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1986年，县政府开始派人员到新合村试点种植果树，至1991年开始在新合村搞8个共300多亩的果场，瑶山上的村民也是在当年学会了水果种植。自从1998年修通了机耕路后，水果的销路有所好转，逐渐刺激了村民种植水果的热情。斋公坪真正的水果种植高潮是在1997、1998年，这两年村民们开始加大对水果种植的投入，逐步更换或增加水果品种。利用地理优势种植水果，成为瑶山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种方式，没有实现对各种能量间的相互转化以及能源的循环利用，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生态农业。
2002年，政府承诺给每户500元的现金支持，斋公坪屯开始大规模修建和使用沼气池，当年全村就有14户农户建起了16个7~9立方米的沼气池，标志着斋公坪屯才进入了生态农业阶段。由于斋公坪地处边远山区，建筑材料运输困难，建池费用比平原地区高几倍，为了节省费用，村民们集资雇佣了一台碎石机，就地取山上的石头做材料，减少了开支，即便如此，在斋公坪建一座沼气池还需1600元，比平原地区800~1000元高出近一半。虽然，建设沼气池的成本较高，但使用沼气池后，给斋公坪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使单一的能源来源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村民们减少了对山上树木的依赖，实现了人、生物与环境之间能量转换的自我循环系统，明显提高了村民们的经济效益。
（二）村民的实际操作
沼气池的工作原理是：将人、畜粪便放入完全封闭的池体中，随着细菌的分解，沼气的不断产生，沼气压力相应提高。这个不断增高的气压，迫使沼气池内的一部分料液进到与池体相通的水压间内，使得水压间内的液面升高。这样水压间的液面跟沼气池体内的液面就产生了一个水位差，这个水位差就叫做“水压”（也就是放在屋内的U形管沼气压力表，村民可以通过显示的数值了解气体压力的多少）。用气时，沼气开关打开，沼气在水压下排出；当沼气减少时，水压间的料液又返回池体内，使得水位差逐渐下降，导致沼气压力也随之相应降低。
沼气池通常都建在距离厕所和猪圈不远的地方，以方便原料的收集。从外部看，一座沼气池由一个主池、一个进料口和两个副池组成。主池是进行原料分解、转化和产生气体的地方，池底成锅底形状，是整个沼气池的重要部分。两个副池分别是水箱和渣池。修建沼气池时，特别应当注意的是进料口、水箱和渣池的位置，这三个口的位置高度一定要一致才能保证沼气不外漏。当沼气池拱顶砌好将要封盖时，在拱顶正中央插入直径为9~10毫米的铜导气管。
斋公坪修建沼气池比西岭乡的其他地方晚，借鉴了各地修建沼气池的经验，因此，斋公坪的沼气池比其他地方的效率更高。斋公坪的沼气池是用碎石和水泥建造的，较使用其他材料建造的沼气池更坚固耐用。斋公坪修建沼气池时，不断改进原有沼气池存在的缺陷，使用新技术，增加了搅拌装置——翻渣管。没有搅拌装置的沼气池，池内浮渣容易结壳，发酵原料的利用率不高，如今安装上了翻渣管，不但大大提高了沼气池内发酵原料的利用率，还方便了清除沼气池里的沼渣。
斋公坪建好一座沼气池可使用10年以上，不需再花大的资金投入，只需不断加入产气的原料。为了确保沼气生成的效率，每三四年需彻底清理一次池内的沼渣。一般放进新料半个月后就可以生成沼气，气体产生后就可以排出沼液，用来浇果树。在实践中，村民们发现，除了人、畜粪便，稻秸秆、柿子皮也是产气的好原料。据东家介绍，柿子皮虽然产气效率高，一些村民都在用，但柿子皮形成的沼渣较难清理，所以他不愿放柿子皮入沼气池。
（三）村民的感受
东家的堂兄今年60岁，曾经担任过生产队长，比较了解全村里各方面的情况。盘大伯家里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媳和一个孙子，五口人，种了6亩柿子，3亩橙子，养有2头猪。今年柿子和橙子树开始挂果，收入有望得到极大提高。据他说，斋公坪村民以前生活非常艰苦，因为生产水平低，种的粮食从来都不够吃，挨饿是常有的事。直到种了水果，用上沼气后，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沼气的使用使村民们从每天上山砍柴的劳动中解脱出来；沼气的使用，净化了环境，村里的卫生状况得到显著地改善；沼气是一种干净、方便，且容易取得的能源，每天早上村民们不需要再花长时间生火，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也增强；沼气池产生的沼液、沼渣是种植作物的天然肥料和防虫剂。自2002年推广使用沼气以来，村民们收入增长速度是以往几十年前所未有的，给斋公坪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变化。
斋公坪现任的副社长家有7口人，父母、奶奶、妻子还有两个上小学的女儿，是全斋公坪最早种植水果，且水果面积最大的农户，种有柚子、碰柑、柿子，其中柚子最多，养有两头猪和一匹马，修了两个沼气池。副社长介绍说，自己种植水果七八年了，使不使用沼气有很大区别，沼液和沼渣能给水果种植带来效益，沼液喷洒在果树的叶子上，能有效地防止一些小害虫的侵蚀，沼渣是很好的有机肥，有了这两种沼气池废料，可以节省不少化肥和农药的开支。
三、斋公坪村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一）市场经济以前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以前，斋公坪村民使用的是瑶族传统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直至80年代，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这种生产方式逐渐减少。据村民们的回忆，在80年代以前，斋公坪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随意砍伐森林，他们在利用森林资源的同时，也保护着山里的生态平衡。瑶民根据长期以来在山里生活的经验，每个自然村都规划有自己的水源保护林区，村民是不能在这片林地里砍伐树木的，在耕作时遇到直径在10厘米以上的树木，村民也都不会砍伐。村里还有规定，在村里、农户家以及盘古庙附近，不允许砍伐树木。正因为如此，在当地的盘古庙至今仍可看到参天的古树。据村民们分析，当年人们不随意砍伐树木，因为80年代以前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不允许私自买卖木材，而且当时交通不便，砍下来的木头无法运出山，不能直接转化为经济利益，所以没有人砍树。此外，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瑶民传统宗教信仰的影响力。瑶族信奉道教，崇拜多神，除了敬奉日、月、水、火、风、雷等神外，还敬奉树神、山神等。在信仰的影响下，瑶民们对树林有着崇敬的心理，砍树就相当于冒犯了神灵。在某种角度上看，既有封建迷信习俗的影响，又有特定环境及文化的作用，维护了瑶族千百年来人与自然交换的平衡。虽然传统的生产方式没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物质生活水平较低，但瑶族人民悠久的历史，充分见证了瑶族人民与大自然和睦共处的关系。
（二）20世纪80年代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由于林业生产的周期性长，往往一次群众运动就会影响一二十年的林业生产。据资料显示，在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时期，整个恭城县的森林资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光在白燕大队大明源口一带砍伐的森林面积就达2475亩，当时因拉运不及时，砍伐的近万立方米枕木半数腐朽在山上或者被当柴烧掉。在这个时期，因为交通不便，以及瑶山上的消息闭塞等原因，斋公坪的森林资源没有遭到大的破坏，但在1976年修建恭城县最大的水库——峻山水库时，斋公坪的森林却未能幸免。据斋公坪村民回忆，当时还是由生产队安排工作，大家为了挣工分，养家糊口，劳动积极性高涨，每天要砍掉几百棵树，而且用料极度浪费，只用树木顶上的一小节，剩余的就荒废在山地里。此外，在这次修建水库工程中，斋公坪屯全体村民都参加了，为全县水利建设贡献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8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后，为了增加收入，上山砍伐树木成了村民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对森林的破坏更进一步加剧，但随之而来各种灾害给村民造成的损失以及由此增加的开支，远比砍伐树木带来的经济效益大得多。首先是水源枯竭，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用水。据资料报道：一亩林地比一亩无林地至少能多含蓄20立方米的水。斋公坪村民们一般只种一季稻子，也是因为土壤含水量低，花费劳动太多，产量不高，不合算。其次是洪水易暴涨，水土流失严重，灾害频繁。据乐湾水文站记载，70年代洪水间隔期比50年代短，而且次数多；50年代洪水的输沙率为12.28%，输沙量为38.72万吨，70年代洪水的输沙率增加到了27.2%，输沙量增加到了853万吨。乐湾是恭城镇的一个行政村，处于平原地区的澄江旁，水里的沙子都是从山上顺着雨水冲刷下来的，都是由于天然植被遭受严重破坏，引起水土流失所至。由于洪水泛滥，给村民们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因为环境遭到破坏，山上不再适合具有药用及食用价值的野生植物生长，村民们失去了一项传统的经济来源。在这段时期里，瑶族与自然环境和睦相处的关系失衡，大自然丧失了自我修复的能力，人们也不得不为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
（三）生态农业时期人与环境的关系
政府意识到乱砍滥伐的严重危害后，采取了各种措施缓解山区村民生存与森林资源之间的矛盾。2002年起，在政府的资助下，斋公坪村民们使用上沼气，使原本人与自然和睦的关系真正得到了修复，给森林带来了喘息的机会。如今，村民们明显减少了进山砍柴的时间和数量，更多的时间关注水果种植和家禽的养殖，同时在退耕还林政策的鼓励下，大面积种植了杉树与果树，把毫无节制地向森林索取资源的方式，改变为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生产与开发，人类生存发展与森林保护之间的矛盾，通过使用沼气得到缓解，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山林，不再只追求眼前利益，更多的开始考虑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将目光放得更长远。同时，人们开始意识到人对森林的依赖，通过自发组织民间传统农耕仪式，来传承祖先对山和山上一切生物的情感。这段时期的人与自然环境之间，不再是简单的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通过新生产技术的应用，生态农业的实施，人们重新发觉自身文化中对环境的崇拜与敬仰，增加了对森林、大山的感情。
（第五部分）传统农耕方式、传统
文化与社会变迁一、传统农耕方式——刀耕火种
（一）刀耕火种生产方式
刀耕火种是一种森林农业形态，最早的文字记载见《华阳国志·南中志》，隋、唐、宋、元时期的记载很少，明、清时期才多起来。道光《他狼厅志》言：“瑶人，自粤迁来，居无定处，每至深山开垦耕种，俟田稍熟，又迁别所开垦如前，不惮劳瘁。”《马关县志》卷二亦载：“瑶性野而多怯，不轻入城市。刀耕火种，故足迹所至，林箐难存，筹伐尽则他徙。”刀耕火种最典型的特征是轮歇，所谓轮歇就是轮换抛荒和耕种。据尹绍亭在云南的资料统计显示，如果实行耕作3年、抛荒15年的方式，一个村寨每个人需要24亩地才可使生产正常运转；如果实行耕作5年、抛荒20年的方式，每个人需要20亩地才可保证生产正常运转。可见，瑶民要维持生产与生活，对生存环境的依赖性很高，不但土地要肥沃，还要有足够轮歇的面积。瑶族同胞自古以来都习惯居住深山，交通不便，山势陡峭，自然条件恶劣，千百年的瑶族历史，证明了刀耕火种方式是他们适应深山生存环境的选择。日本学者竹村卓二先生认为刀耕火种的生态系统，不但与局部地区的环境有关、与其内部的组织、技术、人口动态有关，还与外部社会有关。
生态学对游耕的界定为以下的特征：用烧畲技术清理林地；种植作物只用掘棒和锄，用耕；除烧畲清理时堆积的草木灰外，不施肥料；不用动物牵引或动物机器，完全靠人力；不用灌溉；土地游移频繁，并且在一个平衡系统中，土地是循环的；土地只短期连续耕种，通常不超过2~3年，然后抛荒相当长时间，通常为10~15年。50—70年代的生物学家调查发现，进行过刀耕火种的土地害虫和病疫增加，杂草增长，土壤条件恶化，表土受到侵蚀，土壤的营养状况恶化，土壤的动植物群数目与结构改变，因此认为刀耕火种会对自然界产生有害影响，而且这种方式难以自我维持。
（二）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
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Steward）是新进化论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最早提出试图从生态学、生态系统的角度来阐述文化系统与自然环境之间密切关系，创立文化生态学研究方法的学者。他认为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由社会文化与环境相互影响而引起的，这种特殊的适应过程主要指满足人们基本生存的自然资源与人的生计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斯图尔德的“文化核心”是由社会经济部分——与生计活动和经济安排最密切相关的社会特征构成的，故其文化生态学方法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环境与开发或生产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行为”模式与开发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行为”模式与文化其他部分影响的程度。他主张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类似是由生计技术与环境的适应关系决定的。
很遗憾，在整个人类学学科中，人们总是把经济人类学与生态人类学完全分离，其实这二者在研究中有着交融的领域。无论对“经济”范畴的理解有何不同，生产要素是经济活动的对象，因而生产要素中重要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是经济人类学要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人类社会基础性要素的经济，实质上是已被制度化了的、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经济状况取决于社会如何运用它的技术来开发自然，也取决于自然本身的条件，因此，一系列相互作用的有机体种类和自然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如温度、雨量、土壤结构等问题，成为经济人类学生态分析的范围。人与自然的问题超越了生产活动，仅从生存的物质角度来理解生态系统的概念，是有局限性的，还应考虑到感情、规范、承传等精神环境的因素。生态系统并不仅仅是实际的自然环境，还涉及生态精神系统，当人们遇到不可确定的事情时，就会求助于超自然的祈祷、占卜和仪式。生态分析的取向强调，由于自然环境在不同地区造成的不同问题，导致了不同民族之间共同体经济结构的差异，同时，经济社会组织也决定着自然问题的解决方式。一个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一个各种活动相互依存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