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干大洋洲商墓
新干县位于江西省中部、赣江中游，自古为赣粤交通要道上的重地。20世纪60年代，在县境内大洋洲乡赣江东岸的沙丘上，发现了一座东西长8．22米、南北宽6．6米、带有二层台的一棺一椁形式的商代晚期大墓，墓内随葬品异常丰富，青铜器数量达480余件，是江南地区商代青铜器的一次重大发现，也是国内目前在同一遗迹单位内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一次。
大洋洲商墓所出土的青铜器，工艺精美，品种兽面纹虎耳鼎繁多。礼器有鼎、鬲、觑、簋、豆、匕，酒器有罍、瓿、卣、壶、瓒、勺；乐器有镩、大铙；兵器有胄、钺、戈、戟、矛、长刀、短剑、铡；用器有杖首、炭箕、厨刀；工具有斧、钻、凿、刻刀；农具有耜、臿、犁、镰等。此外还有许多饰件和青铜杂器。大洋洲商墓的青铜器多成组成套。如夔形足扁足鼎，有大小不同30多件。与鼎配合使用的匕也有多件，重叠放置。有的器类有几种形制，如工具中有形状、尺寸都有差异的钻，有平刃、斜刃的刻刀等。
商代的青铜农具出土极少，原因在于农具作为生产活动中的实用器，在破损后无法修复而只能回炉重铸，很难得以留存；二是在商周时期，青铜制品还很珍贵，青铜主要用来铸造礼器和兵器，首先满足祭祀与战争这样的国家大事，农具仍以石、木等质料的器具为主；三是中原一般不用农具来随葬，目前所见的一些农具也主要是出自遗址和窖藏。大洋洲商墓农具众多，堪称农业考古上的重大发现，更是同时期其他青铜文化中少见的。其中镰的形制，是后来流行于长江下游镰的前身。青铜犁也是时代较早的器类。农具中的臿，也有不同的造型。铜耒是目前出土的商代青铜耒中唯一的一件，也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青铜耒。
大洋洲商墓青铜器中有不少大型器物。其中的大方鼎形制宏伟，通高97厘米，重49．2千克，方腹平底，鼎耳上各铸一卧虎。方腹的四面都饰有兽面纹和乳钉纹，四足饰羊角兽面纹。大觑通高110厘米，重78千克，上部为大口盆形的甑，下部为鬲，两部分合为一体，四个袋足。除耳上双鹿以外，整个器物一次浑铸成形，纹饰精美，堪称“中华觑王”。方卣，通高29厘米，细颈方腹，提梁贴靠颈侧，梁端为龙首形，盖纽与梁间有蛇形绊链，饰饕餮纹，圈足饰镂空云纹，腹面有孔，内部有十字形管道，底部也是双层，便于用炭火或沸水加温。饕餮纹小方鼎，底部也是双层，两底间的腹面设一小门，可以向上揭开，将炭火置入加热。青铜器的装饰工艺也很发达，戈与大钺上分别有嵌绿松石和嵌红铜的花纹，铜器表面装饰富有地方特色的燕尾纹、编织纹、变体兽面纹、阴刻云雷纹和立体圆雕虎等动物形象。
大洋洲商墓的青铜器许多与中原商文化的器物相同或类似，但又有不少明显的地域特征。如在礼器的组合上，绝大多数是食器，酒器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并且只有盛酒器与注酒器，而缺少饮酒器，一般常见的尊、觚、爵、角、斝等器类组合都不多见，与中原地区青铜器中酒器占大部分的情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即使是形制和中原类同的器物，不少也有特别的装饰或花纹，如器耳上多附加虎、鹿一类动物形饰，纹饰间多有燕尾纹、阔口的牛首纹等。食器中扁足鼎尤为多见，有大小不同的几十件。鼎耳上都饰立虎，扁足作浮雕状的夔形，个别还有扁足作鱼形的，更为特异，不见于中原地方。乐器中的大铙，在商代是南方特有的器种，三件铙纹饰彼此不同，有的饰有云纹、联珠纹、有的饰勾连雷纹，是前所未见的精品。青铜礼器表达了对虎的崇拜，以虎的形象为主题图案是大洋洲青铜器独有的装饰特点。虎或以立体的形式出现于青铜容器的耳部，或简化为虎头兽面纹饰于器物腹部，或变形为虎足支撑铜鼎。其中一只双尾虎是新干商代大墓的象征性器物，它长近一米，高约半米，虎背上伏着一只小鸟，看上去更像一只大猫，不仅不凶恶，还十分可爱，而且这只老虎还有两条平行并列的尾巴。
兵器的特色更多。墓中有一些象征统治者权威的器物，如象征兵刑权力的大钺等。戈均系直援无胡，有方内、曲内两大类。其中曲内戈。内作无角兽首形，显示利齿。长刀形状狭长，前端钩卷，背上有插入书必内的片状环。戟为浑铸，以直援的戈与长刀合为一体。兵器中的短剑尤其值得重视，这种短剑的剑身下端平直，有短茎，比西南地区出土的早期柳叶形剑、周初的柳叶形剑更近于东周流行的剑的形制。这种短剑的发现，为东周剑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个别兵器上铸有符号，类似于当地陶文，可能是文字。
在大洋洲商墓中还出土不少形式特殊的礼器。一件青铜人面高60厘米，作两面相同的人面形，中间有管上下通贯，可插入木质杆状物。人面顶上有双角，角上饰云纹，双目圆睁，尖耳阔鼻，张口，露出牙齿，有一对卷弯的獠牙，可能与当时的祭祀崇拜有关。还有瓒，前部形如粗矮的觚。后有长柄，系举行隆重的裸（guan）礼时所用，甚为罕见。每当盛大的祭祀时，君主用瓒从罍等大型贮酒器中舀取鬯（chang）酒，然后缓缓地将酒注于地上，以祭享自己的祖先，称为裸礼。这样的墓主一般身份很高。
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大墓是目前已知商代遗迹大规模分布的最南端标志性实物，填补了关于江南商代遗迹分布研究史的一大空白，其惊人的发现可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相媲美。青铜器数量之多、造型之奇特、纹饰之精美，堪称中国南方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并有“北有妇好、南有新干”的美誉。新干大墓出土青铜器不仅融合土著与多元文化因素为一体，而且呈现出了“多、奇、精、美”等特征。充分说明了墓主强大的势力和显赫的地位，可能是商王朝江南的一个方国。它的发现，弥合了江南文明史的断层，成为揭开3 000多年前长江流域文化之谜的重大依据，它融合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土著等诸多文化因素，成为探索华夏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重要物证。
三星堆遗址
一提起蜀国，马上会令人想到李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那么在如此难行的蜀道终端古代蜀国又是什么样子呢，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让人们真切地感受了一番那些曾经有过的灿烂与辉煌。
在四川广汉市东南约三公里，有三座突兀在平原上的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这里是商代的一座城址，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曾多次发现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的祭祀坑，80年代中期两座年代相当于商末周初的大型祭祀坑惊现于世，出土有大量金器、青铜器、玉石器、象牙、海贝、陶器等共1 700多件。金器中有制作精美的杖、面罩、虎形装饰。青铜器除罍、尊、盘等容器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跪坐人像、人面像、人面具、兽面、眼形器、眼泡、太阳形器、神树、神坛和神殿等前所未见的新奇造型。玉器也是主要发现之一，有600多件，造型有璋、琮、瑗、璧、斧、戈等。此外，还有象牙80多根，海贝4 000多枚。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和浓厚的神话色彩。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主要特点。三星堆器物的一个奇特之处。是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面具。面具几乎全是粗眉毛、大眼睛、高鼻梁、阔扁嘴，两只耳朵上各有一个小孔，表情似笑非笑，似怒非怒，极具威严。
2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重180多公斤，是青铜铸成的一尊细而高的人像，连底座高2．62米，人像净高1．7米，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器中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古代青铜像。其相貌直鼻大眼，方颐大耳，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左衽衣服，分为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式的袍子，佩脚镯，光着脚，站在一个高高的底座上。铜人两臂平抬。两手一高一低，呈持握状，似乎在执物奉献祭祀。推测是一个出现在祭祀场合中的巫师或神，不是平常人。
与铜人像同出的大型兽面具宽1．38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
青铜神树高3．8米，共三层，分为九枝，每个枝头上站立一只鸟，枝下硕果钩垂，树干旁有一条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内容反映的应是《山海经》中太阳在扶桑树里洗澡的神话故事，树上停的可能就是代表太阳的“金鸟”。
三星堆遗址中表现眼睛的遗物数量众多。如大面具，眼球极度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凸出。长达16．5厘米：凸目铜面具，双目凸出的圆柱长9厘米。此外，还有数十对眼形铜饰件，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形式，周边均有榫孔，可以组装或单独悬挂、举奉，表现了三星堆人对眼睛特有的重视。眼睛纹常常作为主题花纹出现在重要图案的中心部分，如大立人像头顶花冠的两侧、身披法衣的凸目铜面具双肩中心等。这些实例证明，崇拜眼睛是三星堆人信仰观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崇拜的社会内涵和精神实质，可能是对以纵目为特征的蜀人始祖之神“蚕丛氏”的崇拜。“纵目”就是眼睛凸出。有人研究认为蜀王蚕丛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生前眼睛格外凸出，而他的后人在塑造蚕丛神像时，抓住了这一特点并进一步“神化”。铜面具眼睛瞳孔部分一定要作圆柱状凸出。正是符合了古代蜀王蚕丛的形象特征。
三星堆器物中还特别强化了对人手的夸大和神化。大型立人像就有一双超过正常比例一倍以上的大手。平举在正前方视线焦点的显著位置。神坛上成排的小人像、神树基座上跪祭人像也都有一双超比例的大手。在大神树巨龙身上，长有一只平伸的巨大人手。大铜人身披的法衣上面飞龙的前后爪也都呈现为握作空拳的人手。一件玉璋之上，有八只巨大的人手，从天而降，握成空拳，拇指按在神山的外侧。这些手势的重复出现，说明它们已经成为一种与神交往的形体语言，而从天降下的大手和人兽合体上面的人手。则证明人手已升华为神手，并在后来形成以手纹等为主体的巴蜀符号，逐渐具有了神圣的宗教符号的意义。巨大的人手又主要出现在具有巫祭身份的青铜人像、刻画人像上，突显了神职人员的特殊法力和半人半神的社会地位。
对鸟的崇拜在当时也十分盛行。最突出的是神树上的立鸟，最多的有9只，均作展翅欲飞状，爪下为成组的仙果和象征太阳的光焰状圆环，有的呈现为人首鸟身的精灵形象。这些立鸟可能具有神的使者、太阳负载者和氏族图腾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在神坛方型顶部的四个立面正中，也有一只双翅展开的人首鸟身像，它应是神坛上的一位主神。金杖长1．42米，有两只相向的鸟，两背相对的鱼，同时有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一只羽箭将鸟和鱼组合在一起，刻画于象征王者的头像之上，显然是一种图腾。它们所代表的正是古代蜀国统治集团“鱼凫氏”的族徽。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美学等诸领域的重要空白，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令人重新认识巴蜀文化，表明在夏商时期甚至更早的阶段，这里都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强烈的本地特征，可能受到来自西亚、近东、欧洲等异域文化的影响。祭祀坑出土的象牙、海贝等表明古蜀国与周边国家甚至更远的地区已有了广泛的商品交流。
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大部分器物都是蜀国王室的宗庙重器，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可能是遭遇改朝换代，新王朝将前代王室的宗庙重器全部焚毁，在举行祭祀仪式后埋入坑中。也有人认为就是祭祀坑，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的遗迹。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商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祗等，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
北赵晋侯墓地
据司马迁的《史记·晋世家》记载，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成王的弟弟，年幼时经常与成王在一起玩耍。有一次，成王把一片桐叶削成玉圭的形状对叔虞说：“以此封若”。不久。史官就请成王选择吉日举行分封叔虞的仪式。成王说：“吾与之戏耳。”史官说：“天子无戏言。”于是。成王便封叔虞于唐国故墟。到叔虞的儿子燮时，因其境内有一条著名的河流晋水，便改国号为“晋”。
是否因一句戏言，成王封弟于唐，已无从考证。但分封是事实，而且在西周初年的大分封中，晋国确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封国。然而，叔虞始封地——唐，究竟在何处？司马迁在《史记》中只记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虽然汉代以后的学者都认为唐在今山西省境内，但关于其具体地点，说法颇多，莫衷一是。可见，有些问题仅依靠文献是无法解决的，这就需要借助考古学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寻找晋文化的考古工作在晋南展开。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晋南发现天马一曲村遗址。位于山西曲沃和翼城两县的交界处，遗址面积近11平方公里，包括各类居址、作坊区、墓葬区。1963年首次发掘，1979年起连续发掘至今。研究者多认为天马一曲村遗址就是西周初年叔虞所封之唐。在位于北赵村的多座大墓连续被盗的情况下，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在1992—1994年，对该墓葬区先后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清理了8组17座大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证明它们是晋侯及其夫人墓。2000—2001年。又清理了1组2座晋侯及其夫人墓。总的算来，目前清理的晋侯及其夫人墓共9组19座，按坑位可分作南北三排。北排自东向西依次是13号、9号、6号、7号、33号、32号、93号、102号墓；南排自东向西依次是1号、2号、8号、31号、64号、62号、63号墓；在南北两排中间偏西处夹有91号、92号墓，在偏东处夹有114号、113号墓。除64号、62号、63号墓为3座墓东西并列成为1组外，其余均为2座墓东西并列成为1组，为夫妇并穴合葬墓。
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1条或2条墓道。个别墓无墓道。葬具为木质的棺椁，为一重椁一重棺，或一重椁二重棺。棺椁周围多填塞青膏泥、积石、积炭以防潮。有些墓殉葬有车、狗等。值得一提的是，114号墓北侧二层台下发现1个坑，坑内有人骨1具，为一个殉葬的年轻女性。墓中有殉葬人在晋侯墓地仅见此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