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文化博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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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考古(5)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以陇西平原为中心,东起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北达甘肃北部和宁夏南部,南抵甘南山地和四川北部。它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地方分支,又称“甘肃仰韶文化”。它上承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下接齐家文化,距今约5300—4000年。

彩陶发达是马家窑文化显著的特点。尤其内彩特别发达,图案的时代特征十分鲜明。在我国已发现的所有彩陶文化中,马家窑文化彩陶比例是最高的,一般在整个陶器中占20%—50%,墓葬随葬品中彩陶比例有时可多达80%以上。马家窑文化制陶业非常先进,其彩陶花纹继承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爽朗的作风,并表现得更为精细,形成了绚丽而又典雅的艺术风格,比庙底沟类型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艺术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陶器主要采用泥条盘筑和捏塑法制作,陶质呈橙黄色,器表打磨得非常细腻,流光溢彩。已开始使用慢轮修整,并利用转轮绘制同心圆纹、弦纹和平行线等纹饰,表现出娴熟的绘画技巧。此外,马家窑文化中还常有人形或动物形陶塑及陶制房屋模型。还出土过舞蹈纹彩陶盆,花纹描绘5人一组携手起舞,腰带为之飘动。这些都是人们实际生活的一种艺术再现。

马家窑文化经历了1 000多年的发展,文化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把它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个类型,并分别代表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

早期:马家窑类型。因马家窑遗址而得名,分布于陇东山地、陇西平原、宁夏南部和青海西北部,西至甘肃武威,年代距今5 300—4 900年。它的彩陶以纯黑彩绘花纹为主,漆黑发亮,画彩的器物主要是钵、盆、瓶、罐。花纹繁缛,多用等粗的线条构成,均匀对称,浑然一体。其中动物花纹有鸟纹、鱼纹、蛙纹和蝌蚪纹,几何花纹则有垂幛纹、漩涡纹、水波纹、圆圈纹、多层三角纹、桃形纹和草叶纹等。纹饰以旋纹和弧线纹为主题,线条粗健古朴。瓶多为喇叭口,罐为敞口,盆的口沿外卷,钵为圆唇。无彩陶主要是罐、瓮、甑J砂锅等,其中泥质陶多为素面,有的打磨光滑,夹砂陶多饰绳纹和附加堆纹。不少陶器的形制和花纹都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相似或接近,显然是从庙底沟类型脱胎发展起来的。马家窑类型的晚期,彩陶花纹多用较粗的笔道,小口高领罐的形制及其所饰的大漩涡纹、大锯齿纹等,都表现出向半山类型过渡的倾向。

中期:半山类型。因半山遗址而得名,分布于陇西河谷和盆地、河西走廊以及青人头彩陶壶海东北部。同马家窑类型分布区大部分重合而稍偏西。年代距今4700—4400年。其特征表现在彩陶上主要是用红、黑两色相间的锯齿纹构成各种图案,诸如漩涡纹、水波纹、葫芦纹、菱形纹和平行带纹,也有变体蛙纹和棋盘格纹。彩陶器形以小口鼓腹瓮、单把壶、双耳罐和钵为主,瓶口沿向外翻转,颈部变长,罐的颈部变短,纹饰以弧形并列条纹为主,线条均匀细密,活泼流畅。夹砂陶则多系各种罐类,肩部饰较细的附加堆纹。有些夹砂罐为白陶。

晚期:马厂类型。因马厂遗址而得名,分布与半山类型相仿,只是西部更向西伸展到酒泉、玉门一带,年代距今4400—4000年。其彩陶带有红衣,多以黑、红二彩并用绘制花纹,陶器数量最多,陶质较粗,主要器形有盆、钵、碗、壶、瓶、罐等,色彩也发生变化,出现了白彩,多为辅助装饰,纹饰简化、潦草,以旋纹、平行条纹为主。色彩清淡,黑白分明,对比强烈是突出特点。早段用很宽的黑边紫红条带构成圆圈纹、螺旋纹、变体蛙纹和波折纹等;晚段则用单色线条,以黑色为主,有时单用红色构成波折纹、菱形纹、编织纹和变体蛙纹等。器形大部分脱胎于半山类型,新器形主要是单把筒形杯。夹砂陶器也多饰附加堆纹,只是条带较粗而已。马厂类型晚期的双耳罐耳部加长,彩纹用单色,以菱形纹和编织纹为主要母题,都已很接近于齐家文化,应当是齐家文化发生的前驱。

彩陶的大量生产,说明这一时期制陶的社会分工早已专业化,出现了专门的制陶工匠。马家窑文化许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窑场和陶窑、颜料以及研磨颜料用的石板、分格的调色陶碟等描画彩陶花纹的工具,表明该文化所使用的大批陶器及绚丽花纹都是马家窑人自己在本地制作加工的。制陶窑场很大,最多的窑场发现有五组12座陶窑,每组陶窑共用一个烧火坑,各窑的窑门都朝向中心。窑场中有一个备料坑,内有制造陶器的熟料和余料,其中的红胶泥条正与马家窑文化陶器多用泥条盘筑而成的情况相印证,充分显示了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有组织地进行劳动生产的场景。马家窑人生产的陶器,不仅能够满足公社内部的需要,而且应该有相当一部分转入同其他外部公社之间的交换,在一些墓葬中,都曾发现有海贝和石质、骨质的仿贝制品。贝类在史前时期即是一种货币,它本身是从遥远的地方交换得来的,仿贝类制品也是为了交换的需要,可见马家窑文化的晚期已经有了商业交换的萌芽。

过去有一种错误说法,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是从中亚、西亚等地经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传到中原的。今天大量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则表明,包括彩陶在内的整个仰韶文化,是在黄河流域独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本土文化,并非由外部传入,并且马家窑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马家窑文化本身的分期、各期遗存的分布及其来龙去脉也表明它是继承仰韶文化而逐渐向西扩展的一支,只是在扩展的过程中可能同当地的土著文化相结合而发生变异,这些事实表明,中国西部地区的彩陶源于中原,进一步证明中国的彩陶文化是独立发展的。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是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的一支新石器文化,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关于红山文化的认识历经曲折,最初发现时只不过当做一种普通的地域文化,以彩陶“之”字形纹陶、细石器和石质掘土工具为基本特征,没有什么太突出的看点。时间步入20世纪80年代,在北起西辽河流域,南到大凌河流域、渤海湾北岸,并延伸到燕山以南的区域内都发现了许多红山文化的典型遗址,也涌现出了大量区别于以往普通遗存的重要发现——女神庙、积石冢、祭坛及大量随葬的精美玉器,从而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红山文化性质与地位的认识,大家开始把目光集中于红山文化,关注它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构成和发达的史前文明。

红山文化的重要发现都与原始宗教有关,最能反映当时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发展程度。在辽西凌源牛河梁和喀左东山嘴遗址,与原始宗教相关的设施层出不穷,非常有代表性。牛河梁遗址绵延10余公里的多道黄土山梁上,有规律地分布着女神庙、积石冢群和祭坛等大型遗迹,并由它们组成一个规模宏大的宗教祭祀群,其场面之大、设施之全、等级之高,在史前时期是不多见的。

玉龟女神庙位于牛河梁主梁的北山丘顶部南侧的一处平缓坡地上,平面为“亚”字形,面积75平方米,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构成,半地穴式的土木结构。多室建筑南北总长18.4米,东西宽在7米以上,结构比较复杂,包含一个主室和几个相连的侧室和前后室等。单室建筑长6米,宽3米左右,结构比多室简单。在女神庙内发现了红陶彩绘的壁画和祭器残块以及泥塑的熊爪、鹰爪和鸟翅等,并出土了具有绝高艺术性的泥塑人物群像,皆为女性。已发现的人像残块有头部、肩部、胸部、手臂、腿部以及鼻和耳等,分属6个不同的个体,与真人大小接近,位于主室中心的大鼻、大耳竟为真人的三倍大小。特别是这里出土了一尊与真人大小相当的彩色头像,高22.5厘米,出土时呈鲜红色,眼眶、面颊尤其鲜艳,唇部涂朱。头像虽然缺了半边耳朵,但造型依旧十分传神,嘴角微微上翘,脸颊随着上下唇的翘张而微显笑态,流露出一种神秘感。眼球的处理更为精妙,在凹陷的眼窝里嵌入两个淡青色的圆玉片,使日艮睛显得炯炯有神。头像眉骨、颧骨很高,具有典型的东亚蒙古人种特征,应是依据蒙古人种女性艺术夸张神化而产生的女神形象。

积石冢环绕女神庙而建,散布于各个山头,分为多个把点,多选择在高度适中的岗丘顶部,一般是一个山冈一处石冢,积石冢平而形状分为圆形、方形两种,以石板搭建成坟墓,墓室、墓盖、墓底、墓界均为石板,边缘垒砌规整。每一处积石冢群均是小墓围绕中心大墓,四周又砌筑石墙以为框界,一个家内一般只有一个中心大墓,均居于冢的中心部位,与小墓之间形成明显的主从关系。大墓上积石封土,形成高耸的山头,在山岗之巅层层迭起,具有后世帝王陵般的气势。大墓墓主皆为男性,其随葬品亦明显多于周边小墓。除了玉器以外,一般不随葬其他的物品。陶器多摆放在冢上,是一种红色的筒形器,不是实用器,都没有底部,被成排地竖立放置在冢周围的一圈台阶上,与丧葬仪式或墓上祭祀活动有关。

祭坛是积石冢的附属设施,在牛河梁遗址祭坛是积石冢内由石桩围成叠起的圆坛,形成三圈三层的结构。在东山嘴遗址,祭坛坐北朝南,南北长60米,东西宽40米,南端为空旷的场坪,中央为卵石铺砌的圆台,北侧为一方形的祭坛,分内外两重,内置许多密排立置的长条列石相聚成组。祭坛遗址内出土有残破陶祭器、女性裸体陶塑像、石器、玉器等,并发现大片红烧土面,是一处由祭场、祭台、祭坛组成的大型露天式宗教礼仪活动场所。

红山文化的另一独特之处是有大量精美的玉器。首先是墓中只随葬玉器,这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普遍随葬有陶器迥然不同;其次是玉器在墓葬中的位置比较固定,同种器物常成对出现,左右对称,充分反映出浓厚的宗教祭祀色彩。墓葬玉器除常见的玉镯、玉箍、玉璧等之外,还有玉龟、玉蚕、玉凤等动物造型,勾云形玉佩是其代表性的玉器种类,而最为夺目的亮点,则是玉龙。玉龙大体可分两类,一类半圆形,体形细瘦,长鬃飘飞,形似英文字母“C”,称“C形龙”,另一类呈环形,环体肥厚,形象似猪,头部肥大,双耳饱满,嘴和鼻梁上有活灵活现的皱纹,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微微突起,称“玉猪龙”。玉猪龙也是中国龙文化最早的形象起源。在红山文化中极其罕见,在一些大墓中也只有一两件,且置于墓主的胸前,显得非常珍视,不应是一般人所有,也不是一种简单的装饰品,而更像一种图腾物,可能是红山文化先民们的族徽。

红山文化女神庙是中国最早的神殿,其规模和组合形式表明它不会是一个民族或部落所能拥有,而只能是为整个文化共同体所共有。牛河梁又正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内四通八达的中心地带,它应是该文化一处高层次的聚落中心。女神庙里的女神像,以真人为依据塑造而成,比例适中又极富表情,供奉的可能是一位代表生殖繁衍的“母性之神”。更有人认为她就是红山人的女祖。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历程中精彩的前奏,其玉器不仅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同时也反映了以玉为佩、以玉为祭、以玉为葬等哲学观念,因此,红山文化又被称为“远古玉器中心”。

良渚文化

良渚位于浙江省余杭市,是太湖平原上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20世纪30年代,在这里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存,良渚文化因此而得名,距今约5300—4000年。

良渚文化的许多高等级宗教设施和大墓通常位于覆斗状土墩顶部,所以不少遗址地名都与山有关,如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等,这些特征成为搜寻其文化踪迹的明显标志物。在余杭境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良渚文化遗址50余处,包括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其中莫角山为大型建筑基址,反山、瑶山、汇观山等为高台土冢

与祭坛遗址相复合、以大量殉葬精美玉礼器为特征的贵族专用墓地。

莫角山处于良渚文化遗址群的中心,高10多米.面积30万平方米,为自然高岗并经人工修筑。山顶中心部位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成排柱洞,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上,夯土基址周围还分布有三个小岗略成鼎立之势,将建筑基址环绕。这样的大型的建筑基址应是为公共事务而兴建的,是贵族行使权力,举行活动的场所。

反山墓地高5米,人工堆筑,总面积2700平方米,发现大墓11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墓,长3米、宽2米左右,盛行玉敛葬,共出土琮、璧、钺、环、三叉形器、冠状饰等玉器1200多件,是良渚文化中数量最多的。玉器上花纹纤细之极,一毫米宽度内可有四五根线。成套的玉器往往玉色一致。玉器上雕刻神人兽面纹形式的神徽,表明反山是一处贵族专用墓地,被誉为良渚王陵。

瑶山祭坛高35米,有多重阶梯状石墈及护坡,平面呈方形,由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面组成,共有大墓12座,出土玉器700余件,但却没有发现一件玉璧,据此判断墓中埋葬的应是身份特殊的祭司。

良渚文化所处的太湖地区是我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遗址中普遍发现较多的石制农具,农业已由耜耕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制陶、制玉、纺织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致的制玉工艺,代表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在墓葬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墓穴宽大、葬具精致,随葬大批精美玉器。而小型平民墓葬,则不具备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少量的小型玉饰件,整个社会已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现出等级差别。

良渚时期已经产生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权力。大型墓台的营建工程量巨大,特别是莫角山顶部非当时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大型建筑基址,显示了良渚人非凡的营建能力。如此大规模的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保证,而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又是与当时社会等级差别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良渚文化时期,氏族和部落里应该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