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葬品有金、铜、玉、石、牙、骨、陶器等。其中铜器最多，有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以容器和乐器最重要。很多铜器上都有重要铭文，内容涉及晋侯的活动，多有晋侯之名。8号墓出土的晋侯苏钟具有重要意义。这套编钟共两堵16件，其中14件被盗而流散境外，后由上海博物馆购回。钟上有长篇铭文，详细记载了王33年，晋侯苏率兵随周王巡省疆土，并受命伐夙夷立功受赏之事。铭文对西周铜器断代、西周历法及方国史的研究都具有极高的价值。64号墓出土的8件一套编钟，铭文内容与楚公逆有关。史载晋、楚两国交往的最早时间不超过春秋早、中期之际，然而楚公逆所处的时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宣王之世，在晋侯墓中出土楚公逆的编钟，至少将晋、楚交往的历史提早至西周晚期。晋侯墓还出土了一批造型奇特的青铜器，其中很多为青铜器中首见。如8号墓出土的3件兔尊，以兔为尊，在青铜器中尚属首例。63号墓出土的简形器。盖上有立鸟为纽，盖和口沿各有一对贯耳，下有方座。四面各有一裸体人形足，方座内挂两只小铃。这种铜器造型前所未见，其功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晋侯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包括璧、璜、琮、圭、戈、环、块、玉人、组玉佩、缀玉覆面等。比较重要的是组玉佩和缀玉覆面。63号墓出土的一组玉佩饰，由玉璜、玉珩、玉管、料珠、玛瑙管组成，共204件，其中最大的璜，长达15．8厘米。纹样多用双勾技法雕刻，工艺精湛。组玉佩下端有两件玉雁，形象活泼。缀玉覆面是盖在墓主脸部的，其中62号墓所出的缀玉覆面为晋侯墓地最精彩的一组，由48件形状多样的玉片缝缀在布帛上组成人面形。眉、眼以碧玉制作。玉片多雕刻有纹饰，制作精细。最具特色的是。在63号墓出土的一件铜盒内装满了各类玉质小件器物，有玉人、熊、牛、马、鹰、龟等多种造型，其中大部分是商代的典型玉器。这些玉器墓主是如何得来的，仍是个谜。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玉器被单独放在一处并用来随葬，它们应是墓主生前钟爱之物。
晋侯墓中出土陶器不多，也没有玉器和铜器精美，但对考古学断定年代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陶鬲，使用时间长，形式变化多样，是周代考古断代的标准器。其中7号墓出土的一件陶鬲，卷沿，深腹。连裆较高，三足呈锥形，鬲身加有三个小扉棱，是西周中期较为典型的连裆鬲。对晋侯墓出土陶鬲进行早晚顺序的排定，为一些没有纪年材料出土的墓葬的断代提供了重要参考。
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自叔虞始封于“唐”至文侯共历十一侯，文侯以后，晋国迁都新田，又在新都附近另辟公族墓地。晋侯墓地起止年代大体是从西周早中期之际至春秋初年。研究者多认为墓主为唐叔虞或晋侯燮、武侯、成侯、厉侯、靖侯、厘侯、献侯、穆侯、文侯这9代晋侯及其夫人。
晋侯墓地无疑是20世纪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为研究晋国考古乃至整个周代考古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具有重大意义。晋国迁都新田以前的都邑所在一直是学术界广为关注的问题，这次晋侯墓地的发掘，以确凿的实物资料证明，晋国始封地——唐，应在晋侯墓地附近。新的发掘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为什么出土铜器铭文中的晋侯之名多数与文献所记晋侯之名不符？晋国早期都城的城墙、宫殿在哪？这些谜底的揭穿，还要靠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深入的研究来逐步解决，这种探索永无止境。这就是考古的魅力，也是科学的魅力。
三门峡虢国墓地
春秋时期，晋献公想吞并虢国，以夺取函谷关等军事要地，于是他向虢国的邻国——虞国国君借道。有了虞国的帮助，晋国很快就消灭了虢国。但在回国途中晋军却发动突然袭击，俘虏了虞国公，又顺利地灭了虞国。创造了一石二鸟的经典战役，同时也留下了“假途灭虢、唇亡齿寒”的千古遗训。这个虢国就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三门峡市。
虢国不复存在，然而故事却并没有结束。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在三门峡上村岭等地发现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虢国贵族墓地和虢国都城上阳城遗址，从而再次把虢国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向人们展示了西周春秋之际虢国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提供了古代诸侯王墓葬制度的重要资料，成为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之一。
虢国墓地是一处排列有序、等级分明且保存完好的大型邦国公墓。墓向均朝北，个别墓有腰坑或壁龛，腰坑内埋狗，也有殉狗但不挖坑。大型墓重棺单椁，中型墓单棺单椁，个别墓有棺无椁或无棺椁。有的椁内外有铜椁饰。装饰品多放在棺内，而青铜礼器及武器、车马器等都放在棺椁之间，二层台上放置陶器。墓地总面积32万平方米，国君与一般平民同处在一个墓地内，沿袭了古代族葬制的传统，但二者以界沟相隔，以示尊卑之别。因此墓地被分为南北两区，高等级的墓葬都位于北区。发现了两座国君墓、一座国君夫人墓、两座太子墓在内的250余座贵族墓葬，出土各类珍品2万多件。墓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君虢仲与虢季的大墓。
虢仲墓为土坑竖穴墓，墓口长5．6米，东西宽4．4米。墓底略大于墓口，南北长6米，东西宽4．62—4．92米，深19．3米。墓穴四壁以淡绿色颜料进行涂抹。葬具为重棺单椁，外加大型棺罩，内外棺之间填塞不少丝织物。随葬品异常丰富，主要是青铜器与玉器，层层叠叠堆满整个墓室，依其用途的不同，分别放置于棺椁之间、棺罩及其周围、外棺盖上、内棺盖上、内棺内等五处。
棺椁之间：主要放置铜礼乐器及铜兵器、工具、车马器等。礼器有鼎、簋、鬲、盈、匝、方壶、圆壶、盘、盉、甗、方彝、尊、觚、爵、觯等，仅鼎就有29件。簋与鬲均为6件，分别为形制、纹样、大小均相同的列簋与组鬲。簋上铸有铭文。盈有4件，均铸有“虢仲作虢妃宝盨，子子孙孙永宝用”的铭文，器形巨大，保存完好，是同类器物中最大的。乐器铜编钟，有甬钟与钮钟各1套，均为8件，是考古发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两套编钟，钮钟有铭文，最长的60多字。另外还有石编磬2套16件，铜钲1件。
棺罩：有铜铃、铜鱼、石贝、陶珠等，均带穿孔，原有细绳以悬于棺罩之上。棺罩上还覆盖带有图案的丝织品与麻布制成的荒帷。
外棺盖：器物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器物主要为铜器，放在素色粗麻布与丝织物之上，有铜棺饰、铜车马器軎、辖、衔、镳以及作为兵器饰件的铜锡等。下层器物多为玉器，也有少量木器。器物下面铺有数层麻布，有玉戈、匕、柄形器等。个别上面有墨书文字，写送葬者的姓名及所送物品的名称。
内棺盖：放置玉器，数量很多，有戈、戚、璧、璜等礼器与龙、虎、龟、鱼、凤、鸟等动物形玉饰。
内棺内：由上至下可分为殓衣衾上、殓衣衾中、人身上与人身下4层。分别放置不同种类的玉器。殓衣衾上主要放置动物形玉雕；殓衣衾中主要放置礼器；人身上放置一组六璜联珠组玉佩动物形玉雕。头部有玉发饰、口内有玉贝和玉珠。头部有幎（mi）目缀玉，颈部有项饰，手部有握玉，脚下有踏玉，脚趾之间有夹玉。胸、腹、股骨间放置多件玉戈、玉璧；人骨架下面放置玉璧、戈、玉鱼等。
玉器分白、青、黄、碧等玉种，大部分为新疆和田玉，其玉质之好、数量之大、工艺之精、串联方式之复杂，在周代考古中是比较罕见的。其中的，龙纹玉璧，双面饰抽象变形云龙纹，整器圆度规整，纹饰流畅大方，富有动感。青色饕餮纹玉斧，羊脂白玉钻等，无任何使用痕迹，是作为一种标志礼玉在特定场合使用。两件玉握最为典型：右手为和田青玉，呈圆管状，周身饰旋转龙纹，是西周时期的典型器物；左手为和田青白玉，呈圆角方管状，周身饰8周弦纹，两端分别饰4只蝉纹，为商代遗物。仿生动物玉雕最为传神，有神秘莫测的玉龙，凶猛咆哮的玉虎，展翅欲飞的玉鹰，活泼可爱的玉兔，造型各异的玉鹿以及玉鼠、玉牛、玉蛇、玉羊、玉喉、玉蜘蛛、玉蜻蜓等，种类几乎囊括了我国北方地区全部常见动物。此外，玉册上有用毛笔书写的“南仲”字样，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毛笔字迹。
铁刃铜器也是重要发现，为铜铁组合器，有铜内铁援戈、铜铁叶矛、铜銎铁锛和铜柄铁削，其中一件为人工冶铁。其余三件均为陨铁制品。墓中还出土了陶、木、竹、蚌、麻、象牙等器物，有皮革制成的马甲与人的铠甲，特别是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麻织品衣物，也是我国考古发现中最早的纺织品成衣。
虢季也是虢国的国君之一，他的墓葬形制与虢仲基本相同，也有自己的特色。它的随葬品总数近5 300件，仅青铜器就有2 487件，礼器有鼎、觑、鬲、簋、盨、圆壶、方壶、盘等，基本组合为7鼎6簋8鬲，还有两组乐器，即铜编钟一组8件，石编钟一组10件及铜钲1件。墓主头上有精美的缀玉面罩，人身上放置有一组七璜联珠组玉佩。它的车马坑是墓地中最大的，车有16辆，马有70多匹。墓葬中还出土了铜柄铁剑，被称为“中华第一剑”，是我国目前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
虢国墓地的发现是国内同时期墓葬中首屈一指的，尤其是多组成套的铜礼器和大量的玉石器更是无与伦比，对后世的葬玉风俗影响极深。周代是严格讲究等级礼仪的社会，不同身份死者的墓在深度、规模、棺椁数量、随葬品的多少、尤其是列鼎数量方面有极大区别。虢仲生前曾任周朝的宰相，辅佐周王治理天下，权倾朝野、地位显赫，所以他的墓葬是一座等级仅次于周天子的高级贵族墓，死后墓中可以随葬7鼎6簋，是诸侯王的待遇。周代的虢国墓地严格遵守埋葬制度，是当时社会等级关系进一步制度化的反映。
曾侯乙墓
在秦统一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列国林立，其中著名的大国是“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而有些小国却失载于文献，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幸运的是，一些湮没于地下的遗存被考古工作者发现，从而惊悉一个曾经存在于战国时期的神秘王国——曾国。这个惊世发现在1978年，湖北省博物馆对位于湖北随州市西郊擂鼓墩附近的一座墓葬进行了发掘，发现这竟然是一座规模前所未见且保存非常完好的战国时期的诸侯大墓。
该墓为岩坑竖穴木椁墓，开凿在红色砂砾岩的小山丘上，墓上的封土早已被夷为平地。墓坑规模非常大，平面呈多边形，面积达220平方米。由171根长条劈木垒成的巨大木椁置于墓坑底部，共用木料约380立方米。木椁四周及椁顶填充木炭逾6万公斤，木炭之上为厚10—30厘米的青膏泥和厚约2．5米的夯土，夯土之上铺一层石板。石板之上的封土均经夯打。椁室分东、北、中、西4个室。主棺置于东室，为漆绘的内、外两重木棺。外棺外镶有青铜框架，棺盖四周有12个铜纽，棺底部有10个蹄形铜足。经鉴定，墓主为男性，45岁左右。与墓主相伴的殉葬人共21个，均为年轻女性，皆有木棺作为葬具，其中东室置8具，西室置13具。此外，主棺近旁还有木棺1具，素面无漆，内有狗骨1具。
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随葬品，主要放置于中室、北室和东室，西室仅有一些玉器、木梳、木篦等小件物品。东室主要放置琴、瑟、彩绘衣箱等漆木乐器和用具及少量兵器、马具，另外在墓主周围还散落有许多玉器、骨器、角器和小件金器。北室俨然是一个武器库，放置大量兵器、车马器、皮甲胄，还有一对青铜大尊缶和竹简。中室摆满礼乐器，有悬挂在立架上的编钟和编磬以及瑟、笙等乐器，还有鼎、簋等青铜礼器，均分类陈放，井然有序，生动地再现了这位古代诸侯“钟鸣鼎食”的奢华生活。
墓中出土的随葬品达15 400多件，仅青铜器一项就有6 000余件。这些铜器采用浑铸、分铸及浑分结合、焊接等多种方法铸造，个别的还采用失蜡法铸造。器物造型新颖、奇特，花纹繁复、绮丽，普遍使用浮雕、镂空和镶嵌绿松石、错金等技法来加以装饰，图案包括大量的动物纹样和几何图案。大型尊缶、联禁大壶和镬鼎器形庞大，堪称国之重器。由方鉴与方尊缶组合而成的冰鉴，设计精巧，分合自如，器身满饰精细花纹。尊缶内可盛酒，鉴、缶之间放置冰块用以冰酒。这件冰鉴集实用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于一体，堪称盖世佳品。尊盘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整件器物由众多部件分别铸出后焊接而成，其玲珑剔透的口沿附饰系用失蜡法制作，巧夺天工，表明早在战国时期，工匠们就已熟练掌握了失蜡法这种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
墓中出土的大量、成套的乐器，有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篪，既有管弦乐器，又有打击乐器，不少乐器前所未见，是音乐史上的一次空前大发现，其中以保存完好的整套编钟最为珍贵。编钟大小共65枚，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一件通高20．4厘米，重2．4公斤。整套编钟总重达2 500多公斤。规模巨大，铸造精良，保存完好，在考古发现上是绝无仅有的，被称为我国古代“编钟之王”。钟面均浮雕精美花纹，有的还镶嵌红铜。全部编钟分三层悬挂在高大的曲尺形铜木结构的钟架上。钟架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铜圆柱承托。钟架旁还有6个“T”字形彩绘漆木锤和两根彩绘漆木棒，是用来敲击编钟的。钟上均有铭文，绝大多数为错金文字，共2 800余字，内容是关于音乐方面的，可分为标音铭文与乐律铭文两类。将标音铭文与实际测音相对照发现，编钟音律准确。每个钟都能敲出两个乐音。整套编钟的音阶结构与现今国际通用的C大调七声音阶属同一音列，总音域包括5个八度，中心音峨12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这套编钟音域宽广，音色优美，至今仍能演奏古今中外多种乐曲。乐律铭文中记有乐律名称50多个，其中多数是过去所不知道的，这些珍贵的文字资料对研究先秦音乐史具有极高的价值。墓中出土的竹管排箫、铜座建鼓、十弦琴、五弦琴等也都是首次发现。篪在已出土的同类乐器中年代最早。
墓中还出土较多精雕细刻的彩绘漆木器，如头插真鹿角的木雕盘鹿与彩绘梅花鹿，头部能转动自如的彩绘鸳鸯形漆盒，以及浮雕盘龙与蟠螭纹的盖豆等。这些造型生动、雕工精细的艺术珍品，反映了战国时期木雕和漆艺的完美结合。在一件漆木衣箱上还有一幅写有“二十八宿”名称、当中绘北斗、两边各绘青龙、白虎的天文图像，对古天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墓中还出土240多枚竹简，内容主要是记载用于葬仪的车马兵器。从简文可知曾国的有些官名与楚国的相同，反映出曾与楚的关系密切。其他随葬品像首次发现的古代铜兵器多戈戟、璀璨夺目的金盏、晶莹剔透的玉雕佩饰等也都是稀世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