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悠久的陶文化与成熟于唐代的茶文化相互融合，相互碰撞，终于进发出灿烂的火花，这就是宜兴的紫砂陶文化。宜兴细泥陶的产生是中国陶业经历了近万年发展而达到的一个高峰，虽然它与新石器时代的红陶、灰陶、彩陶迥然不同，但终究属于陶文化的范畴，没有脱离开古老的制陶工艺传统。直到今天，手工紫砂器成型的两个最基本的方法打身简和泥片镶接法，前者用泥片圈接成泥筒，后者用泥片直接和泥贴合，从严格的意义上讲都没有脱离原始制陶中泥条盘筑法的范围，只是更加精练而已。为什么闻名于世的紫砂文化会产生于江苏宜兴县这个地方呢？宜兴，古称“荆溪”，因苍山而得名。周初属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称“阳羡”，晋惠帝时并六县设义兴郡。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为避太宗光义讳，遂改名为宜兴县至今。宜兴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太湖西岸，与浙江、安徽两省接壤，属于江南中部。其东、西、北三面是富庶的太湖平原，南部是绵延起伏的天目山余脉，山青水秀，峰峦叠嶂，“出多岩洞，洞皆神奇”。宜兴县志载：全县有石炭岩洞119个，奇异天成，在很早的时候这里就以风景秀丽著称，历来为文人学者们所倾慕。唐代宰相陆希声在晚年时隐居在这里的颐山；诗人李白、杜牧等都游历过这里并留下赞美的佳句。宋代，这里已经发展成有3万人口的城市。宋人陈克在描述宜兴古城时，作《上元词》云：“桥北桥南新雨晴，柳边花底暮云轻，万家灯火照溪明。”文学家苏东坡迷恋这里的山水景色，曾数次来到宜兴，并选中宜兴作为养老的世外桃源，赋诗说：“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元、明、清以来，这里一直是江南地区文化活动的中心，纺织、制茶、竹玉雕刻等手工艺都很兴盛，是文人雅士们赋咏作画集中的地方。宜兴最为有名的还是在于境内深山中蕴藏着丰富的紫砂矿藏，这些珍贵的陶土深藏于宜兴丁蜀镇黄龙山一带的岩石之中，杂于夹泥之层，泥色红而不嫣，紫而不姹，黄而不娇，墨而不黑，质地细腻和顺，可塑性强，渗透性好，品质极优，原料本身天然的化学成分较为合理。主要有紫砂泥、大红泥、乌泥、白泥、本山绿泥、墨绿泥几大类。一般只需要用单一的泥料通过粉碎、制备、陈腐，即可制坯，不需搭配其他掺和物，这在制陶史上是十分少见的。砂泥出矿时呈岩石块状，需将大块紫砂泥摊场风化，于竹席上日晒雨淋，然后用小铁锤敲击成核桃大小的块块，经过一段时间的风化，即成为豆状颗粒，再经研磨成粉末，用每平方厘米400个孔眼的筛子筛过，筛下的粉末，用百分之十五的水揉成元宝大的生泥块，置入潮湿的水缸里陈腐备用。筛上的粗砂泥用于制作花盆、鱼缸等大件器皿。使用时将生泥块反复多次捶打，使泥料充分粘合，增加可塑性，就可以直接制坯了。紫砂泥的主要化学成分是氧化硅、铝、铁及少量的钙、锰、镁、钾、钠等，焙烧出的成品赤似红枫、紫似葡萄、黄如柑桔，变化莫测，绚丽多彩。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宜兴出产优质砂泥，是成为陶都的首要条件，但这种“泥中泥”、“岩中岩”的矿藏在我国其他省份也有蕴藏，并不为宜兴所独有。除去出产优质原料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之外，宜兴还有其历史的、文化方面的优势。
首先是悠久的制陶传统。1975年，南京博物院、南京大学历史系与宜兴陶瓷公司组成古窑址普查小组，在宜兴归还公社骆驼村、唐南村，及周墅公社元帆村，发掘出各种打磨过的石器及红陶、夹砂红陶的残片，也有少量的白衣黑陶、灰陶等。据有关专家分析，器物主要特点与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马家滨文化”类型一致。从出土的石器和残陶片器型、装饰方法分析，证明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宜兴人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劳作并烧制出原始陶器。此后，又在宜兴境内发现多处春秋、商周以前的人类居住遗址及古窑址。综合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当地窑址的普查情况，鼎蜀镇附近有新石器时代遗址5处，两汉窑址3处，六朝窑址3处，隋唐五代窑址9处，宋、元窑址20处，明、清窑址60余处。鼎蜀地区东自鼎山，西自白岩、汤渡，南至白泥场，北达潜洛，方圆数十里，家家做坯，遍地窑场，几千年来社会发展，时代变迁，几度兴衰，但始终没有间断。其中唐代涧众的古龙窑，坐落在镇东南4公里的窑墩塘，窑址面积已有700平方米，圆式直焰龙窑，容积达80立方米，已具相当规模的烧造能力。产品主要有碗、钵、盆、罐、壶、瓶、灯等20余种，与江苏地区近年出土的晚唐瓷器特征相同。这座龙窑为最早的龙窑之一。由此看来，宋代紫砂泥的开采和利用不是偶然的，而是积累了当地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数千年的陶制工艺传统，发扬光大，显示出无比强劲生命力。
还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宜兴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产茶区之一。宜兴的“国山荈茶”始于三国孙吴时代，早在1000多年以前已著称江南了。“自古名山出名茶”，据宜兴县志载：境内有名山136座。“离墨山在县西南五十里……山顶产佳茗，芳香冠他种。”
这里所指的山顶佳茗就是云雾茶。唐朝，皇室将宜兴名茶列入贡茶之一。唐肃宗时（756～761年）开始向皇家进贡，每年在万串以上（每串约为一斤），适时采摘后日夜兼程送往长安都城。唐代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长兴与常州义兴（现在的宜兴）交界的顾渚山，每年役工数万人，采制贡茶“顾渚紫笋”。宜兴县志载：顾渚贡院建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至明洪武八年（1375年），兴盛之期长达605年。唐代产制规模庞大，“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制茶工厂“三十间”，烘焙间“百余所”，专供皇室和王公大臣享用。宋人蔡宽夫《诗话》中说：“湖州紫笋茶出顾渚，在常、湖（指常州和湖州）两郡之间，以其萌茁紫而似笋也。每岁入贡以清明日到，先荐宗庙，后赐近臣。”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年）诗人李郢，有一首长诗《茶山烘焙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宜兴顾渚贡茶给当地人民带来的疾苦，诗中有这样几句话：“……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芽来。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帖催，朝饥暮圃谁兴衰……，十日五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唐国史补》载：“长兴贡（指宜兴贡茶）限清明日到京。谓之急程茶。”从宜兴骑马到长安，行程近四千里，日夜兼程要赶在清明宴之前送到，这对宜兴茶农来说是一种非常沉重的负担。陆羽在《茶经》一书“八之出”里记载：“浙江以湖州上，湖州长城县（指长兴，也就是宜兴。910年改长城为长兴）顾渚山谷，与峡洲、光洲同；五桑山、儒师二寺、白芦山、悬脚岭与襄洲、荆南、羲阳郡同。”陆羽本人也多次到宜兴南山采茶品水。皇甫冉曾送陆羽南山采茶歌中有这样一句诗：“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在宜兴茶业大发展的同时，经陆羽的总结和倡导，皇室贵族、文人雅士们越来越讲究与名茶相匹配的茶具。中国的茶具由质地来区分有：金、银、铜、锡、铅等金属类茶具；有玉石、玛瑙、水晶等天然矿物质类茶具；还有玻璃、珐琅、瓷、陶、炻器等人工焙烧制造的茶具，这众多品质的茶具，属紫砂茶具最宜茶性。宜兴民间有许多关于紫砂壶的传说，最为广泛流传的故事是说，宋朝时，宜兴有一大户人家修造房子，当快完工时，主人嫌墙砌得不好，要工匠们扒了重砌，在人们拆墙时，忽然发现空斗墙里有一把茶壶，大家想起是前几天师傅喝茶时随手放在墙中空隙处，一时忘了被砌在墙里。大伙把壶盖打开一闻，壶内茶汁竟没有变味仍然香醇如故，这样紫砂壶泡茶数日不馊的事就传开了。这个故事虽然无籍可查，但传说的角度来看，是有着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的，道出了紫砂壶作为茶具的优点之一。
萦砂陶由于其原料的特性，具有透气不透水的特点。泥料中含有的石英、赤铁矿、云母等多种团聚性物质，在600倍的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它的双重气孔，这就是砂壶之所以“隔夜不馊”的科学道理。除此之外，前人还总结归纳了它的六大优点：一、泡茶不失泵味，色香味皆蕴，使茶叶越发醇郁芳沁；二、壶经久用，即使不放茶叶，注入白水，照常会有香浓的茶味；三、耐热耐寒，冬入沸水不炸，夏入冰水不裂，还可日夜以炉之微火焙之，不会爆裂；四、传导性慢，使用提携无烫手之虞；五、砂壶使用越久越美观耐看，茶水本身在冲泡过程中也可养壶；六、紫砂壶的泥色与经常冲泡的茶叶有关，泡红茶时，砂壶由红棕色变成红褐色，泡绿茶时，砂壶由红棕色变成棕褐色，壶色多变，耐人寻味。
紫砂茶具的诸多优点是一般质地的其他茶具所无法比拟的。
那么紫砂茶具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近年来，随着地下出土物的不断发现，“宋代说”似乎没有人提出更多的疑义了。就目前的考古资料而言，紫砂器始于北宋，也有人根据羊角山出土残壶复原来推新，认为茶壶、茶罐在宋代已经是较为复杂的立体造型了，而用于喝茶的盏、碗类更单一更简单的紫砂器应当比茶壶出现更早，这种推论应当是可以成立的。但限于目前紫砂研究领域内文献和实物的印证，早于宋代说只能是一种推论而已。宋代以后文人诗赋中赞及紫砂茶具才明显增多。元代蔡司玷《霁园丛话》云：“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底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知为孙高士（即元代名隐士孙道明）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明文震亨《长物志》云：
“茶壶以砂壶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清代李渔《杂说》中云：“茗注莫抄于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是人皆知矣。”历代的文人名士，高官显贵在品饮的同时也给他们所挚爱的紫砂茶具注入了丰厚的文化内涵。历代紫砂陶人呕心沥血创造出无比绚烂的紫砂文化，由宋而发端，经元代缓慢发展，至明中期完全成熟，它集万年陶文化及近数千年茶文化之大成，是我国陶瓷文化中独树一帜的文化艺术结晶。
一、关于紫砂茗壶的起源问题
格调高雅、工艺精湛的紫砂茗壶，是中国传统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长期以来，紫砂壶的起源，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探讨课题。目前，紫砂研究气氛热烈，有关著作不断问世，成果斐然。
多数研究者持“宋代起源说”，这种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来看，最早在元代，专供泡茶用的茶壶，才从唐宋壶具中分离出来，至明代中、后期，又在一般概念中的茗壶之中出现了紫砂茗壶，并在社会诸多因素影响下迅速成熟起来。实际上，大概在1976年以前学界对紫砂茗壶的起源意见较为一致。明清以来的学者也都认为始于明代，这是因为从文献著录到考古实物，有明确纪年可考的紫砂壶实物均为明墓出土。1976年宜兴丁蜀镇蠡野羊角山宋代龙窑窑址被发现后，出土了一批紫砂残器，有研究人员开始认为应当把紫砂茗壶的历史提前到宋。那么羊角山遗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这处紫砂窑址是1976年基建施工中发现的，据“调查简报”（《中国古窑址发掘报告集》）介绍：该窑址大都已被挖，仅残留窑头于地下。在有关的紫砂堆积中，采集到宋代特征的紫砂标本，大都为壶、罐残件，其中有“龙头形壶嘴”、“双条形壶把”等。标本中也有年代稍晚的，如“六方长颈壶”“已具有明代早期特征”。同时在构筑此窑的黄土层中，发现“两排倾斜的乱砖砌成的砖垛，此砖尺寸较小（25厘米×13厘米×3厘米），与江南北宋墓穴中常见的小墓砖相似。”根据这些理由，“简报”认为“此紫砂窑的年代，其上限可早到北宋中期”、“下限延至明代早期”，延续时间较长。然而黄土层中的砖垛，虽可认其为宋砖所砌，但不一定为宋人所砌，这些砖只是乱砖，且数量不多，被后代建窑时就地利用的可能性很大。同时“简报”认为“南宋以后则不见”的双条形把明中期同样存在。
1991年无锡南禅寺工地明井中发现的广口带流、直腹缸胎砂罐，就是这种双条把，同时出土的有明正德青花折枝花三果杂宝茶碗，其时代依据确凿。将此罐与“简报”所示双条把壶相比较，两器造型基本一致，故我们认为将双条把壶改称为罐则更为合适，其胎系缸胎还是紫砂胎，亦可研究。
再如“简报”归入宋代标本中称为“素式”的一种壶嘴，其制法粗犷，系泥片卷捏而成，嘴端往往留有一角缺口，这种壶嘴也是明代日用陶常见的。1985年无锡市无锡日报社工地明井中出土黑釉四系陶壶，也是这种壶嘴。至于“简报”认为“多见于两晋到隋唐器物以后似不多见”的壶嘴粘贴工艺“打洞捏塞法”，在明代日用陶中更是普遍，不再举例了。从以上标本所得印象，此堆积中有许多是缸胎日用砂陶，并非紫砂器。另据“简报”而知，紫砂堆积所在断层自上而下分为四层：第一层厚约4米，是近现代废品；第二层厚2米～3米，是混合层，其中杂有“欧窑产品残件”；第三层厚1米～1．5米，“整个断面呈灰紫色”，即紫砂堆积，此层还可细分3A、3B、3C三层，每层约0．4米；第四层即是出砖垛的黄土层。由于第二层中的欧窑器已确认是明末清初产品（同时出土晚明青花寿字、清康熙青花花果纹碗）则此层年代应是明末清初。紫砂层也就是第三层厚仅1水～1．5米，无长期停烧的痕迹，其地层连续性很清楚．那么羊角山遗址下限应早于明末，但其上限顶多至明中期，提前下到明早期。
发掘出土的这批紫砂残器，器型以壶为多，也有少量罐的残片未见一二层较多的那种厚重而粗糙的缸、瓷类制品。残片数量较多，许多是壶的流、柄、盖的局部，经当地考古工作者的粘接和复原，基本上可以看出壶形器的造型特点。它们的造型大小不等，有高颈壶、短颈壶两大类，壶柄有单泥条柄、双泥条柄两种，而且有细长柄与短粗柄之分。壶嘴有细弯与短粗两类。流上多有龙形、虎形的雕塑装饰。壶的盖子有平盖与罩盖两种。盖钮的形制就更加丰富了，有的塑一只鼠形小兽，还有宝珠形、馒头形和圆柱形等多种形制。大抵来说，平盖壶大多是圆形腹，罩盖多为六方、八方形壶身。有的壶把手上方与肩齐平处还贴有一个小巧的半圆形镂孔系，是模仿瓷器装饰中的“盲系”而制；壶嘴与壶身、提梁柄与壶身的粘接是采用早期的钻孔塞泥法，壶身内壁流口外缘泥巴清晰可见，只是在壶的外侧器表嘴与壶身粘合处，为了弥合与掩饰接痕特意贴饰一柿蒂形泥片。羊角山出土的这批残片，经与几件有明确纪年出土的明代完整器物相对照，不难发现，两者的胎泥颜色、制作工艺、形制大小、装饰内容都比较一致，应属同时代、同时期的器物。这座龙窑内也未见有宋代其他品类的陶瓷器出土，也未见可以参照的窑具之类器物，因此我们认为将羊角山窑址出土的紫砂器定为明代中期前后较为妥当。宋代紫砂窑址的说法，目前尚缺乏令人信服的足够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