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文化博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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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考古(6)

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埋葬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又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而在所谓平民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绝无贵族墓中所见的玉器种类。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一些制作精致的蟠螭埭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器,也均出自贵族墓,是等级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除玉器加工外,良渚文化居民的日常生活丰富多彩。农业生产是主要部门,种植水稻作物,有粳稻和籼稻两种,此外在一些遗址中还发现有花生、芝麻、蚕豆、甜瓜等植物种子,类别相当多样。

制陶普遍采用轮制,器形规整,造型优美。陶器中引人注目的是黑皮陶,有的陶鼎上刻有漩涡勾连纹和曲折纹图案,有的贯耳壶上刻有简化鸟纹和曲折纹,或以圆涡和双线构成的编织纹。这些纹饰,线条精细,繁杂而富于变化,是陶器中的佳作。部分器物上刻有陶文,透露了当时社会文化进步的信息。

良渚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会加工纺织品,如家蚕丝织成的绢和苎麻织成的麻布等。竹器的编织比较发达,竹篾多数经刮光,编织方法多样,成品有竹席、篓、篮、箩、箕、箅等,广泛用于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此外,良渚文化还有桨、槽、盆、杵锤等木器。木桨的使用说明生活在河道纵横地区的原始居民,已有了舟楫作为交通工具。

良渚文化居民过着比较稳固的定居生活。有干栏式建筑,木桩密集排列,正中有一根长木檩脊,盖有几层竹席和芦席。有水井,井底遗落不少陶器和石斧等,有些井还有用弧形木板连接而成的木构井圈。

良渚文化处在一个由新石器文化向青铜文化过渡的历史时期,因此成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关键阶段和热点地区。象征至高无上地位的人工高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埋葬于祭坛之上的大型墓葬以及充斥于死者周围的成组玉器等现象折射出良渚文化内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有国家的雏形。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的礼制的产生,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标志艮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社会的门坎。

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最初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因首先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距今约4 500—4 000年,主要分布于今天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考古学研究表明,所谓的龙山文化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文化概念而成为一个时代的代名词,它的内部文化系统和来源各不相同,根据文化面貌之间的差异,可以分为不同的地方文化。如山东龙山文化,称为典型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地区;河南龙山文化,又分为王湾三期、后冈二期和造律台三个类型,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和豫东一带;陕西龙山文化或称客省庄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泾河、渭河流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晋西南地区。

不同地区的龙山文化各有特色,但也有共性,这就是黑陶。黑陶是龙山文化的突出特征,也是龙山文化区别于仰韶文化的根本特点。与仰韶文化初现时称为“彩陶文化”的称谓相对,龙山文化刚发现时也被称为“黑陶文化”,可见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龙山文化黑陶是继仰韶文化彩陶之后兴起的一种优秀制陶技术。由于利用快轮轮制技术,所以陶胎极薄、胎骨紧密、通体磨光:又由于在烧制过程中采用了封窑烟熏的渗炭方法,所以器表呈现出深黑色光泽,甚是精美。它不以装饰取胜,而以造型见长,纹饰仅有少数弦纹、划纹或镂孔等,但却具备了黑、薄、光、细四大特点。而这些黑陶艺术的集中代表则是被称为典型龙山文化的山东龙山文化。

山东龙山文化是黄河下游地区的一支新石器晚期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中部、东部和江苏省的淮北地区。它上承大汶文化,下续岳石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和独特的成就。它是最早被发现的一种龙山文化,研究也相当深入。

黑陶罐与所有的龙山文化相似,山东龙山文化也是以黑色陶器群为显著特征。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壁薄而均匀,造型规整。器表多素面磨光,常见纹饰有划纹、弦纹、竹节纹、镂孔,并盛行盲鼻、乳钉等附件,篮纹少见。袋足器、三足器、圈足器比较发达,但未见斝和鬲等三足器。典型器物有袋足鬻、岙、觑、罐形鼎、盆形鼎、三足盘、高圈足豆、折腹盆、罐形杯、筒形杯、高柄杯、折肩罍、大口深腹瓮等。其中,鬻、盉类为黄色或白色的薄胎细砂质陶,也有的是白衣红陶,无论陶形和器形,均异常突出。大量使用陶鼎,罐形鼎多为砂质,鼎足多作铲式,盆形鼎多为泥质,鼎足多作“鬼脸”式。特别是高颈陶鬻和“鬼脸”式足的鼎,特征鲜明,并给相邻地区以强烈影响。在山东龙山文化分布区的偏西部分,由于与河南龙山文化交流较多,所以文化面貌稍有不同,灰陶比例略高于东部地区,出现了少量带绳纹、方格纹的大口深腹罐,陶鬻多为子母口短颈大袋足,罐形鼎的鼎足多作侧三角式,大口深腹瓮多为灰陶并常在器腹上安有宽横把手或拍饰篮纹,筒形杯数量较罐形杯多等,还发现过有灼无钻的卜骨。这些属于地区性的变异,表明山东龙山文化本身也存在地域性差别。

山东龙山文化在陶器制作方面有自己值得骄傲的精湛绝技,最值得一提的首推它蛋壳黑陶制作技艺。蛋壳黑陶是中国古代陶器中特别与众不同的一个群体,它仅见于山东境内龙山文化的早中期遗址中,是在此地独有的陶土材质和独特的制陶方法基础上产生的,也是当地人生活习俗和审美观念的反映,代表着黑陶技术的最高成就,它的标志型器物是蛋壳高柄杯。

高柄杯是蛋壳黑陶中仅有的一种器形。陶杯经轮制而成,杯壁厚度均匀,薄如蛋壳,最薄处仅为0.2—0.3毫米,应是用刃口极锋利的刮刀类的工具,边旋转边刮修坯泥,当器壁达到极薄时,再进行磨光,并在杯身上加刻镂孔和纤细的划纹作为装饰。蛋壳陶之所以光亮无比,是因为用磨光石对胎体表面做长时间打磨,导致胎体中的石英、云母、绢云母等反光物质的颗粒顺着一个方向排列,对光线由漫反射变为平行反射,才使得器表熠熠发光。这种成型技艺费工耗时,且要耐心细致,稍有疏忽,将前功尽弃,因此就是在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进行仿制也不是件易事,它的制作工艺达到了中国古代制陶史上的顶峰。虽然陶杯胎体极薄,但质地却极为细腻坚硬。有人称赞它们“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被世界各国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蛋壳黑陶高柄杯可分为粗柄与细柄两种形式。粗柄杯有的杯体和柄部分别制成,再套接在一起;细柄杯联体制成,上面是个敞口深腹的小杯,中间是倒置花蕾形、透雕中空的柄腹,下面是覆盆状底座,由一根细长管连成统一的整体,形态纤巧秀致。有一种动人的节奏感和韵律美。蛋壳黑陶杯仅出土于少数大、中型墓葬之中,是一种高贵用品,非常人可以享用,应是一种显示身份的礼器。

山东龙山文化有自己的氏族公共墓地,同一基地上的墓葬方向一致,但各墓地之间则不尽相同,有木椁、石椁等葬具,均为单人葬,流行仰身直肢葬式,个别为屈肢和俯身二次葬。多无随葬品。少数大墓随葬品十分丰富,除高柄杯、白陶鬶、三足盘、鼎以外,还有罕见的玉器装饰品等。部分墓葬中,死者手持獐牙或随葬猪、狗的下颌骨。

山东龙山文化在其分布区内文化面貌相当一致。从渤海海峡的岛屿到苏北、鲁中南地区,各地都出土有精致的蛋壳高柄杯及其他薄胎磨光黑陶器,造型及制法十分接近,反映出社会经济的活跃和产品交换的发达。制陶业、制玉业的成就,已超出了通常原始经济所能达到的水平。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多处城址,发现了与城址有关的祭祀坑、大型基址、大墓等重要发现,贫富的悬殊与贵贱的对立表现得非常明显,意味着社会上已产生阶级分化,即将进入史前文明。

青海喇家遗址

青海省民和县官亭盆地,范围约20平方公里,以黄河的三级阶地为主体,周围是海拔2 000米以上的山地。盆地内有新石器与青铜时代遗址数十处,是理想的人类聚居地。

喇家遗址,就位于盆地的中部,距今4000年左右,面积20万平方米。遗址区的田间和沟渠里,甚至泥墙上都可以发现大量陶、石、玉器的碎片,令人置身其间,仿佛进入几千年前的世界。在时空隧道中穿行。

遗址内不但出土了丰富的遗物,而且探寻到宽大的围村壕沟、中心广场和几十座窑洞式建筑以及烤制食物的壁式烤炉与面条等地域性文化遗存,此外还有大量的窖穴及奠基坑、杀祭坑、墓葬等。广场位于遗址的一片民居中间,地面平整、宽阔,有明显的长期踩踏痕迹,在它的周围发现腿骨被折断的人骨及大量燃烧过的灰烬,表明这里还是当时人们进行祭祀活劫的一个重要场所,是聚落的中心。喇家遗址还出土了被誉为“黄河磬王”大石磬,长近1米,宽60多厘米,厚4厘米,与传统所见的弓背形或曲尺形石磬不同,它的形状仿制齐家文化流行的石刀。呈长方形,边缘还有象征性的刃部,称刀形石磐。磬上有琢制的穿孔,以便于悬挂,是同时代最大的石磬。石磬是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礼乐器,喇家遗址出土的大石磬,形式构成符合黄金律,有较强的美感。按照古代礼制的标准,这样大型的磬应称为“特磬”,是特权阶层专用的乐器,只有王室和诸侯才能使用。喇家遗址出土了带有祭祀特征的广场和高等级的特磬,表明它已经不是原来所认定的普通原始村寨,而是一个中心聚落乃至一个古国城堡。

喇家遗址最突出的看点是遗址东北部高地上发掘出来的数座房址。它们在形式上都是齐家文化中比较平常的居址,、白灰面半地穴式建筑,保存有不太高的墙壁,但与众不同的是,在这些残破的房址内却发现大量的人类遗骸。特别是4号房址内,在面积只有14平方米的室内,发现人骨多达14具。人骨呈不规则姿态一组组地分布在居住面上,有的匍匐在地,有的侧卧一旁,有的相拥而死。中心灶址处有一个成年人两手高举过头顶,双腿为弓步,死亡时身体还未完全着地,像是要托起即将倒塌的房顶的样子。西南部有5人集中死在一处,其中4个是年少的儿童,另外一个年长的成年人似在用双手护卫着身下的4人,5人或坐或倚或侧。头颅聚拢在一起。在7号房址内。室内西侧还发现一个成年个体的下肢骨,而上肢骨骼在门道内。在室内中部还有一副儿童骨架,也俯卧于地面上,骨架被向下压平。室内东壁和西北角都保存了大量本为完整的陶器,皆被压成了碎片。

最让人震惊的是几座房址中几对“母子”形象。3号房址中的一对“母子”在房址的东墙边,母亲双膝跪地,用双手搂抱着幼儿,幼儿依偎其怀中,双手也紧搂着母亲腰部,显示出十分恐惧的样子。母亲脸部向上,颔部前伸,像是在向苍天祈求生路。4号房址内的母亲屈膝倚墙坐在地上。怀中紧紧抱着孩子,脸颊紧紧贴着孩子的头,孩子同样用双手紧紧抱着母亲的腰。7号房址中,也发现一对“母子”,位于靠近门道的地方,俯身于地,骨骼因受压而紧贴地面,成人骨架折曲成V字形,儿童骨架位于成年人身体与手臂下面,像是大人护着小孩向屋外逃脱不及而死于室内。

经过鉴定,在房址内抱着孩子的长者都是女性,年龄都在30岁上下。最小的孩子只有2岁。3、4号房址的16人中男性只有3人,其中2人都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只有1人年过40,属于典型的幼弱妇孺群体。然而人骨DNA的鉴定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其中两对成年人与儿童却并非母子关系!

这么多未成年人,显然不是出自同一个家庭。是临时集中到了这些房子里,而从人骨呈现的不规则姿态上看,都是意外死亡。可见当时确实发生了某种大的灾难,使得这些寻求避难的人们终于在劫难逃。

究竟是什么灾难在4000年前的某一天降临到了这里呢?研究人员通过遗骸上覆盖的棕红色黏土找到了初步的答案。这些黏土形成于流水作用,都夹有较多的细小波状沙质条带,具有“漫洪沉积”的特征,与当地河流泛滥时洪水带来的堆积性质相近,是黄河泛滥的产物,由此可推断是洪水泛滥时,汹涌的洪峰冲上河边台地,也涌进了当时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里,用泥沙淹埋了滞留在房子中的全部妇女儿童。因此黄河异常洪水是喇家遗址毁灭的主要原因。

然而接下来的研究却表明,情况却不这么简单,简直是祸不单行,因为在洪水之前还发生了强烈地震以及山洪暴发等自然灾害。在喇家遗址附近,地裂缝、沙管和地面变形等古地震遗迹分布特别多,地裂缝有数十处,最大的一条宽0.5米,深1.5—2米,长约40米。覆盖人骨的棕红色黏土中也发现了大小不等的棕黄色粉沙团块,也属于地震造成的房屋倒塌迹象。根据这些地裂缝,沙管、沙堆的形状和分布特征及粉沙团块形成特点,可以肯定在洪水到来之前的几个小时到一天的时间里地震已经将喇家人的房屋建筑全部摧毁了,把村里人都埋在里面。而且在地势较低的遗址南部土层里,研究人员还找到很多沙质“透镜体”,包含齐家文化的陶、骨和玉器等残片,属于古山洪堆积,表明在地震之后、洪水来临之前山洪又冲毁了部分村落。因此关于喇家遗址史前灾难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就是:首先遭受地震攻击,房倒屋塌,然后受山洪侵袭,最终到黄河异常涨水、漫上台地,将整个遗址完全淹没。

喇家遗址的史前灾难遗迹,在中国尚属首次发现,在国外也很少见于报道,是震惊世界的考古重大发现,被誉为“东方的庞贝古城”。它有世界末日般的压抑气氛,但更多的是透射出无比高尚的真情和爱心,体现了灾难来临之时,人们护佑幼小、相互友爱的情景,彰显了一种原始的人性美。它是一幕封存了4000多年的人类悲剧。也是历史发展的精确定格,对于探讨西北地区古代文化变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