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兴》中作者的悲悯情怀
韩蕊
张爱玲在胡兰成赞扬自己的作品后，在给后者的信里说道“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是指胡充分理解了她的作品，并引其以为知己。阅读《高兴》，感触最深的是作者对于刘高兴们，这些处于城市生活底层的外来者的深切同情和博大悲悯，究其原因也逃不脱“懂得”二字。从写作后记中我们知道，为了创作这部小说，作家实地深入生活考察，感受“破烂们”的生存实况，与他们进行情感沟通，近距离取得了描述对象的一手资料。这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体验生活”式的写作方法和关怀民生的创作态度在今天已经不多见了。当今文坛触目可及更多的是“零度情感”和个人低语，作家们对自己的社会责任忽略得很久了。
一、作家身份与悲悯情结
所谓悲悯，有时接近于宗教感情，“悲”指慈悲，是以一种博大的爱的眼光看待人间的苦难，“悯”指同情，这里的同情不是可怜，对人间苦难中的人不是轻视蔑视甚至可怜，而是以感同身受的情感来对待。悲悯是一种高尚的情怀，是哲人以大智大慧的胸怀来怜悯同情苦海中的世人。作家的悲悯情怀则是在自己作品中，对于普通民生的一种出自人类终极关怀的慈悲与同情。我们一直呼吁当代文学中这种位于整体人类高度的人性关怀，而实际上在现代文学史上就有几位作家达到了这一高度。鲁迅关心底层民众，在哀其不幸之上还有怒其不争，对于笔下的人物同情之外更多的是批评，他是用犀利的解剖刀来展示需要改造的国民性，从华老栓到祥林嫂，从涓生到孔乙己等都是如此。沈从文则对于他的湘西民生充满着与生俱来的热爱，即使他们所经受的苦难，在他看来也是诗意的和充满温情的，所有的人情都善良，所有的人格都透明，然而当我们在为他笔下的翠翠们所感动的同时，是否觉得其中充盈着作家的美化和理想化呢？相较于沈从文，曹禺则要悲观得多，“宇宙就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你怎么呼号，也难以逃脱这黑暗的坑”。在宇宙与命运面前，人是渺小的、被动的，因而人生注定是以悲剧收场的，《雷雨》、《原野》都体现了作家的这一“挣扎”式的人生观。张爱玲则要温和一些，或许是女性作家的缘故，她拥有一片理解与原谅的地母情结。正如地母安慰垂死者时所说：“你睡着了之后，我来替你盖被。”在张氏眼里，世界原本如此，人类原本如此，个人无力于去改变什么，也不必去改变，无论是害人害己的曹七巧还是自私聪颖的白流苏，作家对待她的人物态度是温和的和抚慰的。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诸多作家对于民生的关注关切，一是因为作家的身份职业及敏锐的洞察力，使其天生长于对人性的思考；二是相较于其他智识者，他们的思考更容易传达于笔端。作为与以上诸位有着同样情结的作家，贾平凹的悲悯却与他们表现得有所不同。他更多地将自身的人生思考直接投射到作品人物身上，在情感上与其合二为一，即所谓的“感同身受”，应该说在这一点上，他的悲悯比前列诸位作家更贴近自己笔下的芸芸众生。熟悉他作品的读者就会知道，几乎每部小说中都有作家自己的影子。不用说在《废都》、《白夜》、《土门》中与主人公明显的身份认同，就是《秦腔》中的引生和我们的论述对象《高兴》中的刘高兴这样看起来与其现实身份相距甚远的角色，身上也均有作家自己对于当今社会的思考，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提出引生不像农民而高兴不是普通拾荒者的原因所在。然而正是有了这种灵魂上的深刻沟通和情感上的高度认同，作家才能与他笔下的人物同生共气血脉相连，艺术形象以及文本才更具有艺术个性，也才符合贾平凹一贯的艺术风格；也正是有了这有悖于人物世俗身份的人生思考，文本才具有思想的光彩，小说才不同于新闻纪实，作品所反映的问题才更能引起人们和社会的重视。贾平凹曾说他现在的写作就是给社会现实作记录，那么他做到了，而之所以比别人做得好，恰是因为那份独有的悲悯情怀。
“贾平凹以其一贯的慈悲连绵，一贯的继往开来，一贯的淡定笔致打开了一幅令人缭乱或战栗的城市生活画卷，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密布着冲突、错位、荒谬、伤痛、病象重重而又情切至深的当代故事。”这是《高兴》封底对于作品所做的广告似的介绍文字，“慈悲连绵，继往开来”可以说是比较准确的，“淡定笔致”笔者就不能苟同了。实际上贾氏的每部小说都是饱含作者的赤子之情的，虽然不似路遥那样直接参与到文本情节中真情呼喊，但渗透于字里行间的对于作品人物特别是小人物的关怀，对于普通民生的忧患意识确是可感可知的，其间的同情、怜惜、批评与热爱也绝不是“淡定”所能概括的。近年的《土门》对城中村改造的关注，《秦腔》对“三农”问题的思考，特别是《高兴》把悲悯的目光直接投给被大多数人所漠视的弱势群体，这不能不说是作家的责任感使然。
二、感同身受的悲悯体验
作品首先是对拾破烂者生存状况的描述，浆水、糊汤、发霉的干馍，露肉的裤子、捡来的西服、磨脚的皮鞋等等，作家最擅长的细节聚焦使他们的衣食住行在我们的眼前一一展现。从双宿双栖的杏胡夫妻到结伴而行的高兴五富再到形单影只的黄八，其生活水准应该是这个城市中最低的。然而作家的叙事重点并不在此，物质生活的贫穷还在其次，实际上就是这样的生活水准也比留在家乡的人们收入要好得多，但他们在精神上、心理上所受的歧视却是铭心刻骨无法消除的。拾荒者的精神生活才是他书写中的关键词语。《高兴》里整个拾破烂阶层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理位置是城中村，文化位置则永远无法进入城市文明的正常秩序。城市每天的正常运转离不开这些“破烂王”，碰见了却又是人人绕着走，正如刘高兴所说“拾破烂是世上最难受的工作，它说话少。……更多的时候是没人理你，……好像你走过街巷就是街巷风刮过来的一片树叶一片纸，你蹲在路边就是路边的一块石墩一根木桩。”他们在这个城市中永远是外来者，是无人与其沟通的异类。心灵的孤寂是最难熬的，高兴有他的箫，但也唯其时常吹箫，更显出精神世界的寂寞。韩鲁华先生这样认定高兴可谓切中肯綮：“刘高兴既不是单纯的传统乡土生活与文化的承载者，也不是于城市讨生活的苦难演绎者，而是有追求、有向往，特别是有疑问乃至追问的思考者。他的痛苦、郁闷、孤独，乃至尴尬，并不是源于现实生活境遇，而是文化精神内在的裂变，源于对于自我的追寻与叩问。”正如前文所说，这种追寻与叩问是作家将自己的身影融入到人物形象之中，是作家思考过程及结果的半主观投射。之所以说是半主观，是因为这里的所谓主观是在调查人物生活及思想之后，有所选择的有目的的理性思考，它必须巧妙地与艺术形象结合在一起，而恰是这种思考彰显着作家的人文关怀。也许一个普通的农民工不可能有这种追寻与叩问，但凡是有灵魂的鲜活生命均会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只是这种直觉性的思考多是形象性、模糊性、片段性，并且是稍纵即逝的，即更多的具有感性思维的特征。如“五富就感叹了，我说去县城里打工不来西安打工，这不，西安城里都是凤凰就显得咱是个鸡，还是个乌鸡，乌到骨头里。他说他去一家收取破烂，人家不让他进门……但如果让他进去，家里没人，他会用泥脚踩脏那地毯的，会在那餐桌上的咖啡杯里吐痰，一口浓痰！”五富对城里人的惧怕与仇视也可以从反面看做是一种羡慕，是爱到极端的恨，是我不能拥有便想破坏让谁都不能拥有的报复心理，我们可以称其为变态的爱恋，这种复杂的情感却是通过以上形象性的虚拟动作直观地表现出来。这也是传统进城农民普遍具有的一种狭隘的仇视心理，《陈奂生进城》对此描述可谓细致入微。高兴则不同，在受到蔑视堵了别人家锁眼之后，马上反思了自己的错误并进行了补救。相较于普通进城者，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勇于承认自己对于城市的热爱并自觉地以主人翁精神来要求自己，“要相信咱能在西安活得好，你就觉得看啥都不一样了。比如，路边的一棵树被风吹歪了，你要以为这是咱的树，去把它扶正……”他想到的是自己对于城市的融入和后者对自己的接纳，而不是以仇视的目光去疏离彼此，对于这一个清醒者和思考者的刻画以及他所思考问题的描述正是小说的独特之处，也是可贵之处。
进城的农民不仅仅是追求城里人的物质生活水准，他们更向往城市生活所带来的优越与文明。对于这个一心想融入城市的外来者，城市最终是不接纳的，尽管他将自己的肾移植给了城里人，在取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城市给予的仍然是拒绝。当然，这一情节带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在农村向城市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例如土地之后，仍然无法走进城市，城乡差别依然明显存在。高兴在进入宾馆收煤气灶时被拒绝入内，脱了鞋子才放行；用身份证好心帮忘带钥匙的教授打开门上的暗锁，却被当贼提防；帮助老人扛粮食，人家一定要给钱以免欠下人情债；连乞丐都看不起这些拾破烂的，石热闹就愿意施舍给他一元钱。但是卑贱的生活并没有影响他内心对道德的坚持，也没有损害其帮助别人的热心肠，在打工妹遇人不淑时，用自己的智慧帮助她战胜了对方。他坚决不做下三烂的事，并监督五富和黄八，几乎成了他们的精神导师；最重要的是如人物自己所说，他是出污泥而不染，在卑微甚至龌龊的环境中维护人格的完整与尊严，坚持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特别是纯美爱情的追求。
刘高兴精神生活的极致便是对于孟夷纯的爱情，拾破烂的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小说中有专门给这些打工者解决性问题的“舞会”，黄八和五富就曾一度出没于这些场所。高兴不同，他是有着丰富情感需求的，世俗眼中，妓女自然不是什么美好纯洁的形象，然而刘高兴偏偏爱上了妓女孟夷纯，他们的爱情或许有牵强的成分，或许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又或许如他自己的分析，是想获得一种保护别人的优越感，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其中寄予着高兴对于理想的一种执著。放在架上的高跟鞋实际上是这种追求的符号化，所以表面上的“我给她脚上穿，天神，竟然不大不小”！则是其理想与现实相对应的外化体现。正是拥有这份情感的幸福，刘高兴每天去拾破烂时兴致极好，甚至又兼职去卸水泥、卖煤球，直到最后给他和五富带来厄运的挖地沟。应该说他对孟夷纯的情感是纯洁无功利的、真正的爱情，“我在这个城里有了自己的女人”，“我是拾破烂的，如果没有和这个城里最漂亮的孟夷纯有了关系，我能有这种气势吗”？可见，孟不仅是高兴所有美好理想和想象的集中对应，更加强了他对于自己城市人身份的认同。
孟夷纯是作家关心的另一个人物形象，她的出现丰富了文本内容，客观上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但其作用还远不止于此。作为高兴的恋人，同时，她的经历再一次体现了作家的悲悯情怀。还是在《废都》中，作者已经表现出了对于卖身养夫妓女的同情，逼良为娼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命题，既然人人可以理解玛斯洛娃，可以同情琵琶女，为什么不能原谅孟夷纯呢？她同样是为生活所迫才沦落到如此境地的，且不论她挣钱资助破案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就其自身而言，是一直保有着独立的人格与尊严，她一开始不愿意接受高兴的“施舍”，甚至为后者将她的事情公之于众而发火，高兴坦白了自己的爱情，她才“坦然”地接受了他的帮助，同时也接受了他的情感。虽然在孟夷纯这里，未必是处于完全的纯粹的爱情，但下层人们之间的互助互怜却是非常鲜明的，也正是在这份互助互怜当中，孟夷纯的形象显得纯净而美丽。
三、不离不弃的悲悯情怀
“可怜他们，绝不离弃他们”，是高兴对五富和黄八“生活贫贱，精神也贫贱”的同情和怜悯，也是作家关怀这些弱势群体态度的最好写照。这种对于下层人物的悲悯正是作家人性化观念的体现。这是一群丧失话语权的人，或许我们通过各种科学的统计方法可以比《高兴》更精确地反映出“破烂们”的生存状态，然而他们的内心世界却是需要文学艺术手法去揭示的。相较于冰冷的数据，我们更应该关注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关注他们作为“人”的精神需求。高兴品尝针尖大一块豆腐乳的快乐；将自己的破屋称为“剩楼”而意在“圣楼”的自得；黄八穿着死人西服的荣耀；五富得到高兴退下来的带橡胶轱辘架子车的欣喜；几个单身汉争着被杏胡搔痒所得到的性安慰……在这样的生存困境中，这些人也有他们最开心和最惬意的时候，虽然这种开心与惬意在我们看来是要为之心酸的。作家则始终是以充满暖意的目光注视着他的这一群“破烂们”，而在这微笑的目光背后，是对底层民生的同情、怜悯和深深的思索与忧虑。或许有人会疑虑作家是在剥夺民众的话语权，因为自己不是拾破烂的，没有资格揣摩想象他们的情感。其实，人的情感是相通的，正像高兴教育五富时说“咱比他们少智慧吗，咱只是比他们少经见”！作家也只是少了那份特殊的身份体验，而这一缺憾是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变的。
鲁迅在《文艺大众化》中曾说“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遗憾的是能够符合这一要求的作家作品数量并不尽如人意。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近些年出现了新的民众阶层，也出现了以新阶层为描述对象的新兴文学，如打工文学就使进城民工逐渐地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但其创作却因为作者的文学功力不足而成就寥寥。至于拾破烂人群，则更少有人关注，在城市生活中，他们是只低头劳作不张口说话的人。有点文化到能说能写的程度，大概不会进入或者很快脱离这个阶层，他们可以通过其他更轻松体面的手段谋生。所以相对于其他的打工者，高兴们的失语特征更为明显。关注这一弱势人群，作家的介入显得尤为可贵，有人替他们说话，只要不是歪曲的发言，无论怎样都是一件好事情。最起码的使我们在日常的熟视无睹中认识到这一群体的存在，意识到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充满喜怒哀乐的鲜活生命，尊重他们的人格，不再张口就叫他们“破烂”。
我们常说文学具有教育读者提高读者的任务，《高兴》叙事简单，文字平易，是普通打工族都能读懂的，读后应该会引起他们有关生活及人生一些朴素的思考。笑是含泪的笑，高兴是掺杂伤感的高兴，在如文本所写的生存困境下还要获得知足快乐，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拾荒者的乐观态度感染了作家——高兴是真有其人的，还是作家的悲悯塑造了普通而又特殊的刘高兴？无论是二者中的哪一个，文本能否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呢？人类自然应该不停地努力奋斗，但在目标实现之前，是否应该乐观地面对生活、善待自己、善待生命，或许“高兴”是面对一切困难的钥匙和法宝。就是单从作者的写作目的——社会记录的角度讲，文本也具有提供文化背景，描述民俗社会的价值；而对现实民生尤其是下层的弱势群体能够以关切的态度，不仅写出他们的贫困的日常生活，更能细致地表现其丰富复杂的内心活动和的精神需求，则还是要归之于我们文章的主题，即作家的悲悯情怀使然——因为懂得，所以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