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纳尔逊·格雷本之外，其他旅游人类学家在对旅游现象的理解和理论体系建设方面也提出各自观点。史密斯把旅游现象放置在休闲活动大背景中，审视旅游的本质、旅游者个体的变化、旅游中的文化接触以及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而旅游现象引发的文化接触和交往及其带来个体或群体生活方式的变迁是史密斯旅游人类学的核心。她把文化人类学中“文化移入或文化适应模式”引用到旅游人类学中，对旅游中的文化交往现象进行了颇有魅力且颇具说服力的理论解释。“2001年9月，史密斯又对《旅游人类学》这本划时代著作进行第三次补充修订和再版，其实，从原则上说，第三次再版是一次全新改版。与前两版相比，2001年版的全书还着重突出旅游人类学研究的科学性、理论性、全面性、历史性以及学科研究特点。正如编者在著作前言中所指出，旅游在未来将要面对的三个主题：（1）经济和人口增长在未来旅游发展中的布局和作用。（2）未来旅游活动对资源，如能源和水等的限制，以维护旅游的可持续发展。（3）环境的保护问题。”
研究旅游对目的地社会的具体影响，分析游客旅游动机、体验以及旅游对游客的影响，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两大主流。当然，在研究旅游的根本原因——形成游客和旅游的条件上，原因研究在任何研究中都是被当做主要研究方向。因此，1972年，经济人类学家萨林斯提出旅游也是一种上层建筑，他提出旅游是“与经济活动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体系”，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思维方法研究社会活动的习惯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分析方法比较接近。这种观点把旅游看做最终是由社会基本生产力决定的上层建筑，是社会文化体系中依赖性比较强的方面。
与纳尔逊·格雷本和史密斯等人类学家相比，纳什（1996）则从基础理论角度、更加宏观地审视和总结了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和领域。作为加法里主编的旅游社会科学系列丛书之一，纳什的《旅游人类学》一书，从旅游作为发展和文化趋同、旅游作为个人转型以及旅游作为上层建筑形式等三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旅游现象做出理论解释，并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探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结合田野研究事例，纳什分析和阐述了“商品化”、“模仿效应”、“内在化和社会化”、“社会矛盾与冲突”、“文化调适”、“文化瓦解和复兴”等等社会文化现象在世界旅游发展中的表现。
目前，国内对旅游人类学有较深入研究的是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在他的《旅游人类学》一书中（这是国内第一本旅游人类学研究专著），作者主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认为旅游人类学应该秉承公正、科学和理性立场来看待和研究旅游造成的各种影响。他前瞻性地指出了研究旅游业文化和旅游地区文化“二元系统”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即，一方面是全球化背景下旅游产业的标准化和趋同性；另一方面，维持地方性文化的多样性。
（三）旅游：表述及真实性
实事求是地说，表述与真实性问题在人类学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任何研究比在旅游研究中更明显了。列恩（Leong1989）指出：“表述中各个环节的权力关系决定了哪一种宣传形式起决定作用。”在决定宣传内容上，“国家起决定性作用，或者至少起到约束作用”。布鲁纳（1996）提出：“旅游中表述是旅游接待地为吸引游客而进行的描述、解释、甚至是宣传，目的是寻求提高对游客的吸引力，而且这样的宣传必然包含一定的政治性。同时，同样的吸引力可以有不同表现方式，涉及这个过程各个机构还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人类学家把旅游表述通常看成是实质上国家权力制度下的政治性宣传，虽然这样的宣传可能从内容、方法到形式等都多种多样，但在根本上，它不可能脱离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列维·施特劳斯指出（1968）：“只有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也许第一次知道，旅游的概念是如何被权力的概念完全腐蚀。”我们说，旅游活动是一种带有明显和明确的“权力化社会活动”，这样的判断如果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现代旅游的表述更多还不是来自于自身，而是来自于我们当代社会的政治结构。
从我国旅游产业发展实际情况看，“少数民族旅游”的出现和开发，拓宽了中国旅游行业“产品”的范畴、客源种类和发展空间，提高了旅游行业在国内外市场中的竞争力。而旅游产业根据自身特点，理所当然关注旅游地（旅游资源）的形象包装、宣传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吸引。这样，在旅游开发推动下，“少数民族旅游”一方面在政治上突出中国社会“多元一体”结构中的族群身份及其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体现出全国各民族团结合作的民族主义成就。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也会成为一种可供利用的市场资源和消费吸引的外在符号。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为了使这种资源和符号产生经济效益并最大限度发挥其使用价值，相关权力机构往往就会以市场需求为惟一导向，将“少数民族旅游”剪裁为更加易于把握和利用的各种要素，并大大省略和简化不利于产生“经济效益”的其他内容，从而形成旅游表述。
如果从游客的角度去看，在中国旅游市场中，那么表述无疑是旅游促销的核心。旅游表述常常是强有力的，它能激发起游客们的精神情感和对审美境界以及“真实”的追求，这是游客“过渡仪式”冲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种双方互动过程中，从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族群影响的立场出发，人类学学者强调认为旅游是一种涵化的发展形势，因为它会使目的社会文化发生变化。应该说，把旅游看做一种涵化的发展形势是起源于人类学一贯的全局性观点，人类学特别强调，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各个因素者是相干的，其中某些因素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另外一些因素的变化。为了说明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人类学从经济学中引入了“连锁反应”概念，同时，现在学者使用得比较多的一个概念是“商品化”，指旅游使目的地社会关系深受市场交换规则影响，目的地一切吸引游客的东西都可以标算价格，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因此游客在接触地方文化时，哪怕只是有限接触也会影响地方文化，尤瑞（Urry1990）所谓的‘游客凝视’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的蜕化。”
在表述中，导入真实性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美国人类学家麦康纳认为，对“真实性”的追求是现代旅游业的主要动机，而民族旅游中商品化进程却使旅游目的地的传统文化失去了其原生含义。布鲁纳（1994）讨论了不同真实性的意义，他指出：人们根本兴趣在于得到或体验到“真实”，而不是“虚假”。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所讨论的‘真实性’主要指一种带有公认和权威性质的认定和认可。因为在现代旅游发展中，‘真实性’与‘虚假性’并不是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状况，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所以，旅游的真实性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体验和认识：“1.‘客观真实性’，指旅游在客观方面的原始属性。以此为出发点，旅游经验在认识论上大致与旅游的客观经历相等。2.‘建构性真实’，指在对真实的建构中既包含了旅游行为本身的客观性，同时又浸透了一些其他因素，包括诸如想象、期待、偏爱、信仰、权力等，使之成为一个类似的‘生产者’，这样，旅游的‘客体’也就事实上成了一种‘象征性真实’。以上两种是与景观物体联系在一起的真实。3.‘存在性真实’，指‘存在’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潜能由旅游者和旅游活动所引起、所获得的。以此为出发点，旅游经验是为了在旅游过程的‘阈界’中获得这种‘存在’状态的实现。这种真实与具体旅游中的客观物质无关，而是一种与旅游活动过程相关联的真实。”
由此引申下来，“真实性”和“舞台性”是旅游人类学研究中从旅游动机和游客认识情况出发，对旅游吸引物或旅游景观系统进行理论解释的两个核心概念。在这方面，麦肯内尔（1973）的“舞台真实”理论和科恩（1979）的“旅游空间与舞台猜忌”理论，是旅游人类学研究体系中较为完整且影响深远的两种理论。随着旅游的发展，原本真实的民族形象被包装，其文化传统和自然环境被曲解，这种理论源于波瑞斯（Boorstein）在60年代的一本书中提出的“伪事件”这样一个概念，即，旅游所提供给人们的是一种假东西。麦肯内尔用他的“舞台真实”概念取代波瑞斯特的理论。在1976年出版的《旅游者：闲暇阶层的新理论》一书中，他系统解释了“舞台真实”观点，并基于此对文化吸引系统的符号意义进行人类学解释。他认为，游客之所以到其他地方去旅游，是因为对日常生活中一成不变的非真实感受厌倦，需要到其他地方去寻求真实，然而他们在旅游环境下所看到的只是一种舞台性真实；旅游给他们搭了一个台子，让他们在这个台子上多少感到他们已经接触了旅游目的地不对外公开的地方文化，旅游实际上把游客挡在了他们真正想看到的东西之外。麦肯内尔的“舞台真实”理论又在科恩（1979）的研究中得到延伸和完善。科恩在他著名的题为《对旅游人类学的再思考》文章中，提出并阐述“旅游空间与舞台猜忌”观点。他认为，麦肯内尔的理论体系不能对所有旅游情况做出合理解释，尤其在游客对当地文化的印象和认知上存在严重缺陷。因此，从文化本质和游客对文化印象这对二维动态关系出发，他建筑了旅游情绪的类型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旅游空间与舞台猜忌”观点。科恩的旅游真实性可以分为四种：其一，真实旅游。既指文化本身的客观真实，又指游客主观认识和印象真实。其二，舞台真实。即文化（景观）本身是假的，由于旅游权力机构的包装宣传，游客无法分辨文化的舞台化本质，结果把它看做是真实的加以接受。其三，真实否认。即文化本身是真实，由于各地舞台化特点的普遍和趋势的加剧，使得游客对原本真实的文化产生怀疑，从而把真实文化看做是假的东西。科恩把这种情况称为“舞台猜忌”。其四，是指人造景观旅游。即文化本身是人为的，游客也知道这种“舞台化性质”。“但帕普森（Papson1981）认为，旅游体验本身就是一种假装活动，无所谓真实与虚假。柯汉（Cohen1989）认为有不同模式旅游，给游客带来不同体验；对于那些视旅游为闲暇，极易在旅游中得到满足的游客来说，真实性问题根本不存在。瑞德福德（Redfoot1984）认为不可能在旅游环境中甚至在生活中找到真实。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一定意义上的旅游者。别克（Budk1987）甚至认为旅游中的‘伪事件’可以把游客与地方文化隔离开来，从而有保护地方文化的作用。”
事实上，真实性问题经常被旅游或商品化所引发。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旅游是怎样导致地方文化的再构建。有些学者研究民族旅游和文化旅游在当地社区中的社会文化功能，在他们看来，真实性问题并不重要。他们认为传统是一种少数民族创造发明的东西，他们反对把传统看做是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一成不变的东西，认为把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是不可取的。“汉森（Hansen1989）举了新西兰的毛利人为例，说明文化创新是真实文化发展中的组成部分，这种创新过程往往是个人或社会集团有意为之，因此是有系统的发展。本迪斯（Bendix1989）讨论了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旅游城市情况，指出传统的创新可能不是旅游的一部分，而是对地方文化和民族性的宣示，这种宣示可以加强地方社区的凝聚力。布鲁纳（1994）强调，旅游中民俗宣示不是要提供真实，而是为游客提供一种旅游现实感，一种可以让他们体验当地文化的舞台。”科恩也认为，真实性并不等于原始，而是可以转变的，因为不同人对真实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这取决于他们文化水平和认识能力等因素。真实是可以被创造的、变化着的。所以，商品化会使真实性丧失更是一种荒谬的观点。格雷本同样认为：所谓真实，是一种人的概念。只有当他们达到某个目的的时候，他们才能体会到什么是真实。其实真实是不断变化的，并不真正存在于某地。
在旅游环境中，我们必须看到游客是处于一种时空上明确界定的场景中，这场景决定了本体意义上的真实很难达到，尽管那是文化接触和学习的理想目标。“瓦格纳（Wanger1976）指出，就连在一种文化中居住很长时间，有意识去体验真实文化的人类学学者都免不了在其著作中‘制造’这种文化，更不必说走马观花的游客了。所以，在研究旅游活动真实性问题时，我们不应该局限于本体的真实，而是应该侧重了解特定旅游环境中人的主观体验，来检验有哪些影响能够使他们感到旅游行为传递的意义是真实的。”
在下面叙述中，笔者将通过田野考察，并结合科恩的有关理论观点来进行观察和分析，旅游中的表述与真实性问题在这个田野考察点中到底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之后的发展如何等。同时，既然产生了真实性问题的疑问，那么肯定就会有虚假性问题的提出，那什么是假的，为什么会产生，假到什么程度，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等。同样，笔者也将试图解释在中国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的语境下，旅游表述中文化真实性和虚假性之间必然存在的共生、共存、共容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当地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等。
三、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理论和方法
本文的理论框架：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旅游人类学目前的三个研究视角：（1）把旅游活动看成文化之间的涵化和发展，主要分析旅游会给目的地文化带来的影响。（2）从游客角度出发，认为旅游活动的结构功能与人生“过渡仪式”或“通过仪式”相像，主要分析游客旅游的动机、目的、体验等。（3）把旅游产生的根本原因看做是上层建筑的观点，认为旅游是客源地社会的一种上层建筑活动。从表述与真实性上看，这三种方法已基本涵盖本研究的主要理论层次。另外，由于该问题涉及面较广，在一些方法论中也借鉴经济学的理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概括起来，本研究想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表述与真实性问题在我国正在发展的少数民族旅游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2.表述与真实性的问题是怎样产生的？会带来什么样影响？又将如何演变？
3.研究此类问题对今后我们开发少数民族旅游将有什么指导意义？
本研究的意义：笔者认为，对于本问题的研究，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