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4月2日，左拉出生于巴黎，在法国南部埃克斯城度过童年。他的父亲是移居法国的意大利工程师，他7岁丧父后生活贫困，18岁时由于中学会考失败而不得不独自谋生，备受冷遇。1862年，到阿歇特出版社当打包工人，因写的诗受到老板赏识而提升为广告部主任，从此开始为报刊撰文，并发表了《给妮侬的故事》等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1865年因第一部长篇小说《克洛德的忏悔》被警方认为“有伤风化”而遭解雇，此后成为职业作家。1877年，左拉的第七部研究酗酒后果的《小酒店》问世，使他得以一举成名，从此踏上成功之路。
1902年9月28日，左拉在巴黎死于煤气中毒。死后举行公祭，遗体移置先贤祠。左拉生前是一个具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作品被具有保守思想的公众视为淫书，尤其是1887年他的作品《土地》出版时，更遭到舆论的非难，终其一生，未能进入法兰西学院。1908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以左拉生前对法国文学的卓越贡献，为他补行国葬。
左拉从28岁到53岁，勤奋写作了25年，终于写完了一部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人间喜剧》式大型系列小说)，其中包括20部长篇小说，出场人物达1000多人。1877年，他写作了长篇小说《小酒店》，后来又写了《萌芽》、《崩溃》、长篇小说三部曲《三城市》、四部曲《四福音书》(但未完成即逝世)。在这些作品中，最有名的是《小酒店》、《娜娜》、《萌芽》、《土地》和《金钱》等。它们被称为“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从政治、军事、金融、宗教、商业、工人、农民、科学艺术和日常生活等各个角度构成了一幅反映第二帝国时期社会现实的大型历史画卷。
左拉的作品除小说和自然主义理论著作外，还有一些中短篇小说集、剧本、译著以及杂文、序言、讲演集和大量书简。
左拉的故事
大凡有生命力的花草树木，总不是在温室暖房中培育出来的，世上有才华的文学家，也往往经历了惨淡凄苦的童年。左拉的生活历程，就是在痛苦与不幸中起步的。
1840年4月12日，左拉诞生在法国巴黎圣·若瑟夫街10号的一座楼房里。左拉的父亲佛朗索瓦·左拉，原是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一个军职世家的后裔，1813年曾在约瑟亲王军团供职，后因拿破仑垮台，他才转业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师。左拉的母亲是希腊人，姓欧白尔，名叫爱米莉·奥尔里，原是贫苦手工艺人的女儿。
1847年，左拉的父亲因患肺炎，不幸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当时，左拉的母亲才27岁，左拉也还不满7周岁。这时，左拉的家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仅在精神上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生活上遭受沉重的打击，而且在经济上也陷入穷苦不堪的困境。丧事刚了，来自各方的债主蜂拥而至，先前欠左拉父亲钱款的那些人却乘机赖账，许多既复杂又永无止境的官司从此开始拉开了序幕。左拉的童年，就是在这种诉讼和金钱的纠葛中度过的。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逼迫、冷眼和纷争，左拉的母亲深感无能为力，幸好有左拉年逾70的外祖母出来，给左拉一家以温暖和关怀。她们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这种惨淡凄苦的境遇，极力使年幼的左拉承受最微小的痛苦和不幸。为此，她们决定把左拉送去私塾上小学。
左拉12岁时，进了埃克斯市立中学，他求知的欲望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满足，很快小左拉成为一个勤奋苦学的优等生。在这里，他与同窗学友巴第思丹·巴伊(科学家)和保罗·赛尚(画家)结为至交。他们的志趣都集中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知识上。每逢假日，这三个同龄人常常一起到郊外游玩。他们从黎明时动身，带着干粮，直到走得汗流浃背、酷热难熬时才停下来。他们在树荫下一块儿读书，一块儿争辩，讨论文学与诗歌；他们读的文学作品不尽相同，但好在彼此志趣相投，喜欢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直至黄昏日落，他们才依依不舍地边走边读，边笑边闹地回去。
1857年，左拉的外祖母不幸去世，这构成了左拉生活道路上的又一重大转折。当时，左拉母子俩已经失去了生活上的依靠，无法继续在埃克斯城立足。他们决定去巴黎投靠昔日的亲朋好友。到了巴黎，经过母亲的多方托情，左拉才得以以公费生的资格进入圣路易中学读高中。可是因为穷困，在左拉19岁时，还是被迫辍学了。
左拉决定自谋生计，那样至少也可以帮助母亲闯过生活上的难关。此后，他做过很多份工作，大多是低薪的苦力。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左拉始终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每当求职碰壁的时候，他就转向去追逐书本知识，终日在塞纳河岸的旧书店里浏览。他阅读莎士比亚、雨果、狄德罗的著作，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当职业大门向他紧闭的时候，他想敲开文学创作的大门。
但文学创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时的左拉面临的是饥饿与贫苦，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无法保障。当时，他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既没有炉火，也缺乏灯光，夜幕降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时，才设法买支蜡烛，用以读书写作。华美的餐馆饭店，素来与他无缘。他常常蹲在亭子间里，只要能吃上一块面包和一个苹果，就算是一顿丰盛的晚餐了。整个冬天，他全靠吃油浸面包过活，这是他的朋友给他寄来的埃克斯产的油。那时，他还乐天知命地说：“只要有油，人就不会饿死了。”有时，他饿得实在难以忍受，就设法在屋顶上设下圈套，捕捉麻雀。天冷了，麻雀要觅食，一会儿就中了左拉布下的圈套。左拉将捉来的麻雀用一根窗帷上的小铁签串着，投进火堆里烤熟……
1861年，这是左拉青年时代最为困苦的一年。他没有任何收入，唯有等待亲朋好友的一点资助。每当用餐时，他往往只吃上一小块面包和一小角干酪。这样一点食物，怎能填饱一个青年人的肚子呢?出于无奈，他只得将所剩无几的几件衣服送进旧货市场，单衣不能御寒，他只得躺在床上。整整一个严冬，他躲在小屋里，不敢出门，除了偶尔阅读几本书籍外，就只有是眼巴巴地等待着，盼着埃克斯的朋友寄来橄榄油和面包。
1862年2月1日，沉浸在可怕的饥饿之中的左拉总算得救了。经过左拉父亲的一个朋友——布德医学博士的推荐，左拉跨进阿歇特图书出版公司的大门。在这儿，他找到一份杂务性的工作。虽然，他的差使不过是充当事务科里的一名下级职员，做的是钉箱、打包、搬运一类的重活，每月薪金也只有一百法郎，但比之先前捉麻雀充饥的境遇，真可谓是“小康生活”了。尽管昔日自由闲荡的惆怅，不免使他伤感；可是野心却鼓励他振作起来，他想写作，想成功，想做一个文艺上的革新者。在工作之余，他便着手写些小故事，那是一些牧歌式的短篇之作，小巧玲珑，充满俏皮荒诞的情趣，还略带几分诗意。
有一天，左拉把新近创作的《恋爱喜剧》的书稿，放在阿歇特图书出版公司老板阿舍特先生的办公桌上，有意让他看看，其目的在于试探一下，能否在这儿出版。第二天，老板果然派人来叫左拉。阿舍特先生是一位有眼力的书商，待人乖蔼，但工于心计。他之所以要找左拉面谈，并不是想出左拉的书，而是要用左拉这个人。阿舍特先生向左拉说明，诗稿已经拜读，但本公司不宜出版这类诗作，奉劝作者舍弃作诗，去从事小说的创作。他引证巴尔扎克的话说：“文学就像所代表的社会一样，具有不同的年龄：沸腾的童年是歌行；史诗是茁壮的青年；戏剧与小说是强大的成年。”现在的读者喜爱的是小说，而不是诗歌。接着，阿舍特老板话题一转，对左拉的才华大加赞赏，并当场宣布提升左拉为广告部主管，月薪也随之增加一倍。顿时，左拉受宠若惊。这就意味着，从此，不但他的艺术才华被发现了，经济上也不会再贫困。他从苦难的童年里一路挣扎，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自己的梦想，但在追梦的途中，很少有人会一帆风顺。就像左拉的文学道路，童年的不幸以及生活的贫穷等都阻碍过他前进的脚步。但值得敬佩的是，这位日后成名的作家，从来没有因为这些外在因素而改变创作的热情和痴心。通过他不懈地坚持练笔，最终在这混乱不堪的苦难里长成了参天大树，可谓是石破天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