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福东指导老师：张有隽教授
（第一部分）绪论
一、选题原因
20世纪末期，笔者曾经在广西南宁市旅游行业工作过几年，主要是从事旅行社业务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南宁市旅游业独特行业特点，因此笔者经常有机会带团到国内一些地方去旅游。
众所周知，20世纪末期，正是我国旅游产业发展呈现“爆炸”式增长时期，著名的全国旅游假日“黄金周”就是在那个时期应运而生的，直到今天，旅游假日“黄金周”还是在深深影响着国人的生活。不过可能出于自己的审美情趣，我却对那个时期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大批涌现的少数民族旅游产生了浓厚兴趣，其实不单单是我，我发现自己接触到的不少全国各地的游客们，他们很多人和我一样，都对那些异民族、异文化的旅游十分感兴趣。直到现在，我学习人类学以后，我才知道我们这种兴趣爱好在旅游人类学里常常被称为“通过仪式”或“过渡仪式”。
遗憾的是，随着“通过仪式”的反复，“审美疲劳”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那时我就感觉到，我去那么多地方、看那么多个少数民族文化展示，怎么雷同的有那么多，有的甚至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难道各个少数民族“原汁原味”的文化无一例外都是终日那么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过日子吗？都是那么载歌载舞、热情好客的娱乐客人吗？在接下来与各地旅游同行们的交流中，却得到不同回答。由于大家都是圈内人，所以他们大都直截了当告诉我：这些不少所谓“原生态”少数民族文化展示，不能说是全部、但至少有相当部分是不真实的，很多都是专门编排出来娱乐客人的，主要就是为让客人高兴，至于原来意思是不是真的，那就没有人去关心了。
后来，随着我对人类学学习的逐步深入，我开始对这个一直萦绕在脑海中的问题有了某些人类学式的解读。我把这个想法向我的导师张有隽教授说了以后，他认为我有从事旅游行业的实际工作经验，对这方面情况比较熟悉，应该可以试一试；同时，他也就如何开展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并为我准备了有关研究书籍，这使我一开始就能从一个比较高的人类学理论层次、一个更开阔的田野工作视野、一个比较全面的思考角度去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在人类学眼中，就是旅游表述与真实性问题。在旅游中表述与真实性，一直以来在旅游学和人类学中都是一个重要问题。从目前研究情况看，国外旅游人类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与中国这个最大新兴旅游国家的旅游发展相结合；国内则由于旅游行业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很多问题还未充分显现，一些矛盾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所以有关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因此对于我个人而言，如果我能从人类学特别是旅游人类学有关理论出发，结合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应该有更多拓展和深入的空间。
二、学术史回顾
人类学指出：旅游行为本身，无论其产生基础、产生过程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等，它都首先表现为是一种文化的实践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产物。旅游人类学家丹尼逊·纳什指出：“人类学用‘文化’一词来说明人类群体或社会的一切行为。如旅游活动之类的行为，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也不是相互之间毫无联系，而是包含了多少已经合为一体的许多体系。”旅游人类学更进一步指出：旅游，首先是人类的行为，是在人类社会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事物，如果追溯其产生和发展过程，可以说它有着十分悠久而漫长的历史。但是，它又绝对不是与人类社会与生俱来、同时产生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虽然在旅游的有关研究中，这个发展阶段通常都以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为其内在评价标准，但在人类学范式里，它更愿意把旅游活动看成是人类社会不同的文化接触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文化变迁。
（一）人类学与旅游
19世纪，现代意义上的旅游行为首先开始在西方出现。西方产业革命的结果使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发展，同时它也促进人口的大量流动，促进城市化兴起和工业化扩展。在这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中，一大批新兴资产阶级开始涌现，他们拥有了旅游行为所必需的时间和金钱，在此基础上，旅游活动由原来旧时少数皇宫贵族、大地主阶级、大资本家等特权阶级的享乐行为，发展为社会消费的一种特定需要。旅游人类学家丹尼逊·纳什指出：“尽管在一些特别地方有不同看法，但旅游人类学都把游客产生看做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在做比较研究和探索旅游起源时，大量前工业化社会现象将被排除在外。”
“目前国外普遍认可的、最早见之于记载的旅游研究文献，是1899年意大利政府统计局博迪奥（Bodio）发表在杂志上的《外国人在意大利的移动及其花费的金钱》一文，这种旅游现象数学统计方面的研究，反映了早期对旅游现象的认识目的在于取得经济利益需要。更加具有代表性的是1927年，意大利罗马大学讲师马里奥帝（Mariotti）出版了以《旅游经济讲义》为书名的旅游专著，首次从经济学角度对旅游现象作了系统剖析和论证，他从旅游活动的形态、结构和活动影响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旅游活动是属于经济性质的一种社会现象。”二战后，一些重要社会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后来的环境学和生态学等学科的学者才逐渐参与旅游领域研究，这种新的综合研究发展，动摇了早期经济利益追求在旅游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根本改变旅游研究以经济学为主的研究方向，出现了旅游研究跨学科综合发展新趋势。
在当前旅游研究领域，大多数学者们并不太注重各种学科边界。旅游人类学研究权威史密斯（ValeneSmith1980）、莱特（JamesLett1989）等人认为，在旅游领域研究，人类学与其他学科区别在于：“它是否采用全局性、跨文化比较的观点（方法）。他们以此标准来衡量某一研究是否属于人类学性质。”这些学者从人类学强调的整体观出发，认为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之间，彼此紧密相关，都负载着人类文化共同因素，拥有特定存在价值。人类学之所以遵循跨文化比较原则，是为帮助人们超越自身文化的“中心主义”，借助于理解文化的异同，认识到不同文化鲜明个性正是构成丰富多彩人类社会的必要条件。
人类学参与旅游现象研究为时较晚，最先是从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开始的。“1963年，人类学学者努尼斯（Nunez）发表了一篇论文，论述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西方旅游人类学一般将其当作人类学学者加入旅游研究的标志。”早期人类学学者对于旅游发展的调查，往往更加关注的是旅游发展给那些不发达国家、地区、族群等带来的影响的某些方面。“早期研究常常是描述性（理论研究相当少），并倾向于考虑旅游对目的地社会到底是益是害这一简单化价值判断，比如论证‘发掘一个地区的旅游潜能虽然能增加其社会福利，但是却不能给当地民众带来真正福音等’。”他们之所以有这种否定态度，主要是由于当时许多人类学家对于西方社会制度中权力机构的不信任，特别是对那些在旅游目的地带有帝国主义性质行为的憎恶，认为双方很容易形成统治和从属的关系。随着现代旅游规模前所未有的扩大，人类学对旅游行为研究着眼点，渐渐从揭露事实真相转变为对旅游负面影响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评论上，而由于旅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涉及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和环境生态影响方面的问题，所以人类学研究也相应集中到这个领域，同时，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主要突破也集中在这里。
人类学指出，现代旅游行为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充满矛盾和各种利益冲突。如接待地文化商品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衰退问题、“伪民俗文化”的泛滥；在一些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大量来自发达国家游客带来的不同文化冲击，使当地传统伦理观念、社会和家庭的传统凝聚力减弱；卖淫、犯罪、赌博、吸毒等现象泛滥，环境和生态遭到破坏，动摇着接待地社会的整个基础等等。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旅游事业是祸是福，议论莫衷一是。“如哈莱尔·邦德（HarrellBond1978）在《面向外部世界的一扇窗户：冈比亚的旅游和发展》一文中，对由外界刺激和外来导向引发的发展提出疑问。卢基西斯（Loukissas1978）在《旅游和环境的冲突：以希腊马可纳斯岛为例》中指出，旅游使该地区环境急剧恶化。皮·桑亚（PiSunyer1977）研究了布拉瓦海岸地区的大众旅游，认为它强化了陈规陋习。努尼斯（1977）对外来因素导致旅游目的地文化发生“可口快乐化”现象感到很失望。最有代表性的反对观点是格林伍德（Greenwood1977）在《切开零售的文化》中提出的，他认为旅游使巴斯克地区阿拉德节日仪式商品化，这一节日仪式深受当地人们喜爱，凝聚了许多当地传统文化，人们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市场机制中的一个元素是他无法忍受的。”
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成果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这就是1977年史密斯主编的《主人与客人：旅游人类学》。人类学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领域内的研究开始取得突破性发展，提出“旅游人类学”的概念，虽然这个概念在以前和后来都有人提到，但是首先以一本论文集形式出版，包括15篇文献，分别讨论旅游人类学理论架构问题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行为案例，以反映可能成为旅游学科中第一个学科分支的构想和框架的，就是该书。该书也被国际旅游学术界的《旅游研究年刊》称为旅游人类学的里程碑。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旅游人类学学者们觉得，如果总是以单一思维方式进行的简单价值判断已经远不能适应复杂社会情况，以较为客观态度思考问题的人越来越多。旅游人类学研究权威加法尔·加法里（JafarJafari）指出，在旅游人类学研究中，“以科学为基础的台阶”正在形成。“其实，也有一些早期研究者对发展旅游持客观态度，麦基恩（Mckean1976）对巴厘岛、科恩（1979）对泰国、波斯维恩（Boissevain1978）对马耳他和曼斯蒲格（Mansperger1981）对布拉瓦海岸地区的研究都指出：旅游是一种良性或者是有益的发展途径，它对当地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破坏并不如我们想象的大。”在这种“客观态度”潮流影响下，部分人类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早期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1989年史密斯主编的《主人和客人》的再版。“在1977年的第一版中，学者们大多只把旅游当作引发当地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而第二版全部11篇案例研究论文则从人类学观点分别探讨非西方文化社会、西方边远地区社会和复合社区的旅游活动对当地社会改变、影响和发展的关系，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编者在她的序中明确提出‘旅游并非是许多社会文化改变的主要因素’的见解。”
纳尔逊·格雷本总结指出：人类学，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寻找对现象的新说明，或者是对新现象的说明，另一方面是道德使命，即应用新知识去改善或改变人类生活的需求，激发人们探讨对事物的理解。一直以来，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下，社会变迁许多方面最初都是作为“进步”和“发展”而受到欢迎的，特别是用遭受着政治压迫和技术落后的过去来衡量时尤其如此。然而，“对损失带反思意味的遗憾，以及对破坏过去感到的内疚，导致了‘怀旧’之类概念的形成”（格雷本Graburn1995）。“我们看到，人类学经常是寻求对那些受到现代性威胁或行将灭亡的各种文化的理解、保护或恢复。”
（二）人类学与旅游研究相结合的理论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旅游与人类学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起点，“旅游研究的方法问题受到高度重视。重视研究方法表明这个时期的研究活动开始摆脱过去就事论事的肤浅做法，进入一个较高层次，上升到探索内涵实质的本质研究。”特纳（Theuns1989）。旅游研究的方法问题，首先是与方法论有关的思维规范问题，将旅游现象作来一个与社会诸多方面存在交叉、重叠关系的社会综合体来研究，从而在学科上强调跨学科研究的观点，在范围上提出多层面研究见解，使得旅游研究运作更加接近于旅游现象的内涵真实。
现代西方人类学很多研究者把研究注意力集中在旅游的文化、符号内涵。其中一些学者把旅游与人生经历仪式相比，认为旅游是一种通过仪式，因此他们把旅游称为“现代朝圣”，他们认为旅游与朝圣在某些方面有相似地方，即都要去追求某些精神上的东西，如宗教或文化，或单纯某种仪式上安慰和经历，可见旅游给现代人带来的神圣意义。在引起人类学者们广泛兴趣的“神圣旅游”研究中，人类学家范·杰尼普（VanGennep1873—1957）在他的著作《旅途礼仪》中，研究朝圣者在朝圣途中的心理行为、精神状态和人际关系等现象，认为人类社会存在另外一种基本宗教行为特征，他称为“旅途礼仪”；杰尼普是把人生通过仪式进行扩展研究的第一人。利奇（ELeach1961）对人生通过仪式进行了人类学解释，将其引入人类学研究领域。特纳（1974）则把人生通过仪式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将其与旅游行为相类比。
纳尔逊·格雷本的旅游人类学研究理论主要围绕着两个主题来建设：其一，对旅游者和旅游本质研究：包括旅游动机与行为、形成旅游行为和动机的现代社会系统的更迭演变，以及旅游形态与方式等。其二，对旅游给目的地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研究，包括对主客关系本质的研究。在他的理论体系里，旅游现象被放置在与“仪式、玩耍，以及朝圣历程的关系中”来考察。他认为，旅游是具有“仪式性质”的行为模式，因此，旅游人类学研究必须把“旅游历程”作为“神圣旅游”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纳尔逊·格雷本主张以象征符号与意义或社会语义学的方法为中心，采用跨学科角度。他指出：“旅游现象是社会语义学的方法为中心，它塑造并影响着人类生活其他方面。”他还首先提出了利用民族志和文本分析的方法，试图观察旅游行为的本质和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