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展示的几位卓越人物，当初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默默无闻，也曾遭受过命运的无情嘲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黯然徘徊，但他们抓住了命运之手。因而从平凡走向了卓越。他们的成功揭示了一个千古不破的定律：人生本非天定，命运自在人为!
一、一个犹太幸存者和他的机遇
如果一个人抛8000次硬币，要想8000次都同一面朝上，它的概率大约是10的2400次方分之一，也就是微乎其微。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古罗夫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成功的。他相信自己，也相信命运和机遇。
古罗夫领导的英特尔公司现在已经成为电脑行业的领头羊之一。在1997年全球销售的8，300万台PC电脑中，将近90％都使用Intel的芯片；还有汽车防抱死制动系统、互联网服务器、移动电话以及数字照相机；更别说10年之年后会有多少同类的新产品发明制造出来？英特尔公司已经成为整个数字化经济的风向标，它几乎可以随意左右电脑用户和产家的意志，甚至新芯片的上市日期。它控制着整个电脑行业的发展进程，自然地垄断市场，获取巨额利润。这样辉煌的成就是几十年前那个逃亡的小男孩自己也不曾料到的；
安德鲁·古罗夫1936年9月2日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乔治是牛奶场主，为人随和，好结交朋友。他早年辍学，自学商业和会计，经营了一个小牛奶场。他们住在一个19世纪的二居室里，母亲是一个姣小可爱的女人。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不再因为是小场主和犹太人受到歧视。4岁那年布达佩斯发生了猩红热，他差点送了命。虽然活过来了，却留下了后遗症。他的中耳感染使耳鼓穿孔，几乎丧失听力。后来他动了5次手术终于恢复了。
接着爆发了二战。这是古罗夫最痛苦的记忆。如今他虽然在全球飞来飞去，却没有回过布达佩斯，他不愿触动自己的创伤。只有在酒后，他才会一点点吐露那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1941年他父亲去了一个劳动大队，随后就失踪了。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年月东欧的犹太男子经常像晨雾似的一转眼就不见了。1944年3月德国占领布达佩斯。那年他才8岁，母亲带着他改名换姓躲到一个基督教徒的熟人家里。
战后他父亲总算活着回来了，而他则准备完成父母的梦想——上大学。他开始并不是学理科的。14岁他到当地一家青年报工作，并且很快就爱上了新闻行业。后来因为一个亲戚的案子他不得不离开报社，转而攻读理科——化学。他天生好奇心强，尤其是他发现自己对分子有特殊的感觉，这使他比绝大多数同学更快地掌握分子结构。他的好友拉尼回忆说，他们小时候经常一起划着船到当地一个湖的中心，在和煦的阳光下看书做功课。他说古罗夫性格很开朗，总是听见他唱歌——不管是在体育课上还是实验室。而歌剧正是古罗夫的另一大爱好。
后来苏军进入布达佩斯，他像开头写的那样决心逃走。在国际救援会的帮助下，古罗夫从奥地利辗转经过越南到了美国，寄住在布鲁克林的叔叔家。他们早在30年代就迁到了美国。美国的自由使他惊异莫名。“我活了20年，人们总是说我这说我那。到了美国我以为也会差不多，因为我是移民。可是没有，根本没人管我。”古罗夫回忆说。
他上了纽约市大学，刻苦攻读，几乎门门是A。1960年他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的《纽约时报》还做了报道。他的老师都感到这孩子前途无量。
在大学时，他还找到自己的终身伴侣——妻子伊娃（Eva）。1958年他们结了婚。小两口搬到了加州，古罗夫攻读加州大学的博士学位。他又成为尖子。毕业时，他可以任意挑选美国的研究机构。最后他选了两家：贝尔研究所（Belllaboratories）和仙童半导体研究所（FairchildSe——conductor）。前者久负盛名，后者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研究人员。他权衡再三选择了仙童。
1968年，仙童研究所开始衰落。由于领导不懂半导体行业，只会互相争权夺利，研究人员纷纷离去。英特尔创始人之一的诺伊思（Bob Noyce）和当时硅谷有名的投资人亚瑟·洛克（ArthurRock）关系很好。他打电话给洛克，说他和莫尔要自己开半导体公司，仙童研究所已经完蛋了。洛克立刻着手筹集了足够的资金。莫尔有一天在科罗拉州开会时又和古罗夫说了这个计划，古罗夫几乎马上同意。公司原来起名叫集成电子公司（IntegratedElectron。ics），但随后缩写为Intel。
三剑客联手闯天下，本来应该无往不胜，可是，当时计算机行业已经发展迅速，瞬息万变。他们公司一开始就不顺，因为他们跟不上市场。比如他们正想做RAM，外面却已经铺天盖地，于是他们又不得不开发新产品。虽然也能赚到些钱，但这样跟着市场跑是最辛苦的。古罗夫甚至做梦都被一群野狗追赶，累得筋疲力尽。
苦苦折腾几年后，他们终于开了窍。实际上是莫尔的战略眼光起了关键作用。1965年莫尔通过研究测算发现芯片的技术每两年会更新一次，成本反而会降低一半（后来这周期修正为一年半），后称为“莫尔定律”。这一发现给英特尔带来了巨大生机，从此，它摆脱了跟着别人屁股跑的厄运。
莫尔为人腼腆温和，做事不急不缓，但极有条理。他早就看出古罗夫是个大器，有一次散步时跟他说：“有一天你能领导公司。”此后莫尔不断磨炼古罗夫各方面的能力，特别是他的思维方式，从产品的包装到日本的贸易状况。古罗夫说他犹如自己的严父。1979年古罗夫当上总裁，1987年顶替莫尔当上了首席执行官：
莫尔现在已经78岁了，每周依然上三天班，当然不是为了钱，他持有的英特尔公司的股票价值70亿美元。
古罗夫对自己要求极严，以身作则，办事雷厉风行，对公司员工也极为严厉，工作稍有差错，动辄大发脾气。他每天工作到很晚，但办公室和员工的相比毫无特殊之处：英特尔公司总部设在圣克拉（SantaClara）。四四方方的一块大办公室由无数的隔断隔开，看着像座迷宫。大厅里挂着鲍勃·诺伊思的巨幅照片。古罗夫和莫尔的隔断规格为2．52m×7m，谁都可以晃过来和他们聊会儿天。如果古罗夫来晚了，他也只能像其他员工一样左推右搡地挤到自己的隔断那里去。58岁的总裁克莱格·白瑞特（CraigBarrett）有时会穿着牛仔靴出现，那是他从日本或马来西亚回来去蒙塔那（Montona）的农场时经过总部。电脑界都叫他们“安迪”和“克莱格”。
英特尔向员工赠送股票，去年冬天就送了一次。公司现在已经造就了许多的百万富翁。
英特尔最重要的原则是纪律性。从人际关系到生产都是遵循近乎冷酷无情的纪律。古罗夫最不能容忍迟到和聊天的人，倒不是他苛刻，而是工作性质决定了不能出任何差错。新员工总以为公司故意让他们多干，因为古罗夫老发脾气，而且是真的发脾气：他自己心里有一个标准，只要谁够不上这个标准，他就会骂人。1984年的《幸福》杂志甚至说他是美国最厉害的老板，有时候他自己也觉得很过分。他事后多半会道歉，但有时真的会很伤员工的感情难以弥补。
但正是这种作风帮助他的公司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1976年起，公司遭受接踵而来的打击：先是芯片市场需求疲软，随后工厂出了问题，接着日本人倾销他们的产品。1981年芯片行业陷入低谷，但古罗夫并没有裁员。他命令员工每天多上班两小时，工资照旧。英特尔真正成了冷酷的资本家，有的工程师甚至在额头绑上汗带表示抗议，但古罗夫不为所动，公司必须度过难关。
更严峻的考验出现在1994年。这年英特尔卖出了几百万个奔腾芯片，却突然发现这些芯片有问题。问题并不大，由于一个线路干扰，计算机在运算中会发生错误。这在芯片生产中比较常见，大多数用户用几年电脑也不会出事。所以，用户打电话来询问时，技术人员都告诉他们不要紧，结果用户把这事捅到新闻界。CNN、《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时报）都做了报道。当时正逢圣诞节前后，古罗夫在滑雪，闻讯大吃一惊。她女儿说他当时照自己脸就来了一下，以后三天坐电梯都没好脸色。
他和顾问开了一个周末的会，决定改变策略。星期一一上班，他就把公司全体员工骂了个狗血喷头。不到十天，英特尔就花4．75亿美元调换了所有奔腾芯片，并提供上门服务。古罗夫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但实际上英特尔公司反而赢得极高的信誉。此后英特尔不仅没有继续受损，相反财源滚滚而来。古罗夫的英明决策让公司躲过了一次灭顶之灾。
古罗夫的信条是：“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他作风强悍，性格直率，敢于面对现实，克服恐惧，遇到不如意也能直抒胸臆，甚至想骂就骂。虽然常常得罪人，但英特尔这艘超级商业巨轮在他的掌舵下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令竞争对手们无法望其项背。
古罗夫对员工还只是严厉而已，对竞争对手则近乎残酷无情。他上行之后，几乎把所有剽窃英特尔芯片技术的对手都送上了法庭。英特尔现在牢牢地控制着康柏、Dell、Gateway等几个大客户，他们占公司销售相当大的份额。别的公司费尽心机，削尖脑袋也挤不进这块市场。
他最大的担忧是在市场方面。目前，PC市场的发展速度已经减缓，价格也越来越低，今年PC单价已经不足1，000美元。虽然它只占英特尔销售额的小部分，但很有可能改变公司的发展策略。而且公司的股价经过1年的涨势（其中有四个多月涨了一倍，曾达到100美元），现在回落了30％，为70美元。虽然股票有涨有落，但这种回调太深，一定程度说明了电脑市场发展的趋势。投资者并不太能看出芯片行业的前景，他们只觉得1，000美元的PC对芯片业来说利润很难保证。
不过在古罗夫看来，这又是一次机遇。他正在对公司做相应的调整，寻找更好的芯片材料，降低成本，继续获取利润。公司还投资上亿美元刺激电脑消费，现在他们已经主动向多媒体、光缆调制解调器和电脑声卡（audiosoftware）发展。古罗夫的脑子里有无数的计划方案，就是不能一下一一做到。他总想一劳永逸，不再关心公司未来。有时，吃着吃着饭，他会问自己：“我为了什么吗？”他总怕自己考虑不周全，会给公司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还有别的烦恼事。联邦贸易委员会那年秋季将会再次调查英特尔。以往虽然也调查过，但英特尔并没有不正当的经营行为。只是它的市场份额实在太大了。
二、善抓机遇的松下电器
机遇的产生，首先在于人对现实生活中一些身边小事的留心观察。把一些看起来不重要，而往往被人们忽略的信息转化为人们的需求。这是机遇的第一条法则。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对身边小事的留心观察，可以说做得十分出色。
提到松下电器公司制作精良、先进的家用电器外，不能不提到它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说起来，松下先生的发迹得益于几位女性的谈话的启发。
松下幸之助年轻的时候，最初是某电器工厂的一名见习生。一次，他在市场上闲逛，听到几个买东西的家庭主妇在议论，现在的电源插座都是单用的，很不方便，如果一个插座能供几件电器使用就方便多了。
松下先生从妇女的议论中抓住了市场需求，经过思考，革新了灯泡接头，并拿出了多用插座样品。建议老板生产多用插座时，却被老板训了一顿。
老板的固执，促使松下幸之助下决心自立门户，1917年，在他22岁时和妻子及几位好友租一间小房子，成立了“松下电器具制作所”。首批产品是“三通”电源插座，投放市场很受欢迎，松下幸之助获得了成功。
如果当时松下幸之助先生的老板采纳了他的设想，或许今天就没有松下电器这一响亮的品牌了。自那以后，虽然松下电器还经历了多次商海浮沉，但是，松下幸之助先生注意听取那些不同的大胆想法，并注重女性，特别是家庭主妇的需求，为企业发展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机遇。
以往，大多数家用电器厂的研究人员都是男性居多，他们对年轻女性、职业妇女、以及家庭主妇们的需求在了解上往往有差异。1985年10月，松下电器公司用5名女职员组成一个开发小组，由她们提出的新产品设想，令男同事都大为惊讶：他们从未想到过，新产品要解决的问题居然一直存在着。
比如，经过相当规模的市场研究后，这五人小组发现：内衣的晾干问题一直是妇女们共同的大问题。据她们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年轻女性每晚都要洗自己的内衣，而又大多不喜欢把自己的内衣晾在屋外，一方面是怕男性看到，另一方面是担心招花引蝶。可是，她们又花不起7万日元去买一部烘衣机，而且，公寓的狭小空间也难以容纳庞大的烘衣机。
在五人开发小组的建议下，松下电器公司设计了一种不伤内衣的小型廉价烘干机，售价为1．5万日元，产品推出，一炮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