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所谓四气，就是寒热温凉四种不同的药性，也称为四性。是由药物作用于人体所产生的不同反应和所获得的不同疗效而总结出来的，是与所治疾病的性质相对而言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记载：“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神农本草经》也言：“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说明药物四气应用的原则，即寒凉药用以治阳热证，如发热、口渴、小便黄、大便干等热症。温热药用以治阴寒证，如怕冷、喜暖、冷痛、四肢不温等寒症。但在实际应用中仍有灵活变通之处，如张介宾提出的“以热治寒，而寒拒热，则反佐以寒药而入之；以寒治热，而热拒寒，则反佐以热药而入之”。即是说当得了寒证时，采用热药治之，而寒邪太盛，拒热药于外，此时若少加一点寒凉药，则可助热药直达病所，祛除寒邪。反之亦然。
所谓五味，是指药物有酸、苦、甘、辛、咸五种不同的味道。虽源于口尝，但不仅是药物味道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对药物作用的高度概括。五味又具有不同的阴阳和五行属性，其中辛甘属阳，酸苦咸属阴；酸味属木、苦味属火、甘味属土、辛味属金、咸味属水。五味的作用分别是：辛，能散、能行，具有发散、行气、行血的作用，如治疗外感病，发散解表的麻黄、苏叶，行气的木香、橘皮，行血的红花、川芎等。甘，能补、能缓、能和，具有补益、和中、调和药性和缓急止痛的作用。如人参味甘，大补元气，饴糖和中、缓急止痛，甘草调和诸药、解毒等。酸，能收、能涩，具有收敛、固涩的作用。一般用于虚证的肺虚久咳、多汗、久泻、遗精早泄等，如五味子敛肺止咳、五倍子涩肠止泻、山茱萸涩精止遗等。苦，能泄、能燥、能坚，具有清泄火热、泄降气逆、通泄大便、燥湿、坚阴等作用。一般用于火热证、湿热证等。如栀子清热泻火，杏仁、葶苈子降气平喘，黄芩、黄连清热燥湿等。咸，能下、能软，具有泻下通便、软坚散结的作用。一般用于瘿瘤、痰核、大便燥结等。如海藻、牡蛎消散瘿瘤，芒硝泻热通便等。一般而言，气味相同的药物，大多作用相近，也可因气味之偏而作用有主次之别；气味不同的药物，作用不同；对于一药兼有数味，则常有多种治疗作用。
所谓升降浮沉，是指药物对人体作用的不同趋向性。按阴阳属性区分，则升浮属阳，沉降属阴。升降、浮沉也如同阴阳一样，也是相对的。升即上升提举，趋向于上，如体虚脱肛，就可以用黄芪来升提；治疗肺部疾患，可利用桔梗引药上行达于肺。降，即下达降逆，趋向于下，如大黄泻下通便。浮，即向外发散，趋向于外；如麻黄发散风寒治疗感冒。沉，即向内收敛，趋向于内。由此可见，运用药物的升降浮沉特性治疗疾病。主要是通过纠正体内的升降浮沉失衡而达到的。
所谓归经，是指某药对某些脏腑经络有特殊的亲和作用，因而对这些部位的病变起着主要或特殊的治疗作用，而对其他经的作用较小，甚至没有作用。归经是以脏腑理论为基础，以所治病证为依据而确定。例如苦寒药物，虽都具有清热的功效，但由于归经的不同，就导致归于心经的善清心火、归于胃经的善清胃热、归于三焦经的则清泄三焦之热。有时亦可以利用药物的归经特性，在治疗时选用归属所病经脉的药物，作为引经药，引药达经，治疗疾病。归经更加详细地区分药物治病的适用范围，也是对药物作用机理的一种阐述。
药物毒性的含义较广，在古代，既认为毒药是药物的总称，毒性是药物的偏性，又认为毒性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标志。而后世本草典籍对药物性味标明“有毒”、“大毒”、“小毒”等，则大都指药物的毒副作用的大小。在现代，随着人们对毒性的认识逐步加深。所谓毒性一般是指药物对身体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及损害性。有毒的药物是可以通过炮制、先煎等办法减弱其毒性，对待毒性较强的药物，则必须控制其剂量以及使用方法。
药物之所以能够针对病情，发挥扶正祛邪，消除病因，恢复脏腑的正常生理功能的作用，是由于各种药物本身具有的药性所决定的，药性也指导中药的组方配伍，只有运用好药性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总之，看似简单的百草药性，在实际运用上。有如围棋一般，虽仅有黑白二子，却千变万化、奥妙无穷。正所谓有百种变化，方能治百种疾病。
方剂的配伍理论
谈到中医之方剂和方剂的配伍原则，还是应该先从中药的配伍说起。
中药若想充分发挥其疗效，就要符合一定的配伍原则，即中药的配伍原则。
中药配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中药学中的配伍，即按病情需要和药性特点，将两种以上药物配合使用；二是指在方剂学中的配伍，即药物按君臣佐使的法度加以组合并确定一定的比例。方剂是药物配伍的发展，是药物配伍应用的较高形式，配伍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药物通过配伍，能增效、减毒、扩大治疗范围，适应复杂病情及预防药物中毒，将诸药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组合，达到针对病证形成整体综合调节治疗的目的。
方剂配伍的主要原则就是“君、臣、佐、使”。
“君、臣、佐、使”是中医用药的一条主要规则和许多医家长期以来经验的积累，也是中药方剂配伍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根据单味中药在方剂中的作用而确认的，根据每味药的特点进行量的增减。由于药性和比重不同，所以在选取上也要有所侧重，主要作用是为了适应复杂的病情，提高药物效果，减少其毒副作用。
君臣本是一个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古代药学家将它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早在《神农本草经》上就有：“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下药一百二十种为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合君臣佐使。”在西汉初年成书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剂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二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黄帝内经》有关方剂组方的理论，对后世中医组方用药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更是体现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唐代王冰是这样注解的：“上药为君，中药为臣，下药为佐使，所以异善恶之名位。胶饵之道，当为此为法。治病之道，不必皆然，以主病者为君，佐君者为臣，应臣之为佐，皆所以赞成方用也。”金元时代的张元素和李东垣都认为“力大者为君”。明代何瑭在《医学管见》中又进一步界定了君、臣、佐、使的含义，“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及治病之药至于病所者，使也。”明清医家对“君臣佐使”组方理论多有补充发挥，清代吴仪络道：“主病者，对症之药也，故谓之君，君者味数少而分量重，赖之以为主业。佐君之谓臣，味数稍多，分量稍轻，所以君臣之不怠也。应臣者谓之使，数可出入而数量更轻，所以备通行向导之使也。此则君臣佐使之义也”。可见历代医家对“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论述十分丰富，以它来分析、指导方剂组方可以执简驭繁以应变临床。
具体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药；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本上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方剂发挥作用并不是组成这个方子的每一个单味药的功能的相加，而是每一种药组合起来以后，所选取的药物在配伍当中或者取它相辅相成的作用，或者取它相反相成作用，是一个很综合的、更多于这些单味药之和的功效的发挥。
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君药——麻黄（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臣药——桂枝（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汗太过。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一堡垒，临床疗效十分显著，成为千古名方、经方。
在一个方剂中君药起主要作用自然它的药量占得最多，臣药、佐、使药，根据它们的作用不同药量依次递减，这就形成了中药配伍中特有的君臣佐使，这个规则千百年来一直被大多医家所尊奉，而运用最娴熟的就是医圣张仲景。
“君、臣、佐、使”是中药方剂配伍的一种形式，是根据单味中药在方剂中的作用而确认的。如“四君子汤”是用以治疗脾胃气虚而引起的饮食减少、大便溏稀、小便清长、腹胀、面色苍白或萎黄、语言低弱细微、四肢软弱无力、脉细或沉细等症的，其方剂是由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四味中药组成，而人参具有良好的补气、健脾、助阳作用，食欲不佳、大便溏稀、面色苍白、四肢无力、脉细等诸多证候皆是因脾胃气虚所引起，因此补益脾气则是治疗脾胃气虚的重要原则。人参在四子汤中起君的作用。白术也是健脾良药具有良好的温脾补脾作用，但效果不如人参，而且补气力弱，是一味臣药。佐药则指茯苓，茯苓具有渗湿利尿作用，同时能健脾安神，中医认为脾喜燥怕湿而茯苓能渗湿利尿，因此，此方中佐以茯苓则健脾作用更强。甘草是四君子汤中的使药，能协君药人参、臣药白术、佐药茯苓的治疗作用，同时还可将诸药引导到所需治疗的脏腑和经络，这样使治疗作用更有针对性。也有些方剂，如六一散、白虎汤等，不一定按君臣佐使的原则进行配伍，但其总的原则也是主药和辅药的关系。
总的来说，方剂中的药物正是通过“君、臣、佐、使”这一组织结构，使方剂保持了有序性、整体性、药物间的相互联系性、方证相应的动态性及辨证论治的灵活性。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医疗法的奇妙、伟大发挥得淋漓尽致。
丸散膏丹
自神农尝百草以来，中药在炎黄子孙的不断总结与探索中发展。历代医药学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创造出了多种剂型。汤剂、口服剂、滴丸、注射剂、气雾剂适用于治疗急性病症，因为这样的剂型能使药效迅速发挥；像丸剂、膏剂、缓释片剂或其他长效剂适用于治疗需要药效作用延长或延缓的疾病。此外还可根据用药部位的特点，选用合适的剂型。
我国传统药物作为剂型应用是从商代伊尹首创汤剂开始的。到了春秋战国，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收载了汤、丸、膏、丹、药酒等七种剂型（如半夏汤）。到秦汉时期，生产力不断发展，人们逐步积累了一些关于制药技术和医疗实践的经验，在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提到：“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煎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也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后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除记载了前人已有的剂型外，还增加了浸剂、栓剂、糖浆剂、浸膏剂、软膏剂及脏器制剂等十余种剂型（如蜜煎导方、乌头汤、猪肤汤），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药剂学。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又增加了铅硬膏、十浸膏、蜡丸、浓缩丸、锭剂、条剂、灸剂、尿道栓剂等剂型，并首先将一些成药（如玉壶黄丸）、防疫药剂（如避瘟药千散）及兽用药剂用专章叙述，以适应各种传染病、急性病的需要，也进一步发展了药物剂型。梁代陶弘景编著的《本草经集注》在《释药分科治法》项下，规定了汤、丸、散、膏、药酒等剂型的制作常规，这是工艺操作规程的起始。以后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熹的《外台秘要》等巨著不仅收载了唐以前的大量有效方剂，而目广泛收集了民间的验方与单方，也丰富了制剂的内容。
宋代是我国成药发展鼎盛的一个时期，其设立的惠民药局是我国商业性药房的开端，所编成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官方制药规范，其中收载了方剂775个和剂型13种，其中大多制成中成药出售。这可谓是我国中药制剂发展史上的第一里程碑。到了明代，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广大医药学家的丰富实践经验，在所收载的方剂中（13000余首），就有30多种剂型，除了没有近代的一些剂型外，其他几乎都有。
中药剂型是根据中医理论，按君、臣、佐、使的原则配伍的，这种结合是一种有机的结合，具有药物的多效性，协同作用或抵抗作用。有利于发挥药物的整体综合作用。常用的传统剂型有汤、丸、散、膏、丹、酒等剂型。
汤剂：中药汤剂是将药物加水煎煮、去渣、取汁而制成的药物剂型。具有吸收快、疗效速、用途广等优点。服用时煎汤去渣，取汁内服，故称汤剂。汤剂在临床应用很广，适用于一般疾病或急性病。其特点较丸剂、片剂、散剂等吸收快、易发挥疗效，用途很广。汤剂有浸、煎二法：浸法是按比例配制阴干的药物或切片药物，并将药物放在瓷缸内加沸水盖好，过一定时间，药液浸出后，澄清过滤再加白糖、冰糖或蜂蜜等，温服；煎法是将汤药放进瓷缸内加开水一茶杯。待药液煎至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时取出温服。
散剂：将药物按处方配剂，研为细粉，混匀，寒凉药加适量白糖，温热药加适量红糖。再混匀而成。散剂在临床应用最广，它的吸收消化虽然没有汤剂快，但其配剂方便，药性稳定，便于携带，疗效持久，适合于治疗已成型的疾病和聚合型疾病。散剂有内服与外用两种，在使用时，可根据病情，与汤、丸等各种成药相互配伍，酌情应用。
丸剂：将处方中各味药物分别加工炮制。按处方配合，研成细粉并混匀，用蜜、水或面糊、药汁等制成药丸。丸剂一般为黄豆或绿豆大小的颗粒，外用朱砂或百草霜等研细粉挂衣，晾干。丸剂吸收缓慢，但药效持久，而且体积小，服用、携带和贮存都很方便，是一种常用的剂型。丸剂一般应用于慢性病。丸剂吸收分解较慢，可减轻毒性和副作用，所以当某些药性峻猛和刺激性较强的药品可作丸剂来减轻毒性。麝香、牛黄、白云香、黑云香等药物因其是贵重和芳香性药物，故不宜久煎，宜作丸剂使用。
搅合剂：按处方调配，碾研细粉，混合均匀，逐步加入适量炼蜜、奶油、红糖、冰糖等，反复搅合而成。密闭于瓷器内贮藏备用。此剂分为温热、寒凉两大类型。搅合剂一般用于久病体弱、年老体虚者。
药油：先将药材精选，加工炮制处理后，按处方调配，水中浸泡或煮煎，取汁加鲜牛乳或黄油再煮煎浓缩至半流性，并可加相应之药末、蜂蜜、蔗糖、白糖等搅合均匀。药物呈油光泽、红黑透明或黄黑透明时，即成油剂，密闭于瓷器内贮藏备用。药油有滋补的作用，常用于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