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法是运用各种发汗药物组成方剂，来开泄腠理，逐邪外出的一种方法。比如日常生活中有人偶感寒凉，老年人往往提醒要喝碗姜糖水或酸辣汤，发一发汗，就不容易患感冒了。因为生姜或辣椒都是辛散之物，趁热喝下去，可以扩张周围小血管，刺激毛孔发汗，驱散体表寒邪。汗法的基本道理也是这样。常用的方剂有桂枝汤、银翅散等。
吐法是利用催吐药引导病邪或有害物质从口涌吐而出的一种方法。吐法大都用于病情严重急迫，必须迅速吐出的积结实证。如痰涎壅塞、食停胃脘或误食的毒物还在胃中，都急需用吐法救治。金元时代的大名医张子和就很擅长这种治法，提倡“攻病三法”（汗、吐、下），喜用峻烈的泻剂和吐剂。他在《儒门事亲》一书中有记载：一位患风痫病的妇女，偶吃一种像葱一样的章，吐涎如胶，大约有一二斗，不想从此不再发病，而且身体也一天天健壮起来。张子和对这件事很重视，他走访了许多人才知道这种像葱一样的草叫“憨葱苗”，在《本草经》中称“藜芦苗”。从这件事以后，张子和认识了吐法的重要，高兴地说，“亦偶得吐法耳”。
下法是运用泻下药物攻逐体内结滞（如宿食、水饮、瘀血等）的一种方法。这种治法可以排除蓄积，起到推陈出新的作用。《儒门事亲·偶有所遇厥疾获疗记》中记载，有一次，张子和看见一个小孩因为误吞铜铁而患病，身体很瘦弱，足不胜身。那时正好是六七月份，淫雨不止，没有木柴煮饭，小孩挨饿几天。一天早晨，邻居牛死了，煮牛肉葵菜饭吃，病孩乘机饱吃一顿。不久，觉肠中痛，泄注如倾，泻下所误吞的东西。张子和因而明白《内经》中所说的“肝苦急，食甘以缓之”的道理。因“牛肉、大枣、葵菜皆甘物也，故能宽缓肠胃。且肠中久空，又遇甘滑之物，此铜铁所以下也”。张子和高兴地说：“亦偶得泻法耳。”
和法是通过调整人体机能，达到祛病除邪的目的一种方法。病邪既不在里，又不在表，或者气血营卫不和，或者脏腑关系失调，采用汗、吐、下、温、清、补、消都不适宜的，就可以采用和解的方法。目前许多中医都用“加味逍遥丸”来治慢性肝炎，这种药也是一种和剂。
温法是用温性或热性药物补益阳气、驱除寒邪的一种治法。人们吃辛辣的食物，如辣椒、胡椒、桂皮、生姜等，胃中常有一种燥热的感觉，不仅食欲增加，消化旺盛，甚至整个身子都会有热感，于是我们就说这类东西属于热药。使用温热药可以起到温中祛寒、回阳救逆、温经散寒等作用。
清法是用寒凉药物以达到清热作用的一种治疗方法。人们在气候酷热、气闷难忍的时候，常喜欢吹风纳凉，冷饮冰水，目的是为了消除烦热。由此推论，遇到内热燔炽、烦渴神昏的病证，服用苦寒清凉药物，也能达到清热的作用。
补法是运用补药补益人体气血，增强体质，达到扶正祛邪作用的一种治法。补法有补气、补血、补阴、补阳的种种区别。医圣张仲景用当归羊肉汤治愈贫穷百姓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消法是采用消食、化瘀、软坚、化痰、化湿、利水等药物，对慢性积聚胀满进行渐消缓散而不伤正气的一种治疗方法。
中医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对于上述八法的运用是相当灵活的。由于有不少病的情况相当复杂，往往不是单独使用某法，而是把许多治疗方法配合起来使用，如汗下并用、温清并用、攻补并用、消补并用等等。除去“八法”之外，历代医家还提出了许多其他的治法，并且还创造了相当丰富的外治法。如熏蒸法、洗浴法、敷贴法、熨法、含漱法、塞法、摩擦法、扑粉法、起泡法、探吐法、导引法等。
中医灵活运用八法以及其他方法治病的向时必须遵守一些原则。
第一条原则是治病必求于本。“本”，指的是疾病的本质。“必求于本”，是强调一定要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抓住疾病的实质，找出治疗的关键。有些疾病的症状往往是很复杂的，在一大堆头绪纷乱的症状中，不仅有主次本末、轻重缓急的区别，而且有时候还会出现某些假象。所以，中医治病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识别那些“真热假寒”、“真寒假热”、“至虚有盛候”（真虚假实）、“大实有赢状”（真实假虚）的虚假证状。否则寒热不分，虚实不辨，以假当真，被表面现象所迷惑，非但治不好病，甚至会造成医疗事故。
第二条原则是扶正祛邪。中医认为，一切病证都是正邪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所造成的。“正”，指人体的抵抗力和修复能力；“邪”，指病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意思是说，人体的正气旺盛，就不容易受到病邪的侵犯；相反，受了病邪的侵犯，人体的正气就要受到损伤。所以医生治病的时候，一定要努力扶助人的正气，增强人的体质，同时又要设法驱除病邪，以求邪去正复，使疾病朝着治愈的方面转化。这一原则就叫做扶正祛邪。
在治病的时候，首先要看正邪双方的盛衰情况，如果病邪显著而正气又不太虚，应以“祛邪”为主，如果正气虚而病邪不盛，则应以“扶正”为主，如果正气已虚而病邪又盛，就应该采用“扶正”和“祛邪”兼施的原则。但应该注意的是，扶助正气不要造成“留邪”的恶果。有些人得了病，总喜欢服补药，而庸医也喜欢投人所好。结果往往“闭门留寇”，遗害很多。尤其是有些急性传染病，发病急遽，如果正气不很虚弱，更应该及时驱邪。另一种情况是祛邪不要伤害正气。《红楼梦》中的胡太医就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在给睛雯治病的时候就犯了祛邪伤正的大忌。晴雯本来是偶感风寒的小病，可是胡大医却搬出了一大堆紫苏、桔梗、防风、荆芥等解表药，又用上了枳实、麻黄一类的猛峻药物。这就难怪贾宝玉骂他“该死，该死”。贾宝玉说：“虽疏散，也不可太过。旧年我病了，却是伤寒，内里饮食停滞……还禁不起麻黄、石膏、枳实等虎狼药。我和你们（指丫环们）就如……那才开的白海棠似的。我禁不起的药，你们哪里禁得起？”
除上述原则外，还有正治反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原则，以及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原则等等。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医治疗的原则，始终贯彻了从整体出发，又联系时间、地点和人的各种不同的情况，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
中药种类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医是手段，药是武器，病是靶子，诊病就是正确运用药物的过程。自然界中万物生机勃勃，中药的种类也包罗万象，动物、植物、矿物以及其他制成品皆来源于自然。
动物药在中药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早在3000多年前，蜜蜂就被勤劳的中国人用做了药。早在《诗经》一书中，就有了鸟、兽、虫、鱼的记载，书中记载的动物约160种，有许多既可食用又可作药用，并且从这些动物名称的文字中有“虫”、“鱼、“犭”等偏旁，可见古代就有了对动物分类的意识。除此之外，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也记载了动物药67种。
再从中国古代的医药书籍看，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记载了65种动物药，其中，鹿茸、麝香、牛黄等药物仍为现今医药学所应用。我国第一部官修本草著作——《新修本草》共收载了128种动物药；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共收载了461种动物药；清代赵学敏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收载了128种动物药；近代的《中药大辞典》收载了740种动物药，当然，本草书是以药味记载为主，不是计算动物种类。据统计，我国现已有900余种可供入药的动物。
植物既有观赏价值，又有十分珍贵的药用价值，是丰富的中药库。根据现代植物分类学常用的分类方法是将每种药物按其原植物的自然分类系统分别归入门、纲、目、科、属、种，以种作为分类的基本单位。
白花蛇目前，我国应用的中药材中，植物类药材占90％，其中根及根茎类药材大约在200—250种；果实种子类药材大约在180—230种；花类药材大约在60—70种；皮类药材大约在30—40种；全草类药材大约在160一180种；叶类药材大约在50—60种；藤木类药材大约在40—50种；菌藻类药材20种左右；植物类药材加工品20—25种。
我国长江流域及我国南部广大地区以喜暖、喜湿润种类为多，叶类、全草类、花类、藤木类、皮类所占比重较大。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以根及根茎类药居多，这类药的特点是：耐寒、耐旱、耐盐碱，果实类药的种类次之。东北地区栽培种类以人参、细辛为代表；野生种类则以黄柏、防风、龙胆等为代表。华东地区栽培种类以贝母、金银花、延胡索、白芍、厚朴、白术、牡丹皮为代表；野生种类则以夏枯草、柏子仁等为代表。华南地区栽培种类以砂仁、槟榔、益智、佛手、广藿香为代表；野生种类则以何首乌、防己、草果、石斛等为代表。华北地区的栽培种类以党参、黄芪、地黄、山药、金银花为代表：野生种类则以黄芩、柴胡、远志、知母、酸枣仁、连翘等为代表。华中地区栽培种类以茯苓、山茱萸、辛夷、独活、续断、枳壳等为代表；野生种类则以半夏等为代表。西北地区栽培种类以天麻、杜仲、当归、党参、枸杞子等为代表；野生种类则以甘草、麻黄、大黄、秦艽、肉苁蓉、锁阳等为代表。西南地区栽培种类以黄连、杜仲、川芎、附子、三七、郁金、麦冬等为代表；野生种类则以川贝母、羌活为代表。
矿物药分为钠化合物类、钾化合物类、铵化合物类、镁化合物类、钙化合物类、铝化合物类、硅化合物类、锰化合物类、铁化合物类、铜化合物类、锌化合物类、砷化合物类等十二类。
金石美玉虽为死物，但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金可镇精神，坚骨髓，银可安五脏，定心神。铜可治腋臭，铁可治脱肛等等。玛瑙主治眼球上生白膜，石英主治胸腹邪气，雄黄主治恶疮，疽痔死肌。
白矾为矿物明矾石加工提炼而成的结晶体。关于它还有个有趣的故事。从前，有位医生守口如瓶，对祖传的秘方决不外传。尤其是他存有一条解砒霜中毒的妙方十分效验，许多医生费尽心机都得不到它。有位同行想了一个办法，用酒把他灌醉并假称：“酒里有砒霜。”在惊吓之下，醉酒之中，他糊里糊涂的泄了密——“快拿白矾给我喝”，原来他解砒霜毒的秘方竟是不值几文钱的白矾。
水是万物化生的源泉，表现在天上就成为雨、露、霜、雪，表现在地下就成为海、河、泉、井。水的流动和静止，寒凉和温热，是不同的水气所形成的差别；水的甘咸苦，是水产生的不同滋味。所以，上古圣人通过分辨九川水土的不同来区别九州各地人性的善恶和寿命的长短。水液散失则营血枯竭，水谷不入则卫气消亡。既然这样，对于水的性味差异。尤其是防病治病的医生们，要谨慎地用心研究。秋露之水，禀承夜晚的肃杀之气，宜用来煎调肺的药，调种治疥、癣、虫癞的各种散剂。甘泉之水，则可治疗心腹痛及邪秽之类所致的疾病，又能治烦热消渴、反胃、呕吐等症。
另外，有些结石也是很名贵的药材。牛黄是用于临床多见的动物结石的一种，是动物黄牛和水牛的胆囊、胆管或肝管中的结石，有化痰、利胆、镇惊的功能，用于热病神昏谵语，癫痫发狂，小儿惊风抽搐等症，现代用于治疗“乙脑”等病。马宝是马科动物的胃肠道结石，有清热解毒，定惊化痰的作用。狗宝是犬科劫物狗的胃中结石，其能降逆气，开郁结，解毒。猴枣系猴科动物猕猴等内脏的结石，有消痰镇惊，消热毒的作用，古代称之为治热痰之圣药。
我国历史悠久，地形复杂，幅员辽阔，气候多样，这样为动、植、矿药物的孕育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从历史上看，我国第一部本草专著《神农本草经》只收录了365种药物，后来的《本草经集注》（梁代）收录的药物是《神农本草经》的一倍，有730种。发展到《新修本草》（唐代）增至1774种，明代的《本草纲目》则集历代本草之大全，收药1892种。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中草药有13268种，其中动物药403科，1634种；植物药369科，11471种；矿4豺药163种，其余为民间及民族药物。现代科技高度发展，也加快了中药分类的步伐，中药分类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百草药性
相传神农曾跋山涉水，尝遍百草，发现草木有酸、甜、苦、辣等各种味道。而且不同味道的草木可以治疗不同的疾病。人们在这种“尝”百草以求可食之物的过程中，逐步认识了药性。中医理论是建立在中国特有的自然哲学观基础上的，表现为天人相应的世界观，阴阳五行的辩证方法，取类比相的认识论等诸多方面。而中药药性理论也与中医理论一脉相承，药性即药物的性能，主要指药物在治疗、预防疾病中的特性和效能。
中药学经过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草创期，《神农本草经》曰：“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这是有关药性基本理论之一的四气五味的最早概括。到魏晋六朝得到充实发展。在唐代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新修本草》。到了宋代，《证类本草》更是资料丰富，内容广泛，体例完备，但关于中药药性药理方面的论述却还是相对较少，没有形成完整理论的中药药性、药理体系，只停留在经验用药的水平。随着北宋后期医学理论的发展，金元时期的医家便对经验用药进行了整理，才转化为理论指导下的用药。早期是通过《内经》中某些自然哲学观点对药味进行归纳。《素问·藏气法时论》记载：“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等，《素问·宣明五气篇》云：“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人心、成入肾、甘人脾，是为五人。”
唐王冰之后，古代医家广泛接受五运六气学说，金元医家用其整理药性，以明代缪希雍为首的“本经复古派”用它来解释药性。缪希雍在《本草经疏·原本药性气味生成指归》中指出：“夫物之生也，必禀乎天；其成也，必资乎地。”此观点正是根据这种自然哲学观来对各种药物的药性进行阐述。如关于天门冬这味药，《本草经疏》中说：“天门冬正禀大寒初之气以生，得地之阴精独厚。味虽微苦甘而带辛，其气大寒，其性无毒，以甘多者为胜。味厚于气、阴也，降也。除肺肾虚热之要药也……”这是五运六气学说的天地一体观、天人相应观集中体现在了对天门冬药性的阐述上，是古代自然哲学观在中药学研究的最经典的体现，这类探索药性理论的方法被大多数的“本经复古派”医家采用。明代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共有52卷，记载了1892种药物，对中草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
经过历代医家的努力，药性理论逐渐成熟，药性主要分为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和有毒无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