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发达最早，首先使用釉及窑火的伟大艺术，千变万化，无涯无尽，技术达世界最高峰。
大约在1万年到7千～8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使用磨制石器、过着渔猎生活的时代，就开始创造了原始的陶器。制造的方法有篮制、模制、手捏、圈泥和转盘等几种。
关于陶器的发明，恩格斯作过科学的阐明，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原始陶器的制作和编织物的产生，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和刨造。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陶器的发明曾经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陶瓷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原始社会的彩陶和黑陶；商代的白陶、硬陶、釉陶；汉代的近似瓷的釉陶；西晋的青瓷，唐代的三彩陶，宋代的紫砂陶，明代的青花、五彩瓷器，清三代瓷器，等等，都驰名中外。在英文字典里，陶瓷和中国是同一个单词“GHINA”，古代中国在世界上享有“陶瓷之国”之美称。
一、陶器的创始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古代人类发明了制陶技术。学会制陶，对农业的发展与定居生活有着重太意义。
中国产陶，历史悠久，古代文献上早有记载。《周书》里有“神农耕而作陶”，路史》里有“燧人范金合土为釜”，《资治通鉴》里有“黄帝命宁封为陶正”，《吕氏春秋》里有“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物源》里有“轩辕作碗碟”，《周礼·考工记》里有“虞氏上陶”，《史记》里有“舜陶于河滨”等记载。
中国陶器始于何时？过去没有确切的定论。近几年来，考古工作用放射性同位素对出土古陶嚣进行科学测定，确定中国制陶工艺始于6000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的陶器以“彩陶”和“黑陶”为代表。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on）在中国河南省渑池仰韶材。首先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址中有一批精美的彩绘陶器，绘有红、黑或紫色的几何图案，考古学家称之为“彩陶”，并称这一时代的文化为“仰韶文化”。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省历城龙山镇城子崖，发现许多黑色陶器，这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继仰韶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器形浑圆端正，乌黑发亮，考古学家称之为“黑陶”，并称这一时代的文化为“龙山文化”。这就是中国史前文化阶段的两个主要系统。此外，还有与仰韶文化同时发展的“马家滨文化”，有与龙山文比同时发展的“齐家文化”，以及“青莲岗文化”、“屈家岭文化”等等，也多以红陶、灰陶、彩陶、黑陶为主。
广义的陶器可分为四类：
土器、炻器、陶器和瓷器。土器，坯质粗松，多孔，色泽不洁，成陶火度最低，有吸水性，音粗而韵短，如砖瓦钵；
炻器，坯质致密坚硬，取天然泥色，成陶火度在1010℃～1020℃，无吸水性，音粗而韵长，如紫砂陶；陶器，坯质孔较细，上釉，成陶火度较高，有吸水性，音粗而韵短，如缸、瓮、罐、坛；瓷器，坯质致密透明，上釉，成陶火度最高，无吸水性，音清而韵长，如江西景德镇的产品。
远在石器时代宜兴就开始制陶，宜兴鼎蜀镇窑场是世界炻器的发源地，它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经大量生产陶器。
每一时代都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并且或多或少地呈现一种独特的生活样式。因为陶器的使用在表示文化上连续时代开始的标准不如家畜，铁或文字的使用等来得明显，所以人们采用制陶术作为表示时代的标准，使需要说明理由。陶器的制造假定着村落生活的存在以及简单技术的出现。
近年来，在文物普查工作中，考古学家陆续在宜兴的鼎蜀、张渚和杨巷等地发现大量古文化遗址表明，早在氏族社会，这里的先民就开始从事农业和陶业劳动。距今约5000～6000年以前，宜兴出现了原始部落。归径乡的南唐村、骆驼墩，邮堂乡的西溪村先后都发现了属于这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址。骆驼墩是一处距今5000多年的原始村落遗址。村落选择在地势高爽的土墩上。当时的人们已普遍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用石斧、石锄等开垦荒地、种植庄稼，过着以种植业为主的定居生活。还进行采集、渔猎和饲养家畜。骆驼墩原始人已能建造低矮简陋的房屋。当时的手工业也有了发展，人们已普遍使用陶器（有红陶盆、陶鼎、陶碗等），而且在西溪村原始文化遗址出土了陶壶和陶罐。在这些遗址上，与粗糙的或打磨的石器一起出土的丰富的夹砂红陶、泥质红陶、白衣黑陶和灰陶的碎片。
器皿的成型方法，基本上是手制，也兼有轮制的，较晚的泥质红陶上面，可以看到简单的方格纹。骆驼墩原始人是按母亲的血统来定亲属关系，处于母系氏族阶段。
距今约4000～5000多年以前，宜兴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原始村落逐步发展到近河旁的高地和山麓南坡上，由几个相邻的居民点组成一个村落。宜兴的杨巷、鼎蜀、张泽、东、铜峰、新芳、善卷等地先后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址。其中以杨巷镇一处新石器中晚期的文化遗址最为典型。在今杨巷东北部的三块高地，以蛳螺墩（也叫城头地）为中心的原始村落有很大规模，周围面积达300多亩。原始的农业已得到较快发展，出土了大量的磨制石器。这时的石器工具出现了石镰、双翼形石耘田和半月形双孔石刀、石犁。手工业主要是制陶业发展起来，出土了大批古陶器，其中有完整的红陶鼎，大部分为日用器皿，造型多样。烧造陶器的温度达800℃～700℃。杨巷原始遗址还出土了多种陶纺轮，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原始的纺织技术。
商周时代的遗址分布亦相当广泛，一般都在近水高地上，出土的陶器，大都和比较精制的石器共存，或伴有石戈、铜簇等新型武器。陶器的品种，和石器时代一样，就数量看，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占主要地位，但灰陶和几何印纹陶也占相当比重。器形以鬲、鼎为主，也有钵、盆、壶等盛贮器皿。大件夹砂红陶仍用手制，保留着简单粗糙的纹样。
黑陶和灰陶多为轮制，器形匀整，并出现了雕刻、缕空等新型装饰。这时火候较高的褐色离也已烧成。褐色陶胎质坚致，在烧制技术上，可能已从敞口窑进步到封闭窑，因此窑腔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制陶技术已经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宜兴经济发展迅速。
制陶业除生产人们日常使用的陶质器皿外，还生产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几何印纹硬陶的造型多烽是平底罐一类器皿，有各种各样的线条装饰纹样，如回纹、席纹、水波纹、菱形纹、麻布纹和方格纹等。
其胎骨多数呈紫褐色，也有少量是紫红色的。其成陶火候一般在1100℃。而原始青瓷则是专供殉葬用的明器，其胎质比较细腻，呈灰白色，而且内外均敷上一层青黄色釉。器皿形制圆整，成型工艺精良，烧成火候高达摄氏1200℃。尤其在鼎蜀镇附近的青龙山南麓獾墩窑近旁出土的原始青瓷器皿，经测试，其胎质坚致，烧成温度、吸水率、瓷化强度都已达到相当好的程度。
二、陶朱公与制陶业
各行各业的创造，据说都有祖师，世代相传，被当作神仙一样供奉，这是旧时沿袭的礼俗。宜兴陶业，过去一直奉范蠡为祖师，立庙塑像，奉为“造缸先师”。在陶都民间，现在还流传着关于范蠡和西施的许多故事。
范蠡，字少伯，是春秋楚国人，曾在越王勾践手下做官20多年，曾封为将军。那时，越国与吴国有世仇，及至吴越交战，越国失败，越王勾践被吴王奴役。越国大夫范蠡献美人计，送西施给吴王，换回了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表示不敢自安，不求甘味，以喻刻苦自励，充分准备力量。经过20年的艰苦奋斗，灭吴兴越。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国，他主动放弃了官职，带着西施出走。据说，经过五里湖时，曾夜宿湖边，后人改五里湖为蠡湖。蠡湖位于无锡东南境，附近还有蠡园等古迹。
相传范蠡弃官潜行后，经常出没于太湖之滨，先在无锡鼋头渚落脚，最后来到宜兴隐居。他看到宜兴鼎蜀山区附近的泥土，黏力甚强，耐于久烧，宜作陶器，便发动当地人民从事生产。宜兴的陶业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为了尽力于制陶事，竟将自己的姓氏也改了陶，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陶朱公。
据说范蠡隐居在宜兴蠡墅，离越都比较近，又做了一番事业，他惟恐为勾践发觉，因而又把家迁到山东济阴的定陶。到了山东，他又把自己的才能用在经营农业和商业方面，成为巨富。传说范蠡在宜兴从事陶业生产，留下不少遗迹：宜兴城东有一条运河，从汤渡罨画溪起，经过鼎山、蜀山、常安、蠡庄渡、张泽桥等地方，穿过东氿，北达湛渎，共长30余里。相传是范蠡征集人民开凿成功的，目的是为便利灌溉田亩和交通运输。后人为了纪念范蠡的功绩，把这条河叫做蠡河。
现在宜兴陶业中心的鼎山和蜀山之间有一处地方叫做蠡墅，相传是范蠡当年住过的村庄；蠡墅西境松树窑后面，古有“蠡墙围”，树木葱茏，景色幽美，是他住的地方。还有“施荡桥”和“西施荡”，这些名称的来历都与西施有关。
据说，施荡桥是范蠡伴西施游览过的地方。嘉庆年间重刊《宜兴县志》“遗址补遗”条下有“蠡墅在鼎山之西，范蠡成功泛湖，常居于此”的记载。
鼎蜀镇蠡墅的崇福寺里，曾有范蠡的塑像，抗战时被日军拆毁。汤渡的镇溪寺里，挂过陶朱公画像，上面还悬一匾额，书曰“致富先师”。镇溪寺今已改建为离瓷厂厂旁。每逢九月初九重阳节，宜兴的陶业工人有集会纪念‘陶朱公’的礼俗。
据考，范蠡来到宜兴的年代，第一次在周敬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5年），送西施、郑旦至吴国，停留地今称蠡庄。而隐居宜兴发展制陶业当在周元王二年（公元前474年）之后，居蠡墅，开蠡河，口碑与文献合符。
因为有以上种种的文字记载和传说，所以有不少人都认为范蠡是宣兴陶业创始人。如1930年《工商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里有《宜兴之陶业调查》一文，就是这么说的：
“宣兴之陶业，相传为春秋时范蠡所创始。蜀山之西有地名蠡墅耆，即为范蠡别墅之故址。昔范蠡居此，是近旁泥土有耐火性，且黏力极强，察其可制陶器，因制为各种器皿，筑窑以烧之，殆为陶业之权舆也。今蠡墅附近有地名蠡匠墙围者，尚有古窑十余座。”以后许多关于陶瓷的著作。如1982年出版的《江协省实业志》，1936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吴仁敬，辛安潮著），1955年出版的《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傅振伦著），都有类似的说法。
但是清光绪八年撰修《宜兴·荆溪县志》的编者，对于有关范蠡在宜兴制陶的传说，却采取否定的态度。县志的《定讹篇》里说：“蠡墅旧址遗址补遗谓范蠡成功泛湖，常居于此。按，蠡墅及蠡庄皆以近蠡河而得名，若泛舟五湖，仍居于此，则吴已属越，近而易求，外传何云莫知其所终极乎？然今东乡业陶者，且因此以祠范大夫，不知陶朱之陶，古为邑名，而直以少伯代昆吾之陶也！”在“施荡河”条下，编者也加上按语说：“北为北施塘，南为南施塘，盖因施姓居此而得名。俗作施荡，谓范蠡载西施游荡于此，传为鄙谬。”
关于范蠡去越的事迹，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载：
楚国人范蠡，春秋战国时期，为越国大夫，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以后．弃官经商，到过齐国，后又到当时居于交通中心的商业城市陶邑定居，自称陶朱公。他经商有方，不久致富，故为后世商界所推崇，他所归纳的“经商十八则”更为后世商人奉为至宝。又据《史记·越王勾践纪家》：范蠡去越以后，“浮海出齐，自谓鸱夷子皮”，曾三致千金。最后，“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资累巨万。”“陶”在什么地方？据《史记》徐广注解，“陶”在山东济阴定陶；据纲铿注解，“陶”在今山东肥城西北陶山。总之，不是在宜兴境内。
范蠡的发财致富，主要是从事经营农业和商业的结果。他最后住在“陶”，改姓朱，故自号“陶朱公”，原来和陶业无关。
范蠡所处的时代，是在春秋末期。当时，吴越地区已由铜器时代进入到铁器时代，制陶业早已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而且宜兴地区已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古窑遗址，比范蠡的时代早得多。所说，说范蠡是陶业的祖师当然只是传说。
范蠡决不是宜兴陶业的创始人，但可能是他把制陶业扩大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陶业和许多其他事业一样，都是无数不知名的劳动者经过多少代的艰苦劳动，积下无数宝贵的经验，世代相传，才日趋完善起来的。这从50年代以来发掘的地下资料中可以得到证明。
三、陶都古窑遗址
宜兴陶业，源远流长。但是，始于哪个时代，以往一直没有确切的定论。据古代文献记载，紫砂陶的历史只是上溯到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创始人为金沙寺僧和供春，（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始造均陶的时间也只是定为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以欧子明创建欧窑的出品为代表。（明·谷应泰《博物要览》）至于日用陶则更少记载，始见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王禾犀登所写的《荆溪疏》，而且只有寥寥数十字而已。
通过40年来的考古调查，特别是近几年来宜兴对古代窑址进行一系列的普查工作，基本上弄清了宜兴陶瓷的起源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
1959年，在宜兴鼎蜀镇南山附近的均山曾发现一处六朝青瓷窑址。尔后，宜兴陶瓷公司为编写《宜兴陶瓷史》，会同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和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曾在宜兴的鼎蜀、张渚和杨巷等地开展了较系统的古窑址考古普查工作，先后发现古文化遗址7处，其中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5处，另有古窑址100多处，其中：汉代窑址16处，六朝青瓷窑址3处，隋唐、五代窑址9处，宋元窑址20处，明清窑址60多处。
《宜兴古窑址调查》，载《文博通讯》（1979年1月号）在古代窑址中，又以宜兴鼎蜀镇附近汉代窑址、宜兴南山六朝青瓷窑址、宜兴涧。唐代古龙窑和宜兴蠡羊角山宋代紫砂古窑址为最有代表性。这是中国龙今为止发现最早、保存较完整的一批古窑址，对研究宜兴陶瓷史、中国古代窑炉发展史和紫砂史，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宜兴地区古窑址的发现和重点窑址的清理发掘表明，上起汉代，下至明清，涉及到了宜兴历代陶瓷烧造简况，基本上理清了宜兴陶瓷的历史连续性问题。涧古龙窑是江苏地区发现的惟一一处唐代青瓷窑址，器物造型特征与浙江地区同期瓷窑基本相同。窑址所出均为日常生活用品，碗、钵、罐占总数的98％。特别引人重视的是蠡墅羊角山发现的早期紫砂古窑址，把紫砂陶的烧造历史提前了将近500年。出土紫砂壶形式拙朴，粗犷。这些新资料对于陶瓷研究工作者、紫砂工艺师和收藏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鼎蜀镇附近的汉代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