化，政府不够重视，群众不甚了解。作为人类学一个分支的经济人类学，在国内经济学热，经济学家大受欢迎时，它却仍然鲜为人知。国内出版了两本经济人类学专著，但还缺少以经济人类学理论分析中国问题的案例。本选题是一个用经济人类学理论分析中国实际问题、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探索。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价
（一）经济人类学的农民研究
经济人类学形成于对原始经济的研究，最早的《经济人类学》一书的原名就是《原始人的经济生活》。二战以后，由于殖民地独立和原始部落变迁，人类学家要研究原始部落有较大困难。而农民经济在世界上广泛存在，需要人去研究，同时，农民社会也比较适合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因此，二战后许多人类学家以农民研究为主题，出了一些成果。其中影响较大的著作有索尔·塔克斯的《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1953），认为农村的经济运行与资本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农民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与资本家是相同的，会为多赚一个便士想尽办法。格尔茨的《农业的内卷：印度尼西亚生态变化过程》（1963）一书研究了印尼的水稻种植业，指出水稻生产中过多的劳动投入将导致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但他也认为水稻生产的产出会随劳动投入的增加而无限地增加。该书还提出了一个“分担贫困”的概念，认为人口的增长使农民能分到的资源日益减少，但农民依照传统的文化和实践，分享着他们之中所有的任何资源。这指的是农村人口增长，而土地有限，水稻总产量没有相应增加，但农民没有向其他产业转移，而是继续分享有限的资源，以帮助所有的村民渡过难关。沃尔夫也是关注农民研究的经济人类学家，他的著作主要有《农民》（1966）、《20世纪的农民战争》（1969）、《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们》（1982）。沃尔夫的农民经济研究关注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而不采纳文化决定论或功能论。另一位经济人类学家福斯特从40年代初期开始对墨西哥农村社会尤其是经济问题进行人类学研究。福斯特将农民社区看做一种保证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中生存的适应方式。他用“认知倾向”来解释许多人类行为，认为“每个社会的成员共享一个认知倾向，它事实上是不可言说地，含蓄地对他们生活的游戏规则的表达”。农民有独特的认知倾向，可以描述为“好东西有限印象”。这意味着广泛的农民行为领域以这样一种形式模式化，即农民看待他们的总体环境有一种模式：一个人所有生活中渴求的东西，如土地、财富、健康、友谊和爱、荣誉等，都数量有限，就农民关注的而言，总是供应短缺。不但这些和其他好东西总是短缺，数量有限，而且农民没有别的有效的办法可直接增加可得的数量。由于害怕搅乱平衡，失去自己在地方上的那没有保障的小利益，没有个人想以任何方式突出自己。
国外经济人类学的农民研究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同质论，将农民看做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系统的群体，这一系统使农民与其他人不同，使他们抵制与非农民的联系和经济变迁。第二种方法称为异质论，异质论者看到的是农民之间的个体差别，认为农民的个体成员与其他群体的成员是相似的，当有真正的机会时，他们一般渴望变迁。第三种方法称为分化论，分化论者关注的是更大经济体系对农民的影响，以及在这种影响下农民的分化。分化论者特别关注农民从相对独立的自身生计生产者向必须出卖产品和劳动的乡村居民转变的历史。
国外经济人类学对农民经济的研究，不将眼光局限于经济活动本身，还注重从社区文化传统和影响社区的更大的政治经济体系等方面去解释和分析经济行为。经济行为深深“嵌合”在整个社会复杂的制度结构之中的观点得到国外经济人类学界的广泛认同。这种整体性的对农民经济的研究，是相当有意义的，也非常适合对农民经济的研究。
国外农民研究最有影响者当首推恰亚诺夫。恰亚诺夫研究了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农民，出版了《农民经济理论》和《农民经济组织》两部专著。恰亚诺夫认为，小农的生产不是为了获得最大收益，而是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存延续。小农经济依照每一个农户的家庭人口周期而分化。每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是由人口结构的消费者——劳动者比率决定的。恰亚诺夫的小农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经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农民研究具有重大影响。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传统农民的生产，在生产目的与生产特点上都十分类似恰亚诺夫所研究的小农，同样是以自己的劳动为手段，以维持和追求家庭福利为生产目的。但是，19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生产卷入市场的程度正日益加深。中国农民也表现出追求利益的一面，实现生产目标也不再只是依靠劳动的投入，而越来越多的依靠化肥、农药、良种、新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因此，恰亚诺夫的小农经济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农民经济，尤其是以动态发展的观点来看，这一理论会越来越不适用。
（二）农民理性之争
对农民的经济行为与意识的研究，集中在“农民是否是理性的”这一问题上。这里所说的理性指经济理性。经济学有一个假设：人是理性的，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会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来行动。“理性”一词在这里被与“利益”、“最大化”联系起来。
农民一度被学界认为自私、保守、落后、缺乏理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农民不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只追求维持生活的代价最小化。他举出的例子是，雇用农民做同样的工作，在提高工资时，农民愿意做工的时间反而缩短了，因为工资提高后，农民即使工作的时间较短，也可以获得同样多的收入来维持生活，于是他们选择了用更多时间休息。
前述恰亚诺夫的小农经济理论，认为农民追求的是维持家庭的效用最大化，而不是利益最大化。这也是一种主张农民非理性的观点。荷兰农民经济学家波耶克在对印度尼西亚爪哇农民生产行为的分析中，也提到一种现象，由于该地区农民缺乏求利欲望与积累动机，当生活达到一定水平时，农产品生产供给曲线就会出现向后方转向，即农产品价格上涨反而导致生产萎缩。
以波拉尼、多尔顿为首的经济人类学实在主义学派，认为农民的经济生活嵌入其社会制度之中，他们的经济体系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此不能将理性“经济人”概念、最大化原则用于农民经济分析。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否认农民生产意识的经济理性，主张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农民的经济行为，而不单是从经济活动本身去理解。
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对20世纪初东南亚的小农进行了考察，提出“农民道德经济”的说法。他认为在生存边缘挣扎的东南亚农民的生产奉行“生计第一”和“安全第一”的原则，很少有进行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利益最大化计算的机会，农民寻求避免会导致破产的失败，而不会尝试利益大的但有致命风险的选择。农民有强烈的互惠观，通过公有土地的再分配和期望富裕农民的慷慨来帮助贫穷的农民渡过难关。农民的道德观要求每个人在困难时期都得到生存保障。前述格尔茨对爪哇农民的研究，也得出了农民经济意识非理性的结论。福斯特的“好东西有限印象”更是农民经济意识非理性一个说明。
与农民经济意识非理性的看法相反，部分学者认为农民是理性的，也会为了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索尔·塔克斯的《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该书描述了危地马拉的一个印第安村庄的经济，认为村民的经济行为可与欧美资本家相比，村民在为获得多一个便士而想尽办法。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受塔克斯的影响，在其《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了“理性小农”概念。舒尔茨引述了塔克斯的《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和W·戴维·霍珀的《中印度北部农村的经济组织》的例子，说明农民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舒尔茨认为传统农民对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是“贫穷而有效率的”，农民追求最大利润，对于价格反应灵活，其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舒尔茨的观点得到许多人的响应，波普金进一步认为小农是一个在权衡了长短期利益及风险之后，为追求最大生产利益而做出合理选择的人，是“理性的小农”。
（三）有关中国农民经济意识的研究
对于中国农民经济意识的研究，在古代主要反映在封建士大夫的农业政策主张上，这些主张是士大夫对经济的认识，可以视为当时的农民经济意识的一种反映。如战国时魏国的李悝，就推行“尽地力之教”政策，实质上是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商鞅首次将农称为“本”，并且指出“农则易勤，勤则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农民的意识中有“勤”的生产观念。《管子》提出，“好本事，务地利”；“明王之务，在于强本，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本事之治，食功而省利”。这再次说明农本地位的加强，以及农民生产中实用主义的浮现。这些观点注意到了实践对意识的决定作用。从“农”的生产实践特点中，可以产生出相应意识。这一点是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当然，古代官员并没有专门研究农民的经济意识，而只是从自己的政策主张需要出发，偶尔提到一些农民经济意识的特点。
即使是在当代，对中国农民经济意识的研究也很少。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受格尔茨的启发，将“内卷”或称“过密化”理论用于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史研究，认为舒尔茨的“理性小农”说与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说都不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黄氏从经验资料出发，在其《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68—1988年》一书中提出，江南农村出现了“过密型增长”，就是在劳动生产率下降情况下的经济增长。他认为农民在水稻生产的劳动投入在达到劳动边际报酬下降之时，即不再继续投入劳动，而转向其他生产活动（尽管这些生产活动的劳动边际报酬率通常低于水稻生产）。黄宗智还强调“过密化”可以引起农民生产的商品化。黄宗智的观点实际上承认了农民的生产理性，并认为农民生产可朝商品化的方向发展。黄宗智认为，必须在一个由自然环境、人口和社会政治制度组成的连锁体系中，寻求地区农业发展不充分的根源。孤立这些因素的任何一面，就是忽略了生态系统整体中的互相依存关系。这说明黄的研究注意到了宏观体系的分析，并注意到生态系统，这与经济人类学有相通之处，但忽视了对中国农民的文化系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