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坛
储兆文
贾平凹的小说《高兴》讲述了一个离开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后的生存状态。主人公刘高兴真有其人，原名叫刘书祯，是贾平凹老家丹凤县棣花镇同村的伙伴，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刘高兴当年当兵复员后回村继续当农民，迫于生计在年过半百时领着儿子进城打工，找不到工作就在西安以拾破烂维持生计。虽然生活艰辛，但他却很乐观、幽默，他给自己重新起名叫刘高兴。贾平凹说：“得不到高兴但仍高兴着，这是什么人呢？”“他是拾破烂人中的另类，而他也正是拾破烂人中的典型，他之所以是现在的他，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着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在肮脏的地方却干净地活着，这就是刘高兴。”
《高兴》的故事性很强，故事节奏也相对较快。但这部名叫《高兴》的小说，却经历了一个痛苦的酝酿的过程。贾平凹在后记里说这是他写得最吃力的一部小说。
城与乡
刘高兴，农村人，进城，拾荒，一心想做城里人，举手投足，心里身外，做足了脱胎换骨的准备。最绝的是，他把肾卖给了城里人。肾是先天之本，主发育、生长、生殖，“现在农民给城里生娃哩”。他以为买肾的是韦达（伟哥？），是有钱人，在一次抢劫中，两人不期而遇。从此，韦达成了刘高兴在城里的影子，成了他能留在城里的根，成了他梦幻的未来。
在刘高兴看来，肾是认得路的，装在韦达身体里的一个肾，和装在自己身体里的一个肾，同时向孟夷纯靠拢。所以，孟夷纯和韦达的关系，并没有引起高兴的醋意，反倒让他有几分欣慰。
然而，他错了。韦达并没有换肾，而是换肝，他失望了。一切都变了，不仅韦达与刘高兴失去了纽带，刘高兴做城里人的根，失去了具体可感的土；而且，肾与肝大不相同，肾是先天之本，肝是后天之本。所以，当孟夷纯被抓，换肝的韦达很漠然，假如韦达有刘高兴的肾，绝不会如此。刘高兴为了盖新房、娶媳妇，卖过三次血，听说有人卖血得了乙肝，才不卖血卖了肾，卖肾的钱盖起了新房，但新房盖起来了，那女的却嫁给了别人，为此，他吹了三天三夜的箫，卖了一双女式尖头高跟鞋，来到城里，要娶城里的女人做老婆。
贾平凹说：“我这么安排，是想表达他与城市的关系，刘高兴是无法融入这个城市的。刘高兴的命运也就是农民工的命运。”
“大部分农民就死了回去了，只有他还在这留着，最后的处理是让五富留着鬼魂在城里，但刘高兴还在城里，他在这个城里还有他的梦想，他还觉得他的肾脏还在城里，换作城里人的。他把肾脏卖给城里人，他就觉得他是城里人，而实际上那个城里人换的是肝。但在刘高兴的脑子里觉得自己的肾脏还在城里，而且在城里还有他一个女人。他有各种的理想和追求，他的想象还在城里，他离不开城里。”
刘高兴留在城里，带着残缺的、只有一个肾的身体，另一个肾卖给了城里人，成为城里人的先天之本，融入了城市，农村的肾养活着城市，原来，城市的一半是农村。但刘高兴不知道，卖掉的肾长在谁的身体里，离开了自己，就是别人的了，是城里的了，与自己无关。只有一个肾的刘高兴留在城里，依然高兴着，他将来会怎么样呢？刘高兴不知道，贾平凹也不知道。
答案在时间和城乡历史的眼睛里。
意象与写实
《秦腔》出版的时候，我曾惊喜于贾平凹创作风格的改变：
平凹经历了《商州初录》、《商州再录》等“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原始真朴，芙蓉出水；经历了《废都》、《怀念狼》“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尘世挣扎，心灵搏斗；到《秦腔》，终于洗尽铅华，絮心禅定，得道升座，以物观物，在“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里显示出了菩萨心、大智慧。
读完《高兴》，我更坚定了这样的看法，而且，《高兴》几乎完全脱去了尘世挣扎和心灵搏斗，走向了顺乎自然的静观，脱去了纷乱错杂的精神意象，回归到清澈而唯美的写实。
在《高兴》的后记里，贾平凹袒露了他创作《高兴》的历程。他曾将写好的“十万字毁之一炬”，因为“我无法摆脱一种生来俱有的忧患，使作品写得苦涩沉重。而且，我吃惊地发现，我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平日还自诩有现代的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里替我写的这些破烂人在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越写越写不去”。
他为此罢笔，转而思考：“我现在要写到底该去写什么，我的写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还说：“我这也不是在标榜我多么清高和多大野心，我也是写不出什么好东西，而在这个年代的作家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如果说这样的思考，使贾平凹确定了“写成一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的创作方向，那么，现实中刘高兴的高兴，激活了他回归到清澈而唯美的写实风格的灵感。贾平凹在后记里写道：
他还是说这说那，表情丰富，笑声爽朗。
他停了一下，说：我叫刘高兴呀，咋能不高兴？我就说了一句：咋迟早见你都是挺高兴的？得不到高兴但仍高兴着，这是什么人呢？但就这一句话，我突然地觉得我的思维该怎么改变了，我的小说该怎么去写了。本来是以刘高兴的事萌生了要写一部拾破烂人的书，而我深入了解那么多拾破烂人却使我的写作陷入了困境。刘高兴的这句话其实什么也没有说，真是奇怪，一张窗纸就砰地捅破了，一直只冒黑烟的柴火忽地就起了焰了。这部小说就只写刘高兴，可以说他是拾破烂人中的另类，而他也正是拾破烂人中的典型，他之所以是现在的他，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着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
我说：刘高兴，我现在知道你了！
他说：知道我了，知道我啥？
我说：你是泥塘里长出来的一枝莲！
他说：别给我文绉绉地酸，你知道咱老家砖瓦窑吗，出窑的时候脸黑得像锅底，就显得牙是白的。是的，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这就是刘高兴。
于是，他把书名由《城市生活》，改成《高兴》；人物由一个城市和一群人，改成刘高兴和他的两三个同伴；情节由层层叠叠，改成单线推进；叙述角度由散点透视，改成第一人称。删掉枝枝蔓蔓的情节和静止主观的议论以及夸张变形的叙述。“使故事更生活化，细节化，变得柔软和温暖。”“似乎毫无了技巧，似乎是江郎才尽的那种不会了写作的写作。”
可见《高兴》是从痛苦中孕育出来的，是删繁就简、豪华褪尽后的简约和素朴。小说这一文种，本来属于叙事而非抒情或议论文学，它原本以故事为框架，以情节推动故事的展开，以人物为核心，以人物（而非作家）的悲喜命运调动读者的喜怒哀乐。这种理论观念虽然常被一些现代派人士视之为保守或缺乏现代意识，但它无论如何都是小说的最本质的特性，和最受欢迎的形式。离开这些而刻意去追求空泛的现代意识，多少都有一点舍本逐末之嫌。
对于农民工，人们往往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表现他们也往往会误入“主题先行”的大忌。但这一看似“千人一面”的群体，却有着“人面之不同，各如其心”的生态。所以，若不深入其中、进入其心，就很难避免一般化或概念化的倾向。
贾平凹《高兴》的素材来源于他儿时伙伴的生活，这类素材是创作者最需要的，同时也是最可怕的。其实，把自己熟悉的人写成一个长篇，看易实难，它首先缺乏的是题材对创作者的新鲜感，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这就像一般作家很难写出自己时代的大作品一样。熟悉的陌生，它是读者所普遍需要的，但它却是横亘在大作家与小作家之间的一道坎。
恩格斯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黑格尔认为，在艺术表现里，艺术所要处理的真实的内容（“意蕴”），“必须经过明晰的个性化”，“必须形象化为独立自足的个别人物”黑格尔在论述人物性格时，特别强调“人的完整的个性”，他所说的性格就是指这种完整的个性，并断言：“性格就是理想艺术的真正中心”。
刘高兴，无疑将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人物形象中独特的“这一个”。虽然贾平凹在小说的开头，一气并列了七项刘高兴的性格特征，显得有些过于讨巧，但刘高兴性格“完整的个性”还是从故事和细节中立体化地展现出来的。刘高兴是个独特的矛盾体，他生于农村，但却要活在城市；他干着脏活，却有洁癖；他挣钱最难，却把钱最容易地送给孟夷纯；他真诚地善待同伴，却又虚伪地吆五喝六；他吃着简单的食物，却说着文雅的话语；他时而谦让礼貌、热心助人，时而油嘴滑舌、捉弄别人；他时而有君子之风，时而耍小人伎俩；他不满现状，却又安于现状；他最该痛苦，却又最为快乐……刘高兴身上有着巨大的弹性，这与他是个城市的农村人、农村的城市人、体力的文化人、文化的体力人的奇特身份有关，这正是社会转型、城乡变革、贫富分化、文化多元、人的角色紊乱的大千万象的折射。
贾平凹伏下身子，潜入底层，借小人物刘高兴的眼，来静观这个繁华而纷乱、诱人且恼人的时代，其间有茫然，也有用心。在这个最容易表现对城市的怨恨、对人性的失望、对文明的悲观的题材里，贾平凹没有像《废都》、《怀念狼》甚至《秦腔》那样，继续他的颓废、挣扎和怀乡，而是掉转手眼，宽容而微笑地捧出他对城市和生活在其间的下层人的柔软和温暖。而褪尽铅华、隐去技巧、简约而素朴的叙述，既体现了这种转变，又完美地配合了小说的主旨。
小说和影视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电视的快速普及，大众传媒的霸主由印刷媒介向电子媒介转换，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从书籍、报刊转向电视，看电视成为人们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文学期刊奄奄一息，种类减少，发行量锐减。文学（尤其是小说）在文字中退潮，只希望拉着影视的手而被炒热，小说被改编成影视成为作家、作品进入受众视野的救命稻草。文学创作对影视的屈从，又怂恿着受众抛弃沉重单调的阅读，而热衷于轻松刺激的读图。
但是，小说和影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文本形态，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特性、表现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不同的接受效果。所以，不是所有的小说都能改编成影视，当然，也不是能改编成影视的小说都是好作品。
影视最大的期待是故事。
贾平凹的小说，有故事，但更多的是诗性，是心灵的意象。要把贾平凹的小说改编成影视，一般人很难改编好，演员也不容易演好。但贾平凹早期的小说也有改编成影视的，而且大获成功，是中国电影史上不可绕过的一部力作。这就是根据贾平凹小说《鸡窝洼人家》改编的影片《野山》。
《鸡窝洼人家》创作于1983年，是贾平凹的早期作品。小说讲述了秦岭深处的两户农家夫妇的故事，俗称“换老婆”的故事。小山村里有两户人家：一家男人叫灰灰，满足于衣食温饱，对妻子桂兰不生育不称心；另一家男人叫禾禾，不安于务农种庄稼，但烧窑、养鱼、卖豆腐等都失败了，妻子秋绒受不了折腾，便离婚。灰灰把秋绒当弟媳对待，帮她经营庄稼，他喜欢秋绒的孩子栓栓，深感秋绒才是贤妻良母。而桂兰喜欢听禾禾讲山外的事，禾禾进城打工，桂兰追到城里。禾禾劝桂兰回家，可鸡窝洼传出桂兰跟禾禾私奔了。桂兰回到家，被灰灰暴打，只好到后山给禾禾帮忙，经营副业，等候禾禾回来。最终，禾禾娶了灰灰的媳妇桂兰，成了令人羡慕的一对，成功地将手扶拖拉机、压面机等新鲜玩意儿带进了山村；灰灰娶了禾禾的媳妇秋绒，两人还只能靠人力推着碾盘转。
小说通过一个“换老婆”的故事，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在新浪潮的冲击下，农民的思想感情、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的重大而深刻地变化。
小说改编成电影《野山》后，获得了巨大成功，该片为第一部荣获六项金鸡奖奖项的电影，取得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录音、最佳服装奖项。该片还获得1985年广电部优秀故事片奖，法国南特第八届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故事片大奖等多个国内外奖项。
《鸡窝洼人家》能够改编为电影，并大获成功，首先是作家敏感地摸到了悄悄变化的时代脉搏；其次是它通过小故事反映了大问题，新奇而有意味的故事是关键；还有一点就是小说的细节上具有生活的实感和朴素的风格；当然，编剧、导演、演员的再创造也是重要的因素。
从《鸡窝洼人家》成功地改编为电影的角度，来审视《高兴》，我们清晰地看到贾平凹的创作实现了从早期的简约素朴的写实，到中期繁复绚烂的意象，再到现在的《高兴》简约素朴写实的回归。但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倒退，而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超越，他回归到对故事的淡定的叙述，对人物的真切把握，对环境的客观实录，悲悯代替了愤激，建设代替了破坏，明朗代替了阴郁。
虽然贾平凹从不为迎合影视而写作，但在影视界普遍苦于有钱找不到好剧本的情形下，《高兴》的出现，一定会让有眼光的影视人在苦苦寻觅中，眼前一亮。因为《高兴》具有成为影视作品的所有秉性，《高兴》一开头的警察问话，简直就是一组不需要改编的现成的蒙太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