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们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一小股军队曾经经过这里，但没有给这里的人造成什么侵害。只是日军到达相邻的亮山村时，为了抓兵抓夫，以发放钱粮为诱饵，召集村民集会。当有村民发现日军摆放在会场边上的机枪时，大呼受骗，造成混乱，村民们在逃窜中因慌乱而相互踩踏，致使几十个农民丧生，这在当地被称为“亮山事件”。但是在书上对这一事件却是这样记载的：“1938年7月21日，广西省政府听了县长杨松涛的话，说抗战团是汉奸组织，派南宁区民团指挥部副指挥官黄建元率兵到大化流水乡亮山村屠杀抗战军民400多人。史称‘亮山惨案’。”人们的说法和书上的记载不同，但都反映了一点，那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当地农民群众坚决抗日，并为此付出血腥的代价。
在1978年以前，这里交通极为落后，仅有的一条公路，也是严重破损的砂石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却泥泞不堪，因此，村与村之间的交往也较为稀少。这里的生产一直也很落后，8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都说，在1990年以前，他们的生活一直都相当贫困，有的家庭直到1990年还无力购买熟盐，只能食用生盐，当时谁家能一日三餐都吃饱就算是家境很不错了。由于交通不便，与外界缺乏来往，这里的村民，尤其是40岁以上的村民，思想观念还相当保守。这体现在对政府扶贫计划和措施的抵触，不愿接受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以及对年青一代在试验新型农业生产方法上的反对，致使政府的多次扶贫措施在这里无法取得预想的效果。
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先进的思想和观念不断传入这个偏僻的山村，人们与外界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尤其在20324省道建成后，交通就显得更加便利。加上70年代出生的人不断外出到广东、海南等地打工，眼界大为开阔，他们认识到了交通对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重要性。这些年轻人逐渐掌握家庭经济命脉之后，为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他们便说服老人，从封闭落后、交通极为不便的内仰屯迁到交通便利的20324省道边上安家立户。这样，从1988年起，有2户人家率先从山里迁居到公路边上。后来，其他村民在慢慢意识到靠近公路的益处后，也纷纷从山里迁出来。直到2000年这六个生产队的农民才全部迁移到公路边盖房安家。如上所述，由于他们迁出后所居住的地方一直以来被称为“定皇”，因此，人们也不约而同地将屯名改为“定皇屯”。由于内仰屯农民的迁移是自发的，并不是政府统一规划或统一安排的。因此，“定皇屯”这一名称虽然村民耳熟能详，但未经有关政府部门审批，所以这个地名还未得到国家承认，在当地派出所还没有这一名称的记载，然而这并不妨碍当地及附近的人们约定俗成地使用这一名称。
因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扶贫政策的支持，加上全国经济大环境的快速发展，定皇屯的人们在慢慢接受现代生产方式，年轻人不断到发达地区打工的努力中慢慢地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如今，该屯的人们在生活水平上已有了很大提高。据流水村村长介绍，现在定皇屯的十多户有电话，80%的家庭有了摩托车，有些农户还有两到三辆摩托车；90%的家庭有了彩电，有两户还有电脑。村长说，人们的生活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改善，是由于大多数年轻人到广东打工挣回了钱，劳务输出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同时，农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农民生活不断改善的重要原因。
据村长介绍，现在定皇屯所在的流水村的教育还有待发展。整个流水村的人口共计5100人，而全村只有一所小学；全村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80人，有大学文化的仅有7人，而且这7人现都在大城市工作。按照现代化的观点来说，定皇屯村民有480人是文盲，占全屯人数的95%（这里所说的文盲，是指不识字或只有小学文化的人）。由于村民的文化素质不高、思想观念落后，加上长期以来形成的不重视教育的习惯，现在许多家庭对子女的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甚至有的家庭根本就不支持子女上学，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文化教育对子女将来发展的重要性。在他们的观念里，上学要花一大笔钱，还不如让儿女尽早参加劳动，多为家里创造点收入。即使有的父母送孩子上学，也很少关心孩子的学习情况，有的父母连孩子读几年级都不知道。村长不无担心地说，现在本村经济要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太低，而且教育发展的后劲严重不足。
（第二部）分家族超度亡灵仪式
在当地人看来，亲人死后，活着的人一定要给他（她）的亡灵进行超度。让道公和师公通过超度仪式洗去亡灵生前所有的罪恶和缺点。使亡灵成为一个没有污点的，纯洁的灵魂，从而才能顺利地进入天堂——死者的极乐世界，才能成为祖先。当问及每个死去的人在生前是否都犯下罪恶的行为，当地人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说的所谓罪恶，并不仅仅指生前做过偷、抢、杀人等等这些受到法律制裁的罪行，而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说过谎话、杀过生（杀鸡、鸭、猪等），或者小时候去偷邻居家的水果、骂过人、不孝顺父母等等这些小事。在道公看来这些“小事”都是罪恶，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每个尘世中的人都有罪，死后一定要超度，否则就上不了天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传统文化理念已深深地嵌入当地壮族人的心中，因此，给死去的亲人超度亡灵对他们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以下是采访当地一位道公时，他对当地的道事活动有自己的一番看法：
我们这里盛行的道事活动，其经文依据可追溯到很久以前。它是道教文化和佛教经文相结合的产物。道教的核心是如何追求人长生不老，因此也有各种各样的炼丹术。佛教的核心是教诲人如何在世时多从善积德，死后能升天。
道教追求的长生不老经历史证明是不可能的。但它认为，人的长生不死应该是指灵魂的长生，而不是躯体。道事认为，人的长生不老是灵魂的长生，人的躯体死亡腐烂了，并不影响灵魂的存在，人的躯体腐烂后，灵魂的存在可以通过画像、纪念堂、设灵位等方式表现出来。人的躯体在死亡的处理，以经过水、火处理为净，因此，在道事活动中，水和火是必须的。
在佛教传入以后，经过与道教的结合，人们逐渐形成了“在世多行善，死后经超度，人的灵魂就可以长存”的意念。因此说，现在这些道事活动，其经文根源并不只源于某一种宗教，它本身也不是一种宗教。
以前治丧道事活动比较简单，主要是为追悼死者，表达哀痛之情和孝顺之心。但由于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道公个人修养偏低，许多道事活动变了样，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浪费，道公索要的东西和钱财太多。加上人们相互攀比的思想，道事变样的趋势越来越严重。
道经被用于治丧或追悼亡者，始于氏族纠纷、家族纠纷，虽然春秋战国以后许多地方都建立了国家，但是，在落后的地方还是大量存在氏族矛盾和家族矛盾的。族长、家长就是一个族的绝对代表，是这个族得以存在的重要精神支柱和权利支柱。一旦族长亡故，对这个族的影响非常大，有时可能直接导致一个族的毁灭。因此，我们的祖先一直流传这样一句话：“父逝坝崩”。族长、家长亡故了，就犹如一个水库的围堰跨崩一样，全完了。所以，在这种氏族或家族里，为了表达对亡故首领的哀悼和难舍难分，追悼或治丧活动逐渐被引入这些活动中，从而形成了现在道事活动的雏形。道事活动的产生都是为适应人们的心理要求而产生的。
由于历来这样的道事活动只在贫穷的地方流传，而一般没有文化或文化较低的人继承，进入道事行列，因此也造成一些经文流传的失误或缺少。现在有些道公甚至连“道”的概念、道经的根源都说不清楚。实际上，从道的人一般都需要一些文化。因为他们在任何道文中都要写，记录道经都要写，诵经也需要识字。而文化稍高的人又不愿做这些事情，因此，长期形成了这一行的内行人文化素质偏低的现象而无法改变。现在的道事活动略显重复、烦琐、时间拉得过长，是没有必要的，这也跟道公的文化水平低有关。
道经认为，人的灵魂虽然是可以永生的，但也有清、浊之分。清，是人们公认的对别人有利的、和善的、积德行孝的人的灵魂，是受后人景仰的。浊，与清相反，是为后人所鄙夷的灵魂，不断地忏悔罪行，就是这个意思。
道经最崇拜的是三种神：即天神、地神、水神。通了这三神，就通了宇宙、通了一切。三类神中，每类神里又分有不同的神灵，具体的神灵的名称在现在每个道公的家中的神龛中都能找到。天、地、水被称为三官佬，而每段经文中的“三献”，其实就是献天、献地、献水。
广西的道会在太平天国以前非常盛行，因为太平天国的组织是利用道会，所以太平天国失败后，广西的道会组织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也被清朝政府取消，但毕竟这些经文和活动在民间流传多年，根深蒂固，后来还是又慢慢复活起来了。在整个广西的道会、道经基本是一样的，步骤一样，由于修身不同，功夫会有所不同。但各地的道公在唱经时都用本地话唱，听起来会有所不同。
在大化本地，道会分为三派：土道、安定道、玄沙道。我们本地现在用的都是土道。土道、安定道的道公一般文化很低，创造力不强；而玄沙道文化较高，而且他们用桂柳话唱，较能写，能编。玄沙道的“玄”代表道教，“沙”代表佛教。
每场治丧的道事活动，一般要8至12人，每人管一个程序，另有一人专管烧香、专门供应材料，两个吹唢呐的歌手，加上师公一般是22人至24人为好。修行较深的道公对人们的生活的帮助是相当大的，比如择日、取名、动土、搬迁、治丧和预测等等方面，道公都能帮助很好地把握。现在有的人说这是迷信，要取缔。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道公在择吉日上就非常重要，比如选择动土的日子，如果选不对，道公可以断定房子在建设过程中是否会倒塌，而且这种预测基本上是百分之百准确的。像这些东西有的人说是迷信，但又没有科学的解释，就想取缔，这是荒唐的。
我曾经很想把广西的各种道经整理汇编起来以便流传，但需要很大的人力、财力，无法完成，加上原来整理好的大化这一带的道经，被扫除六害活动时没收完了，只好罢手了。道公的一番话道出了超度亡灵在当地的流行以及这种活动的演变。与其他地方或民族不同的是，定皇屯的超度仪式常常是把一个家族中的所有死去而未超度过的族人的灵魂放在一起超度，可称之为家族超度，本文将以该屯一个韦氏家族的超度仪式为例来陈述家族超度的过程。该家族要给7个已去世的族人灵魂进行超度。而这七个亡灵中有五男二女，他们去世的时间也不一样，最早的一个是1943年去世，最晚的一个是2002年去世，他们去世的年龄也老少不一，最老的一个是82岁去世，最年轻的一个仅有27岁就去世了，而且还留下一个当时不到一岁的孤儿。他们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死者姓名性别去世时间阳寿生前职务死因在家族中的身份韦世祥男194336务农与人争土地受毒箭射伤而死按名字的排班来说，“瑞”字班是“世”字班的儿辈，“汉”字班是“瑞”字班的儿辈。
韦世高和姆林是夫妻，韦瑞仁是他们的儿子。韦汉清是姆旺的长孙，“世”字班中，世祥是大哥，世高排行第三，世福排行第五，老二、老四已去世多年，已得到超度。
古时，壮族女性没有名字，只在生了孩子以后，人们才叫她“姆×”，这是壮话的音译，意思是“××的母亲”。韦世高男199082务农老迈病故姆林女198877务农老迈病故姆旺女198776务农老迈病故韦世福男199858务农，生前曾是党员脑血栓韦瑞仁男200258工人，年轻时当兵肝肿大韦汉清男1995827务农心脏病。当然，给这七个亡灵进行超度的主角是道公和师公，但他们各司其职，道公主要是通过念他们的经文来忏悔为亡灵超度，师公则既唱唱本，也时歌时舞。在做道场中，“道公设坛装挂佛像，凭佛诵经，忏悔超度亡灵，均按一定的仪式喃喃有声。师公则多颂唱长篇唱本，其中重点是《二十四孝书》，时歌时舞。有的扮演死者，有的扮演子女，按一定的道德标准演死者生平事迹，动作常杂诙谐滑稽，使凄凉中也有几分热闹。”但在实际操作中，道公占主导地位。家属们在道公和师公的指导下进行相应的活动，帮助道公、师公完成超度。家属的每一个举动都是听从道公、师公的指挥的。
在正式举行超度活动的前一天，死者的家属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该家族的人们把他们家门前的一块空地打扫干净，用树木、竹席、布料、塑料纸等搭起帐篷，作为道公和师公的活动场所。一共有三个帐篷，中间一个是灵堂，村民在这里摆放几张桌子，在桌子上并排放置七个灵牌和七个亡灵的遗像。并在灵牌前各放有一碗米饭，一双筷子，酒、糖果等供品。在桌子的后上方挂几条稍长的格子布，象征田塘，是五谷丰登之意。如此一来，这些帐篷就把该灵堂一分为二，在桌子的另一面地上整齐地摆放着七副用白纸做成的棺材，分属七位死者，其中四副棺材上各贴有一张长条的绿色纸，代表死者在临终前已经有60岁或者60岁以上；另外三副贴红色的纸条，代表死者没到60岁已经去世。所以说，绿色或红色成了区分死者年龄的象征。这个灵堂两头的帐篷分别是道公和师公挂神像，摆放道具、法器兼他们休息的地方，可称之为“文案”。另外，在丧场的附近，人们在地上插上了7棵“摇钱树”（即“钱旛”）和5座“宝塔”，它们都是用纸做的，7棵摇钱树分别给7个亡灵，5座宝塔分别给5个男性亡灵。
第二天，也就是开始举行超度亡灵仪式的这一天（仪式为期三天三夜），孝子孝孙们一大早就已经戴孝了。男女有别，男的头戴白帽子，腰间扎一条白布，而死者的亲生儿子必须在扎好的白布条余下的两截（背部）打结，右边打一个结，左边打两个结。若死者没有儿子的，其兄弟可代之。其余亲属不用打结。女的除了在腰间扎白布条外，在头部也扎一条稍短的白布，以取代白帽子。其他非直系亲属只须在左手臂上方系一条白布即可。但这还不算是正式穿上了孝服，那要等到当天下午才穿，这是道公们的吩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