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宋代说”的学者们认定的依据除这批羊角山出土物外，还有1965年5月在江苏省丹徒县新丰镇前姚村发现的一口古井，井中出土文物24件，有盛水或盛粮食用的带双系的平底釉陶罐，带把双系釉陶执壶，带把四系平底酱釉陶壶和两件青釉莲瓣纹瓷碗，其他是铁制的镰刀、斧头等生产工具以及妇女梳妆生活用品。
比较能说明年代的是三枚铜钱，一枚是“元丰通宝”，另一枚为“皇宋元宝”。同时出土一件紫砂壶，高12．2厘米，腹径17．5厘米，（已失盖），小口，扁球形腹，短弯流，单把柄，大底平坦，泥色发红，壶嘴与壶把为钻孔塞泥法而成，壶内有手捏制的痕迹。另外两件喇叭口垂腹壶，褐红色胎，上半截为黄褐色釉，显然是釉陶制品，与紫砂并不相干。有人称丹徒古井出土了三件紫砂器显然是将这两件釉陶壶也包括其中了。由于是早已废弃的古井，井中堆积的弃物没有明显的地层关系，可能是一次丢弃的，也可能是数次丢弃的，只有宋钱有据可依，其他的生产、生活用品时代特征不很明显，惟一的一件紫砂壶，从壶身扁球形的造型，与壶嘴、壶把的粘接工艺来看，与明墓出土物十分接近，应当是明代制品，何时丢弃入井，尚不可知。
还有一些现代学者是根据宋人留下来的诗文，提出紫砂源于宋代，主要引用的是这几段文字记载：
“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
——梅尧臣《宛陵集·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诗》“雪贮双砂罂，诗琢玉无瑕。”
——梅尧臣《宛陵集·答宣城张主簿遗山茶次其韵》“喜共紫瓯饮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清。”
——欧阳修《和梅公仪尝茶诗》“窗外炉烟自动，开瓶试一香泉。轻涛起，香生玉尘，雪溅紫瓯圆。”
——米芾《满庭芳·绍圣甲戍暮春与熟仁试赐茶》
这些宋人诗句中谈到的紫瓯、砂罂、紫泥究竟是不是我们现代所指的紫砂茶具呢？在弄清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当首先了解一下宋代的饮茶习惯。宋代的茶叶不是我们现代概念中的散茶叶，而是制成半发酵的膏饼，饮前先把膏饼碾成细末，放在茶碗里，再用刚沸的开水冲泡，水面即刻会泛起一层白色的细沫。宋代的茶盏虽然有很多颜色，有白釉、青白釉、青釉、酱釉、黑釉等，但就衬托泛起的白沫来欣赏其状态这种品赏趣味来看，黑釉类茶盏，最受时人欢迎。当时从最高统治者宋徽宗到一般的文人名士乃至有品茗雅兴的茶人，全都偏爱斗茶，推崇福建建窑生产的紫褐胎黑釉茶盏，正因为这种特殊的需要，紫胎的建窑盏得到极大的发展。
宋人欧阳修“喜共紫瓯饮且酌”，米芾“轻涛起，香生玉尘，雪溅紫瓯圆”等诗句中的“紫瓯”，其实是指萦釉（现称黑釉）类的碗盏，苏轼“银瓶泻油浮虫岂酒，紫碗铺粟盘龙茶”，“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之句可证。宋代生产的紫釉碗盏，以兔毫盏、鹧鸪斑、紫定等品种最为名贵。蔡襄“兔毫紫瓯新，蟹眼清泉者”；杨万里“鹧斑碗面云萦字，兔褐瓯心雪作泓”等句均是赞咏此类碗盏的名句。这里提到的“紫瓯”显然和紫砂壶不相干的。由于福建建阳的兔毫盏的胎泥是紫色的，所以称为“紫瓯”，诗中的“雪”字是指被沸水冲起的白沫，这种白色的茶沫在黑釉兔毫盏的衬托下色泽分明，富有诗意，两者相互烘托，融为一体，可谓斗茶时享受到的最高境界。联系到梅尧臣“雪贮双砂罂”，米芾“雪溅紫瓯圆”，都是诗人在斗茶时所见的茶汤泛起白沫与紫胎黑釉盏相互衬托，争奇斗艳的情景描述。
如果将建窑生产的紫胎黑釉瓷器理解为紫砂陶，显然是不合适的。
再者，“瓯”字的本意是指小盆形的器皿，《说文解字》：“瓯，小盆也。”《方言》：“扁瓦，其大者谓之瓯。”宋人诗文中出现“瓯”字应指茶碗、茶盏，而非指茶壶，将“瓯”视作“壶”，这从字意上来说也是解释不通的。因此，宋人诗句中的几句题咏诗词并不能作为紫砂器源于宋代的科学依据。
话又说回来，当我们反复研究羊角山这批紫砂残片的时候，会发现当时的制作工艺已具相当的水平。壶器的制作较罐、钵、盏的难度都大很多，需要安装必备的流、柄、盖，要求粘接牢固美观，和谐而匀称，有时还要在盖面、柄端加饰掩盖接痕作用的浮雕装饰，在此之前应当有一个更为原始而简陋的制作过程。宜兴地区的古代匠师们对砂泥性能了解和熟悉使用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几代人共同努力、日积月累的宝贵结晶。宋人极讲究饮茶，茶文化至宋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作为最宜于茶的紫砂茶具与茶事的结合和碰撞始于宋也许更合乎事物的发展逻辑。它们一开始不见得能制出形制略为复杂的壶类，极可能是盆、钵、罐、盏之类的简单造型，但迄今为止，我们不曾见宋墓或可以完全确认的宋人遗址有紫砂器出现。我们相信，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和地下宝藏的不断出现，在不久的将来，也许我们会有宜兴紫砂的新发现，我们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二、明代紫砂器的创始及成熟
古人专述宜兴紫砂的著作，以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周容《宜兴瓷壶记》这两种最早和最为重要。周高起，字伯高，晚明江阴人，曾参与撰修过县志，著有《读书志》、《洞山齐茶系》等著作，明清交替之时死于战乱。《阳羡茗壶系》记述了紫砂壶的创始，明代紫砂工艺的特征，紫砂泥料的种类性状，并依次著录金沙寺僧与明代制壶艺人31人，内容翔实丰富，是研究明代紫砂起源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依据。
周容，字茂之，宁波人。明亡后为僧，后因母在返俗，踪迹遍天下，所交皆一时遗民，曾坚决拒绝博学鸿儒的推荐。著《春涵堂诗文集》（《江阴县志》）。在《宜兴瓷壶记》中，作者根据亲眼见闻，对明代至清初的制壶工具、工艺作了重要介绍。文中称“甲午者，余寓阳羡”［清政府开设博学鸿儒科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依此文推算，“甲午”应为顺治十一年（1654年），此文应是入清后写的。
关于紫砂壶的由来，周高起说：“金沙寺僧……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传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供春，学使吴颐山家青衣也，颐山读书金沙寺中，供春……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胚，茶匙穴中，指掠内外，提螺纹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今传世者，栗色暗暗如古金铁。”（转引自李景康、张虹《阳羡砂壶图考·制工窑火》）吴骞有诗云：“金沙泉畔金沙寺，白足禅僧去不还。”徐喈凤《重刊宜兴县志》说：“金沙禅寺在县东南50里，唐陆希声读书山房，后改禅院。”此处明确地指出了金沙寺的地理位置是县东南50里的金沙泉畔，寺中居住着不知姓名的白足禅师，就是阳羡茗壶最初的创始人，他是根据陶工们生产日用缸、瓮的制陶经验最先使用紫砂做壶之人。在寺院茶园经济极大发展的明代，制壶始于讲究茶理、茶道的寺院僧人之手也是合乎情理的。
关于紫砂泥的开采和使用，当地流传着一则美丽的传说。明时有一举止奇异的和尚来到宜兴，在村里绕了几天以后，指引着村民来到附近的白砀、青龙、黄龙诸山上，指着地下告诉大家：“卖富贵土。”和尚离开后，村民们在所指的地下岩缝中发现了硬如铁甲的五色甲泥，就是制壶用的紫砂泥。由此，宜兴以烧制紫砂陶器而发达，得益于当地出产的这种得天独厚的“富贵土”。
从周高起之说我们可知：
（1）紫砂工艺的创始者是宜兴金沙寺僧，供春得其传。时间是在明代中期的正德年间（吴颐山正德九年登进士榜）。
（2）宜兴发达的早期日用陶为紫砂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有利条件（“可以陶缸瓮者处”、“附陶穴烧成”）。
（3）初作紫砂壶的胎质细于砂器，是缸质胎质地改良后的结果（抟其细土，加以澄练）。
（4）与日用砂陶不同的是采用了捏制方法，但极其粗犷，工具简陋（“捏筑为胎”、“茶匙穴中”、“指掠内外”，留有指纹接胎痕）。
这最后两点表明紫砂壶在正德时已超越了日用砂陶的范围而提高为工艺陶，也就是说，明代初期宜兴制作的陶器主要还是缸、坛、罐等大件日用砂陶。明中期金沙寺僧最早从烧制缸瓮的陶人手中学习了制壶的技艺。《阳羡砂壶图考》认为“阳羡砂壶肇造于朝正德间，士大夫赏其朴雅，嘉其制作，故自供春，大彬以还即见重艺林，视同珍玩”（《〈阳羡砂壶图考·上卷〉序》，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专刊）。关于金沙寺增人，前人的文献中极少记载，与之同时期的供春倒是出现在许多论及紫砂的专书中。供春（又名龚春），明正德年间宜兴兴人，这位紫砂陶艺家原是吴颐山的书僮。吴颐山是明正德甲戌年进士，后官及四川参政之职。在作官出仕之前，曾在家乡金沙寺潜心读书，并携侍僮供春随时差使。据《宜兴县志》载：“明代正德车间（1506～1521年），提学副使吴颐山携带书僮供春，读书于湖汶金沙寺中。”相传明时金沙寺旁有一株枝叶参天的硕大银杏树，每百年结一树瘿（即树瘤）。供春侍奉主人吴颐山读书住在金沙寺，闲暇之时经常仔细观察老僧人制作茗壶，天长日久，虚心好学的供春看出点门道，就使用老僧用剩下的陶泥做坯，模仿大银可树上生长出来的形状奇特的树瘿为造型，捏造出几把形如树瘿的茶壶。当时还没有发明后来使用的“镶身筒”、“打身筒”的制作工艺，就用大茶匙挖空壶身腹内的泥巴，再用手按平内恻凸凹不平的内壁，文献中记载，供春烧制的茗壶“指螺纹隐起可按”就是指用手指按捺后留下的痕迹。主人吴颐山见到心灵手巧的供春做出的树瘿壶十分高兴，壶的表面如瘿似瘤，有一种自然天成的美感，就让供春放弃侍奉杂役而专心制壶。不久，供春壶终于出了名，供春本人也摆脱了仆童的生活，成为金沙寺老僧制壶技艺的真正传人。供春壶自问世以来历代都有名家仿制，其制法仍模仿树瘿，用工具将整团泥巴掏空挖出壶腔，把与流不是后镶上去的，而是一整团泥巴与壶身同时捏制相连。令人遗憾的是金沙寺老憎的作品目前未曾见，而供春的制品也如凤毛鳞角。关于现仅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惟一的一件有供春款识的树瘿壶的真伪问题，目前还有所争议。关于这件传器，民国年出版的《阳羡砂壶考》上卷指出：“宜兴储简翁藏供春树瘿壶，失盖，全身作老树皮状凸凹不平，鋬类松根，旧存沈树镛家，继归吴愙斋，后归费念慈，转传傅氏，民国十七年始归储氏。”这件珍品1928年为宜兴储南强所收藏。据储氏述：“上年（约1927年）在苏州地摊购得，为山阴傅叔和氏绍兴人所藏，傅之前为费念慈所有，费氏之前为吴大所藏，又前出于沈钧和家，再往前就不知道了。”储南强以500元辗转得来，缺少壶盖，在此之前吴大请当时名家黄永麟大师为壶配过一只瓜蒂盖。后来画家黄宾虹认为，壶为树瘿，盖为瓜蒂，不符合道理，储南强也认为言之有理，就又请制壶名家裴石民重新做树瘿盖，并在壶的外沿用黄宾虹书法写铭文“作壶者供春，误为瓜者黄玉麟，五百年后黄宾虹识为瘿。英人以二百金易之而来，能重为制盖者石民，题记者雅君。”1953年储先生将此壶捐献给苏南文管会。现收藏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这是惟一的一件供春作品，由于没有其他传世品可以参照，因而也存有不同意见。
自供春以后，又有董翰、赵梁、元畅、时鹏四大家和李茂林等名家，大多无实物传世，仅见于文献。名家李茂林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壶乃作瓦缶囊闭入陶穴”的匣钵装烧法，防止了紫砂器与缸瓮同烧时沾染其他杂质的弊病。可以说，金沙寺僧与供春在明正德期间完成了中国紫砂茗壶的创始阶段，明四家在继承供春传统壶艺并为迎接紫砂制作的第一个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紫砂茗壶作为一种工艺陶，其发展的外部条件往往取决于社会经济因素，并通过这些因素反映出当时一定的文化时尚、人们的社会心态和审美品味。特别是茗壶的制作者与使用者，对各时期茗壶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言，紫砂陶器的历史大概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创始期明早期到中期，以金沙寺僧与供春为代表。紫砂陶人开始逐渐掌握砂泥的特性，能够制成简单的泥片，并且吸收了当时制缸、木器家具、漆器制造等其他领域的工艺手法，慢慢摸索出“镶身筒”、“打身筒”的基本成型技法。但由于混同其他陶器同处一窑焙烧，多有“飞釉”、“火疵”现象。属于这一时期的出土物是1965年南京中华门外出土的嘉靖十二年（1533年）司礼太监吴经墓中的一件紫砂壶，口径7厘米，通高17.7厘米，壶为提梁式、平底，平盖无唇，故盖内粘贴“十”字泥筋以合口，口沿短直。壶嘴与腹身粘合处饰柿蒂形泥片。胎质较粗，近似缸胎，呈灰褐色。外部虽经打磨略显光洁，但腹内尚存接胎痕。壶身沾飞釉泪斑。吴经是明武宗朱厚照宠信的宦官，嘉靖十二年葬于南京。随葬品中有文武俑、兵马俑、鼓乐俑组成的百余人的仪仗队列；还有影青小碟、杯、碗等习见物及少量的南宋官窑瓷器。这件紫砂提梁壶器表胎泥中铁质分布不均匀，在氧化气氛下焙烧故而呈现深浅不同的颜色，壶盖上壶钮的修整较为圆润，可见已使用简易的转盘加工。此外，前述的无锡南禅寺明井中与正德青花碗同出的紫砂壶（缺盖），口径6．6厘米、底径12．5厘米、高9．7厘米，平肩平底，状似扁鼓，无把，肩上安四银锭式系，自肩部平伸出三角状壶嘴，极短，嘴口朝上约与肩平，胎色与吴经墓提梁壶相似，口沿亦短直，腹里亦现接胎痕，器表有飞釉泪痕。两壶的年代当距金沙僧、供春不远，属早期紫砂。壶的造型各具特色，且一出于正四品司礼太监墓，一为无锡著名梵刹南禅寺僧人所用，颇能代表当时制壶水平。以下，我们即就此并结合文献对早期紫砂的基本特征试作分析：
（1）胎质均较粗。近似缸胎，呈灰褐色。周高起称“壶之土色，自供春以下，及时大初年，皆细土淡墨色。”这种“淡墨色”与前称供春壶的“栗色”均与灰褐色相似。这是早期紫砂的基本色调。
（2）多见飞釉泪斑。紫砂工艺陶采取单件捏塑制作，一次成品有限，所以随缸坛同烧。周容说：“甲午者，余寓阳羡，主人致工于园，……二旬成壶凡十，就窑火。”紫砂器的整窑烧造估计要到清前期以后才会出现。同时，装匣钵烧造始自万历年间的李茂林，故“前此名壶不免沾缸坛油泪”（引《阳羡茗壶系》）。
（3）无款识。刻款、戳记、题铭等是紫砂壶的主要特色之一，非发展到一定的高级阶段不会出现。周高起说：“镌壶款识，即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竞运刀成字，书法闲雅……次则李仲芳亦合书法。若李茂林朱书号记而已。”李茂林为时大彬弟子李仲芳之父，比大彬稍早，仅以朱书号记。更早则无刻款技艺习惯。据此又知，刻款、印记始自于时大彬。但刻款不容易，所以其初尚需请人代笔落墨。
时大彬紫砂胎剔红山水人物执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