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后宫制度，冷酷无情，几千宫女，红颜妙龄时选入，一生孤眠冷宫，从红颜到白发，青春虚耗。一日长孙皇后陪太宗游览后宫，见许多宫女在旁侍候，年已老大，精神萎靡不振，经长孙皇后询问方知其十二三岁入宫而今已三十五六岁了，说罢黯然神伤。长孙皇后心中酸苦，对太宗说：“妾想陛下一人，精力有限，何苦用这多人伺候，使这班青春女子，终身禁锢宫中，不如放一些出去，让她们各自婚配，下半生过上好日子。”太宗欣然点头赞成，立即命人造册点名，拣年纪大的三千余宫女尽放归各自家中，令其自择佳偶，宫女叩头谢恩，如鸟出笼，似鱼归海。朝野四海对太宗及长孙皇后的宽仁厚德颂声不绝。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秋天，长孙皇后陪同唐太宗到九成宫，因旅途疲劳，偶感风寒，皇后病倒了，虽多方医治，但终无效，病势延续两年之久。太子承乾出于孝情，“请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获冥福”。长孙皇后表示反对，她说：“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为善有福，则吾不为恶；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国之大事，不可数下，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奈何以吾一妇人，使上为所不为乎，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爱母心切，虽自己不敢向父皇奏请，却请求房玄龄，让他转告太宗。太宗感叹不已，决定大赦，长孙皇后得知，坚决不同意，太宗只得作罢。她对祸福善恶，佛教，道教采取了极为清醒的理智态度。
长孙皇后对疾病、死亡表现出极为豁达，理智的态度。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她病危，留下的遗嘱发人深思。
“妾生既无益于时，今死不可厚葬。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天下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葬，则是不忘妾也。”（《旧唐书》）
《通鉴》中记载，她在病榻上对唐太宗说：“妾生无益于人，不可以死害人，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但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仍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儿女辈不必令来，见其悲哀，徒乱人意。”
此时太宗热泪如倾，长孙皇后说罢，从衣袋中取出一小包毒药，告诉太宗：“前年皇上生病时，臣妾就准备好了这包东西，心想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臣妾立即服下，追随皇上于地下。如今妾先行矣，望陛下多保重。”说罢，瞑目而逝，时仅三十六岁。
唐太宗为失去这样一位患难与共的贤妻而悲痛欲绝，在整理皇后的遗物时，发现有她亲笔书写的《女则》一书，共三十卷。书中编纂了历史上妇女贤愚得失之往事，总结了经验教训，用以鞭策激励自己。太宗手捧《女则》泪如泉涌。他回忆皇后平生好读书，即使梳头戴饰时也手不释卷的情形，边读边哭，之后，他对群臣说：“皇后此书，足以垂范后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前此房玄龄获遣归第，皇后临终前惦记此事，对太宗说：“玄龄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太宗立召玄龄，使复其位。
贞观十年冬十一月，长孙皇后葬于昭陵，并追谥为文德皇后。昭陵在长安西北醴泉县。太宗传谕有司道，筑坟工匠百人则可，十日可成，殉葬器以陶瓷或木器代金银财宝，自古以来，帝后陵寝均为盗贼盗挖，今不置一值钱之物，盗贼即不会前来。后世子孙咸应遵守此家法。
安葬长孙皇后之后，太宗仍思念不已，在禁苑中建起了一座高大的望楼，他时常登上望楼眺望那埋葬皇后的地方……他亲自撰写碑文，刊刻在陵墓之傍。
“贞观盛世”是中国历史的辉煌和骄傲，当我们在高度评价李世民、魏征、房玄龄、杜如晦、李靖、尉迟敬德时，不应忘记，唐太宗的良佐长孙皇后，她是位伟大的女性，令人敬佩的政治家。
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包拯
包拯，字希仁，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0年）出生于庐州府合肥县东（今安徽肥东县谢集乡包材）。其父包令仪，进士及第，曾授朝散大夫等职。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性峭直”“务敦厚”“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中进士，时年二十八岁，被任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江西永修县）知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他在坟前结庐守墓，十年不仕，极尽孝道，包拯这种“孝行”，广为传颂。几年后，父母相继去世，包拯才踏上仕途。曾任知县、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任过监察御史、御史中丞、知谏院等监察大臣、枢密副使等军事要职，曾出使辽邦，又任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
包公初仕，出任天长县知县，即遇一“牛舌案”。“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包拯迅速破案，严惩了刁民。一时称为明察善断，声誉渐起。不久包拯升为端州（广东肇庆）知州。端州盛产端砚，早在唐朝即已闻名天下，成为“文房四宝”之一。朝廷规定端州每年要向朝廷呈缴一定数量的砚台。历任知府，在定量之外，大量中饱私囊，往往巧取豪夺数十倍的砚台，至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包公到任，明令砚工只按朝廷规定数目制作，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当地民众精制一台好砚送他以为纪念，包拯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民人奔走相告，盛赞包拯为政清廉，为人清白，嫉恶如仇。他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包拯由三司使改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对政令得失，大臣营私腐败之事，他都敢于直言相谏。著名的“三弹张尧佐”事件即发生于此时。
张尧佐是宋仁宗张贵妃伯父，为人不学无术，无德无才，但极善投机钻营，奉迎谄媚仁宗，而受青睐。无功受禄，屡屡晋升。仁宗授予他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等四项要职。因为任用不当，满朝震惊。包拯和群臣上疏极谏，恳求收回成命，仁宗不听。包拯非常担心张尧佐此后钻进枢密院，有可能通过张贵妃的关系，爬到宰相之位，那样他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握朝廷生杀大权了。包拯置个人得失危险于不顾，上疏向仁宗反映了任命张尧佐在群臣中所引起的强烈不满，要求仁宗改弦易辙，修正错误。言词尖锐，含义深长。但仁宗看罢上疏，数月之间，不予理睬。包拯并不气馁，以更激烈的言辞再次上书仁宗：
“臣伏以陛下凡事克己，鲜有过举，止于尧佐厚甚，不无众口交非。若厌物情，理须降抑。”（《弹张尧佐二》）包拯在上疏之后耐心启发仁宗，对他晓以利害，期以深明大义。他反复叮咛，要仁宗把吏员的任用提高到国家兴衰的高度来认识。但是仁宗仍无动于衷。是时由于对张尧佐过分重用，败坏了朝纲政纪。于是包拯又三弹张尧佐：“缘张尧佐久以非才，滥司大计，利权反复，物议沸腾。
臣等累次论列，陛下务欲保全，乃曲假荣宠，并领四职。求之前代则无例，访之人情则不安，臣实忧危，罔知所措。”仁宗虽固执，但慑于包拯等人的极谏，不得不免去张尧佐两个职务。同时明确规定：后妃之家的亲属不能出任宰相之职。
这对杜绝外戚干预朝政是极为有利的。这是包拯的一大功劳。史载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包拯对于地方州郡首领的罪恶劣迹绝不放过。李淑已兼侍读学士，端明殿学士之职，背后又攀附权贵，又获翰林学士侍从一职。一时朝野议论纷纷，且翰林学士一职每日追随陪伴皇帝身边，随时可以进谗，届时，志士仁人，还可以立朝吗？包拯上疏弹劾李淑，仁宗不得已罢免了他的翰林学士一职，但保留其侍读学士职务。包拯以为仍不妥，在《弹李淑二》中奏道：“且陛下日御讲筵，博询经义，当用笃厚方正之士，以备师臣之列；岂宜以奸险悖慢之臣得预进读于前哉，此尤不可之甚者也。”皇帝每天要听讲经史，理应选用公正忠厚的学者作为师臣，怎能任用那些阴险犯上之人作为侍读学士呢？仁宗无奈免去李淑的职务，降为寿州知州。对此，朝廷中的奸佞之臣怎能不胆寒！
封建社会，宰相地位很重要，因为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常常代表皇帝日理万机。宰相的人选关系到人民的祸福、朝政得失，国运之安危。我国兴旺的朝代，都极重视宰相人选，对其无显著政绩的宰辅之臣，纵无大过，也要罢斥。然而宋仁宗时的宋庠，充任宰相七年之久，却毫无建树。已虽碌碌无为，但却洋洋得意。包拯认为宋庠是庸相应予罢斥。他上疏仁宗说：“（宋庠）自再秉衡轴，首尾七年，殊无建明，略效补报，而但阴拱持禄，窃位素餐，安处洋洋，以为得策，且复求解之际，陛下降诏，未及断章，庠乃从容遂止其请，足见其固位无耻之甚也。”（冯景《书包孝肃弹宋庠疏后》）宋庠也曾虚伪地自求解职，但当仁宗犹豫不决之际，忽又停止请求。岂非贪恋高位，无耻之尤吗？包拯的耿直、正派、不畏权贵可见一斑。
包拯做过许多任地方官，其中最棘手的是庐州和开封两地。庐州是包拯家乡亲朋故旧，熟人熟事，易受人情包围，徇私枉法。当包拯调回庐州上任时，亲戚朋友无不笑逐颜开，纷纷前来拜谒，结果都吃了闭门羹，大失所望。《宋史》本传说他“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平时连私人的书信都断绝了。……所有亲朋来访，全部谢绝，概不接见。一切均处之公事，绳之以法。他认为：“法令者，人主之大柄”，因此“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即使遇到自家亲戚，也依法从事，违法必究，不留情面。其堂舅倚仗外甥包拯是现任知府，胡作非为，横行乡里。受害人向包拯告状，包拯即时把舅舅传来，升堂审讯，询明情况。命衙役依法打他七十大板。消息传开，市民百姓奔走相告。盛赞包拯秉公执法，铁面无私。“自是亲旧皆屏息”，亲族中再也没有人敢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了。于是有人说他不近人情，六亲不认，沽名钓誉。包拯面对扰攘的流言，挥笔写下了一首五律：“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在诗中包拯形象地勾画出自己无所畏惧的性格，表达自己不苟且求荣的志向，表明要为国家，为天下苍生作一番事业的抱负。
开封府是京师重地，皇亲国戚，世家权贵，豪门巨富他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或直通皇帝，或联络外戚，后台坚牢，政令不易推行。包拯对此早有思想准备，他铁骨铮铮，无所畏惧。上任伊始，他发现百姓申诉冤枉上诉时，要先把状纸交“门牌司”，由他们收转，这些人从中勒索，造成“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恶名声。包拯深知其弊，撤销“门牌司”，百姓可以直接到他面前递状纸，有理无钱也能伸冤了。开封城内有一条惠民河，城内达官贵人纷纷占地修庭园，筑亭榭，挤占地皮，使河道越来越窄，越淤越浅，洪水暴发，泛滥成灾，市民深受其害。包拯令其交出地契，逐一审验，发现多是伪造的。他下令对于伪造地契修筑的花园亭榭楼台，不论其官爵品阶一律拆除。并把名单上报皇上，一律免去官职。为此，朝中贵戚宦官都十分畏惧他。京城百姓传说：“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说他不贪污，不受贿，惩治坏人，铁面无情。
包拯一生生活清苦。《宋史》本传说他“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其长子包夭折，晚年喜得一子，名叫包，包拯病危时，幼子仅五岁。
他留下一条遗训：“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他嘱其族人把遗训刻在石上，砌在堂屋之东，“以昭后世”。充分表露了包拯廉洁爱民的情怀。
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六十三岁的包拯正在府衙理事，突然发病，抬回家中即与世长辞，时人闻之，都为之悲伤。据出土的包氏墓志记载：“其声烈表爆天下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待其去世时，忠谠之士，哭之尽哀，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包拯一生为官三十五年之久，生前与仁宗争论时，竟“进对之时，喧哗失礼”，甚或唾溅帝面，但他一心为国，并无私心，仁宗也不见罪，依之如股肱。故其死后，仁宗临门吊奠，以示哀悼。并派遣人夫护送其灵柩回故乡合肥安葬。今合肥包公祠仍悬一副对联：“理冤狱，关节不能，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高度概括了包拯一生不谋私利，廉洁爱民的品格。后人称其人为“真御史中丞”，冠一“真”字，使其在万千贪官污吏庸官猾吏之中鹤立鸡群。包公祠四周包河，遍生红花鲜藕，传言藕内无丝，“无丝”乃包拯铁面“无私”的谐音。祠旁有亭，亭内有井，名曰：廉泉，相传为官不廉者不敢饮此水。
包拯生前，人们即尊称为“包公”，死后同样受尊重，甚或远及塞外。据《甲申杂记》载，西羌于龙呵归顺宋朝后，对押运使说：“平生闻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归汉，乞赐姓包。”神宗欣然应允，赐名为顺。当时在开封府题名时，唯独包拯姓名为人所指，且“指痕甚深”，可见其得民心。
历代忠臣，良将，贤相很多，往往忠而见谤者，信而见疑者，甚或遭杀身灭族之祸者亦史不绝书。和包拯前后同时的名臣如范仲淹、韩琦、杜衍、富弼、欧阳修等或屡遭贬谪、窜斥遐荒；或宏图未展，抱憾终生。唯包拯在宋仁宗时代，驰骋纵横，或地方或朝廷，直至位列清华，享有侍从之尊。其为官三十五年之久，而立于不败之地，原因何在？
首先，包拯官运不败是北宋社会的需要。包拯生于北宋前期中期，当由治趋乱之时，社会矛盾日深，内外交困、仁宗时思儒家“保民而王”“仁者无敌”
等教诲，更觉需要包拯一类的能臣干将来收拾危局。仁宗有求贤之心，有知人之明，而包拯有匡危之念，又有济世之才，于是君臣相得。仁宗能容纳像包拯那样具有远见卓识，刚毅不屈的臣僚，而包拯的大孝愚忠又符合仁宗物色人选的条件。仁宗之遇包拯，乃有伯乐得马之快，而包拯之奉仁宗，自有如鱼得水之欢。
其次，包拯在北宋长期的党争之中无所偏倚。北宋自仁宗朝开始，就有朋党之祸，最著名的就是范仲淹与吕夷简之争。包拯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他出于吕门而又反对吕派。当初包拯是因为受吕夷简的荐举而受到提拔的。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然而当吕派指责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为“朋党”时，包拯对此深恶痛绝。他上疏仁宗说：“臣伏闻近岁以来，多有指名臣为朋党者。其间奋不顾身，孜孜于国，奖善嫉恶，激浊扬清之人，尤被诬罔，例见排斥。”他不仅仅是单纯地站在公正立场谴责吕派，支持范派，而且剀切指出朋党之祸。“故进一贤士，必曰朋党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党相嫉。遂使正人结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劝戒，此最为国之大患也。”包拯出于吕门而反对吕派，并非“有恩不报”，亦非“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是明辨是非公忠体国，从而使任何一党均无攻击他的口实。
其三，包拯在广大臣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他具备封建时代最高的德行至孝至忠。父母去世，他养亲庐墓十载、不登仕途，非常人所能。任官后，时时不忘忠君，处处注意爱民。张田在《题辞》中说：“公（包拯）上裨帝阙，下瘳民病，中塞国蠹，一本于大中至正之道。”包拯确不愧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