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都想去援助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在美国，人们组织了一支部队想尽快地开赴西班牙前线，但没有足够的经费。这时，其中的一个人说：“我们去找爱因斯坦吧，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他的战友都赞同这个意见，于是这个年轻的反法西斯战士就去见那位名闻全球的科学家。
在一间简朴的工作室里他和那位睿智的、平静的老人面对面坐着。
谈话是简短的。“我们有人，但是没有钱。”
爱因斯坦沉默着，抽着烟。
“而钱就意味着飞机、炸弹、汽车、汽油和战士的衣装，而这一切又意味着：西班牙的自由。”
“好吧，”爱因斯坦说，“我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给你们，但是这并不多。”他站了起来。
“不，”年轻人也站了起来，“我们不想要您的钱。把您的论文给我们，就是那篇‘运动物体中产生的电动力学’。”
爱因斯坦注视着年轻人，他弄不懂，那篇过去的论文对西班牙战争会有什么用处。
“把那篇论文的原始草稿给我们吧。”年轻人要求说。
爱因斯坦明白了。反法西斯战士想把这篇草稿卖钱。“好主意！”爱因斯坦说：“遗憾的是不可能，原始草稿不在这儿，它留在了德国……也许你们可以拿另外一篇去？”
“不，我们只要这一篇，为此我们可以得到四百万美元。”年轻人回答，“四百万，真的。”
爱因斯坦缄默良久，终于他说：“两天以后您再来吧。”
年轻的反法西斯战士走了以后，爱因斯坦立即坐在桌前，开始从杂志上把那篇论文抄下来。这是一件枯燥的工作，但是爱因斯坦干起来却高兴得像个孩子。他时常叫道：“又是一颗炸弹。”或者“这简直是一整架飞机！”
两天以后反法西斯战士得到了爱因斯坦的草稿。很快就传来了他们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上战斗的消息。
马歇尔拒当元帅
乔治·马歇尔是美国的一代名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作为美国陆军参谋长，对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重要贡献。
鉴于其卓越功勋，1943年，美国国会同意授予马歇尔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高军衔——陆军元帅。但马歇尔坚决反对，他的公开理由是如果称他“Fieldmarshal Marshall”(马歇尔元帅)，后两字发音相同，听起来很别扭。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这将使他的军衔高于当时已病倒的潘兴陆军四星上将。马歇尔认为潘兴才是美国当代最伟大的军人，自己又多受潘兴提拔和力荐之恩，马歇尔不愿使他崇敬的老将军的地位和感情受到伤害。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马歇尔随美军赴欧参战。当时的美国远征军司令潘兴非常欣赏马歇尔的才能，大战末期将他提拔为自己的副官，视为得意门生。后来潘兴虽然退役，仍然多次力荐马歇尔晋升。在潘兴的有力影响下，1939年马歇尔领临时四星上将衔出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有一段小插曲足以说明马歇尔对潘兴的深厚感情。1938年春，马歇尔前往病榻探望潘兴。潘兴若有所思地说：“乔治，总有一天你也会像我一样当上四星将军的。”马歇尔满怀激情地回答：“美国只有您有资格获得四星上将衔，绝不可能再有另一个人！”听到马歇尔的肺腑之言，潘兴顿时热泪盈眶：“谢谢你，乔治！”
马歇尔拒绝当元帅后，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美军从此不再设元帅军衔。1944年底，马歇尔晋升五星上将——美军的最高军衔。
贝多芬的吻
1985年9月，我在西德萨尔布吕肯市给一批年轻的钢琴家上主课时发现，如果我在某个学生的背上轻轻拍一下，他就会表现得更为出色。我便在全班学生面前对他杰出的演奏予以赞扬，使他自己以及全班学生大为惊奇的是，他马上超越了自己的原有水平。
我记得的第一次表扬使我感到如何的幸福和骄傲！我当时7岁，我的父亲要我帮忙在花园里干些活。我竭尽全力卖劲地干活，得到了最丰厚的报酬。当时他亲了我一下说：“谢谢你，儿子。你干得很好。”60多年后，他的话仍然在我耳边回响。
16岁时，由于与我的音乐教师发生分歧，我处于某种危机之中。后来一个着名的钢琴家艾米尔·冯·萨尔，李斯特的最后一个活着的弟子，来到布达佩斯，要求我为他演奏。他专心地听我弹了巴赫的C大调“Toccata”，并要求听了更多的曲子。我把自己的全副身心都投入弹奏贝多芬的“Pathetique”奏鸣曲以及其后舒曼的“Papillons”之中。最后，冯·萨尔起身，在我的前额上吻了一下。“我的孩子，”他说，“在你这么大时，我成了李斯特的学生。在我的第一堂课后他在我前额上亲了一下，说：‘好好照料这一吻——它来自贝多芬。他在听了我演奏后给我的。’我已经等了很多年，准备传下这一神圣的遗产，而现在我感到你受得起。”
在我的一生中没有别的什么可以比得上冯·萨尔的赞扬。贝多芬的吻神奇地把我从危机中解脱出来，帮助我成为今天这样的钢琴家。不久将轮到我把它传给最值得受这份遗产的人。
赞扬是一股强劲的力量，是黑暗屋子里的蜡烛。它是一种魔术，我对它的神奇作用总是感到诧异不已。
一道难题
每天晚上，着名的心算家阿伯特·卡米洛总是站在一个台子上，请台下任意一个观众给他出题。这位天才的心算家还从来没有被任何人难倒过。
这天晚上，一位先生走上台来，坐到这位心算家的对面，开始出题：“一辆载着283名旅客的火车驶进车站，这时下来87人，又上去65人。”
阿伯特·卡米洛很轻蔑地笑了。
“在下一站下去49人，上来112人。”这位先生又作了补充。
心算家付之一笑。
“在下一站下去37人，上来96人，”主考人说得飞快，“在再下一站下去74人，上来69人；再下一站下去17人，上来23人；再下一站下去55人，仅仅上来7人；在再下一站下去43人，又上来79人。”
“完了吗？”心算大师很同情地问他。
“不，请您接着算！”他摇着脑袋接着说道，“火车继续往前开。到了下一站又下去137人，上来117人；再下一站下去22人，上来68人。”这时，他用手敲着桌子叫着，“完了，卡米洛先生！”
心算大师不屑一顾地向下咧咧嘴角，问道：“您现在就想知道结果吗？”
“那当然，”主考人点着头，微笑着说，“我现在并不想知道车上还有多少旅客，我只想知道，这趟列车究竟停靠了多少个车站？”
阿伯特·卡米洛，这位着名的心算家呆住了。
画家的机智
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一名画家米开朗琪罗幼时不顾父亲的棒打和责骂，执意要学艺术。14岁那年，他自己雕刻了一个老人的头像。刚要完工时，恰被当时着名的艺术家贝托多看到。贝托多看到一个孩子能雕刻如此逼真精致的头像感到很惊讶。他端详了好一会儿，转身对米开朗琪罗说：“孩子，你难道不知道老人总是缺几颗牙的吗？”
米开朗琪罗很高兴有人指出了他雕像的缺点，他拿起手中的凿刀，朝雕像嘴里用力一敲，二颗门牙应声而落。他笑嘻嘻地对贝托多说：“这样好些了吗？”
贝托多对这孩子的机智大感兴趣。他把米开朗琪罗带到家中，并让他与自己的孩子同桌吃饭，成了他的启蒙教师。
齐白石收徒
齐白石一次因事去北京城南，在街旁地摊上见一个卖齐白石假画的，齐先生认为这人损伤了他的声望，便厉声高问：“你为什么冒充我的名字在这儿卖假画骗人？”那人笑了一下郑重答道：“齐先生，你好不懂道理！不错，这都是些假画，你要明白，凡是大画家没有不被别人造假的。造假的人越多，说明他的名气越大；无名之辈，谁也不造他的假画。再说，我这些画卖得便宜，有钱的人还是买你的真画。没钱的人买我的假画，并不妨碍有钱的人买你的真画。您又何必生气呢？”这番话竟使齐先生闭口无言。过了一会儿，齐老从地上捡起一幅画，说：“我看看你画得怎么样。”看罢说：“还有点意思。这样吧，我收你做徒弟行吗？”那人一听，趴下就给齐先生磕头。
爱因斯坦与小女孩
1940年的一个下午，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敦市的一条小巷里，一个12岁的小姑娘放学后正蹦蹦跳跳地回家。她边走边玩，一下撞上了迎面而来的一个老人。
老人蓄着一撮短而硬的小胡子，一双棕褐色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一头蓬乱的灰白头发。他一边埋头走路，一边像是在思考着什么。冷不丁被小姑娘一撞，他抬起头，友好地冲女孩一笑：“对不起，小姑娘，是我不小心。”
说完，不等女孩回答，老人又低头向前走去。
女孩望着老人，但见他穿的衣服又肥又长，整个人就像裹在一张大被单里，脚下趿一双卧室里穿的拖鞋。“嘿！这人简直就是从我的童话故事书里走出来的。”——女孩这么想。
回到家，她将碰到这老人的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后兴奋地大声说：“孩子，你今天撞着了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他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女孩直纳闷：这个连衣服也穿不整齐的人，怎么能是“最伟大的人”呢？
第二天，女孩又遇上那老人，他仍是衣衫不整，仍是一面走步一面埋头沉思。
“嗨，先生，你好！”小姑娘主动打招呼。
老人抬起头，茫然地望着小姑娘。旋即，微笑从他那憔悴的脸上溢出：“你好！小姑娘。昨天我撞着了你……”
“我父亲说你就是最伟大的爱因斯坦。”
“噢，他只讲对了一半，我是爱因斯坦，但并不伟大。”
“我说也是嘛，瞧你，穿衣服还不会呢，怎么谈得上伟大。”
听了这话，爱因斯坦那深陷的眼窝里突然放射出温柔的目光。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装束，两手一摊，肩膀一耸，冲小姑娘做了个鬼脸：“你说得对，我是不会对付衣服鞋子这类玩意儿，但愿你肯教我。”
“这还不简单！”女孩将平日妈妈教给她的穿戴要领一口气全说了出来。
“能记得住吗？”她问。
“也许能。”爱因斯坦摹仿女孩的语气，将穿戴要领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
女孩高兴得直跳脚：“太棒了！”
她喜欢上了这个怪老头儿。
第三天下午，爱因斯坦在路边等待放学回家的小姑娘。小姑娘看见他的时候简直吓了一跳，他整个变了一个人，按小姑娘说的那样穿戴得整整齐齐。
“爱因斯坦先生，你比昨天年轻了20岁。”
“是吗？太好了！我打算请你到我那里做客。”
小姑娘跟着爱因斯坦走进了他的工作室。工作室很大，到处摆着书架和书，屋子中间摆着一张办公桌，桌上的东西乱得一塌糊涂。
“你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女孩这样说，这话通常是她的母亲训导她的。
“呵，小教授，请你再教教我。”
于是，小姑娘手把手地教爱因斯坦：“咖啡杯搁在这儿，烟灰缸放在那儿，文具该这样摆……”爱因斯坦歪着脑袋看了看小姑娘的布局：“唔，对，很有科学性。”
从此，小姑娘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到爱因斯坦的工作室来坐坐。
一天，小姑娘的母亲在街上遇到了爱因斯坦，她好奇地问：“爱因斯坦教授，我女儿跟您在一起时，你们都谈些啥？”
“她教我怎样穿戴，怎样放东西和布置房间。这些天，她还常带给我小甜饼，不知道她是如何了解到我爱吃这玩意儿的。我呢，简直什么也帮不了她，只好帮她做数学作业。”
死而无憾
国际着名影星茱丽叶·毕诺许的人生观十分特殊，她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平静的死去。“我所谓的平静，是指一生中必须做的事都做完了，”她说，“也就是死而无憾。”
毕诺许认为人生有很多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最重要的事情。譬如，18岁时，最重要的是独立生活；有了工作之后，就要仔细聆听内心深处的声音，才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追寻的；而现在，家庭和抚养小孩长大是毕诺许最重要的事。她有一个3岁的小男孩，即使出国拍电影，她也每天都利用电话或传真和小孩说话。她觉得不要求回报地与孩子一起探索世界，是最快乐的事。
电影杀青时便知道自己已做出最好表演的毕诺许，和一般人一样，一直在工作和家庭中寻找平衡。“生命中遇到的困难就像是帮助自己成长的阶梯，”她说，“我觉得有位法国哲学家说得很好，他说：‘18岁时，你有青春，但你必须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年轻。’”
分段实现大目标
1984年，在东京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中，名不见经传的日本选手山田本一出乎意料地夺得了世界冠军。当记者问他凭什么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凭智慧战胜对手。
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个偶然跑到前面的矮个子选手是在故弄玄虚。马拉松赛是体力和耐力的运动，只要身体素质好又有耐性就有望夺冠，爆发力和速度都还在其次，说用智慧取胜确实有点勉强。
两年后，意大利国际马拉松邀请赛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举行，山田本一代表日本参加比赛。这一次，他又获得了世界冠军。记者又请他谈谈经验。
山田本一性情木讷，不善言谈，回答的仍是上次那句话：用智慧战胜对手。这回记者在报纸上没再挖苦他，但对他所谓的智慧迷惑不解。
10年后，这个谜终于被解开了，他在他的自传中是这么说的：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乘车把比赛的路线仔细地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二个标志是一棵大树；第三个标志是一座红房子……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的终点。比赛开始后，我就以百米的速度奋力地向第一个目标冲去，等到达第一个目标后，我又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40多公里的赛程，就被我分解成这么几个小目标轻松地跑完了。起初，我并不懂这样的道理，我把我的目标定在40多公里外终点线上的那面旗帜上，结果我跑到十几公里时就疲惫不堪了，我被前面那段遥远的路程给吓倒了。
在山田本一的自传中发现这段话的时候，我正在读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部作者花了16年写成的7卷巨着，有很多次让我望而却步，要不是山田本一给我的启示，这部书可能还会像一座山一样横在我的眼前，现在它已被我踏平了。
我曾想，在现实中，我们做事之所以会半途而废，这其中的原因，往往不是因为难度较大，而是觉得成功离我们较远，确切地说，我们不是因为失败而放弃，而是因为倦怠而失败。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稍微具有一点山田本一的智慧，一生中也许会少许多懊悔和惋惜。
换一个角度思索
阿尔倍托和维多利亚女王夫妻感情和谐，但是也有不愉快的时候，原因就在于妻子是女王。
有一天晚上，皇宫举行盛大宴会，女王忙于接见贵族王公，却把她的丈夫冷落在一边。阿尔倍托很是生气，就悄悄回到卧室。不久，有人敲门，房间里的人很冷静地问：“谁！”
敲门的人昂然答道：“我是女王。”
门没有开，房间里没有一点动静。敲门人悻悻地离开了，但她走了一半，又回过头，再去敲门。房内又问：“谁？”
敲门的人和气地说：“维多利亚。”
可是，门依然紧闭。她气极了，想不到以英国女王之尊，竟然还敲不开一扇房门。她带着愤愤地心情走开了，可走了一半，想想还是要回去，于是又重新敲门。里面仍然冷静地问：“谁？”
敲门的人委屈又婉和地说：“你的妻子。”
这一次，门开了。
永不退缩的林肯总统
能坚持到底的最佳实例可能就是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你想知道有谁从未放弃，那就不必再寻寻觅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